从化学新造字谈计算机外字和标准化

记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求学时候起,就不时读到语言学家停止造新汉字的呼吁。把这当作汉字规范化的大事。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以来,汉字开始成为技术标准化关注的对象。现行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采取与英文一样的“一字符一码位”方式,造新字就更显得和这种标准格格不入。“停止造新字”看来似乎已是必然趋势。不久前读到石磬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2期,下称石文)。石文以外行人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化学新造字。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我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化学家,只是一个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教学的教师,参加过若干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现就汉字标准化与化学新造字有关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关于化学新造字据苏培成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3期,下称苏文),从清末江南造船局到1964年,化学新造汉字已达647个。1998年1月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又给105～109号元素新造了五个汉字。苏先生正是面对这种无休止造新字的势态发出呼吁的。苏文虽短,但集中反映了语文界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是：“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汉字规范化要求四定,“四定首先是定量”。要实现现代汉字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强调“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大量使用复音词,便可避免造新字。还建议采用汉语拼音转写科技术语。苏文最后呼吁化学家克服习惯势力的阻挠和抵抗,从中国语文现代化大局出发,停止造新字。石文是我读到的第一篇鲜明地正面论述化学新造汉字必要性、合理性、必然性的文章。他用外行人易懂的具体例子说明：“由于化合物的组成复杂,不用新字会使表达它们的新复合词音节变得很长,很难为大家接受”。“造了新字才使以这些新字组合的复音词化学术语简单、科学、合理”。石文认为汉语新词的规律有复音化和多音词缩合化的两向性,只强调复音化是片面的。石文认为,新化合物种类繁多,层出不穷,对于不断出现的化合物母体,不得已造新字,是不可避免的。石文中上述论述十分自信,但其关于造新字“砆”作为fullerenes的汉字名时,则显得颇为犹豫和无奈。关于计算机外字汉字的计算机处理,首先要用二进制数码表示每个汉字。这就是汉字编码。中国现今应用最广的编码标准是GB2312,颁布于1980年,收录了6763个汉字字符(包括少量非字偏旁)。这6763个以外的汉字,对GB2312就叫集外字,简称外字。计算机字库芯片和有关汉字软件都按技术标准批量生产制作。这批量的规模是数万,数十万,数百万……对这批量生产的计算机,外字都是不能使用的,计算机不认识它们。现今汉字应用软件中,为解决外字问题,提供了补字造字软件。用这种软件造字时,由操作员决定给一个外字什么代码,并具体设计其字形。这种外字处理方式是操作者的个体行为。只有造字者使用的计算机才认识这个外字。在网络环境下,外字无法以代码方式在网上传输交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专用汉字系统(由专项经费支持开发的、带有大量自造外字的)无法上网的原因。这种外字处理方式,对单台计算机,对系统内的若干计算机,主要用于排版打字时,有一定使用价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造的计算机外字和集内字仍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至少有：①新补造的字,无法受字形控制符控制。现行造字软件通常只能按一种字体设计字形。你造了个宋体字,在排版时,用控制符让它变成楷体或隶书,都是不行的。只有集内字才可以。②新补造的外字,输入法难于和集内字统一,常常只能用区位数码输入。③补造的外字无法与集内字统一排序处理。④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文件无法以代码方法与其他计算机交换。可见,这种新造的外字仍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就有许多麻烦要你处理。为了解决GB2312所收汉字不够用的问题,国家后来又相续颁布过几个大字符集编码,收入汉字两万或更多,但外字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多编码并存并用,混乱不统一的问题。化学新造汉字,要考虑音义的合理、贴切,常不得不造出个计算机外字。这种外字尽管可以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同意,尽管可能获得有关部门领导的承认,但只要不被纳入国家技术标准并明令颁布实施,它就仍然是计算机外字。用现行造字软件新造了它,它也依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而汉字编码国家标准的修订又远非那么容易。外字难题的由来仅从具体技术上讲,是由于汉字沿用了或误用了适用于英文的编码方式(一字符一码位)和单纯的线性编辑操作。英文是封闭的小字符集,字符数量少而又明确确定。而汉字是开放性大字符集,字符数量庞大而又字无定数,且有不断的造字需求。按“一字符一码位”方式,只能先编码基本汉字,而后扩充,再扩充。这就自然产生了外字问题。人们手写时没有外字问题,是因为手写时可随时拼组出所需要的汉字。这样拼组则是非线性的叠加操作。英文已积累的大量文字软件中基本上都是线性操作。20多年来外字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有许多原因值得分析,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本文无法展开讨论。宏观地或简单地说,这是汉字计算机化处理发展初期,由于进展迅猛和缺少经验,不小心落入了英文之巢窟而难于自拔。回顾汉字问题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在农业时代,手工操作是文字处理的主要特征。这期间汉字技术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造纸和印刷术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在工业化时代,二三百年中,文字处理技术的主流是机械化。机械打字和以机械打字为收、发端的电报传讯是这个时代最典型最普及的文字工具。汉字在机械化面前,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姗姗来迟的汉字机械打字机和汉字四码电报,在与英文的比较中,突出显现了汉字的繁难、笨重、低效,难于普及。这深深刺痛了中国的志士仁人。这个时代又恰巧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境遇的时代。救国图强的中国文化人迁怒于汉字,把改革乃至抛弃汉字当作救国之策。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同年同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久,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被提出来。而六七十年代英文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此时的汉字肩负着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的双重重负,艰难、无望、甚是悲凉。直至80年代 ,仍有语言学家断言,计算机是汉字的最终掘墓人。但历史却出人意料,短短的十余年间汉字竟然神奇地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90年代初中国出版印刷业全面告别铅与火,大批作家、记者换笔潮,表明汉字计算机化初步成功。人们开始明白,文字的技术属性优劣,是个历史性概念。汉字的无法真正机械化和汉字能够自动化、智能化都是历史事实。但二三百年的“山穷水尽”和十余年间的“柳暗花明”,毕竟来得太突然。这神奇的发展初期,除少数成果是政府和有关机构计划支持者外,大量的应该说是有志者自主地,乃至即兴地创造。那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数百种汉字输入法之涌现,真可以看作是汉字复兴大业之开台锣鼓。汉字计算机外字问题是这迅猛发展中的一个具体失误,又由于技术标准的强制性、稳定性,问题的彻底解决就必然有些麻烦。新世纪,是彻底解决外字问题的时候了计算机网络正在中国迅速普及。网络环境下外字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外字无法上网传输。许多花巨资开发的汉字专用系统和相关文献资料成了信息高速路旁的堆积物。外字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将带动其他难题的解决。上个世纪的最后20多年,具汉字功能的计算机实现了从无到有,实现了初步优选和普及。积20多年的技术和经验,是该实现全汉字完整完满解决的时候了。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这里简要通俗地描述一个可以彻底摆脱外字困扰的技术方案。它是真正适用汉字这种开放性大字符集的。它可以统一处理全部汉字。这里的处理,包括编码表示、字形表示、存储、输入、编辑操作及传输。这里的全部汉字包括已知的所有汉字,和那些可能造出而尚未造出的汉字。它同时应该实现繁简体字一体化处理。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繁简体汉字的不同使用,是政治对立隔绝的历史形成的。而计算机化过程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编码标准则事实上加强了繁简分立,给汉字统一规范制造了新的障碍。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应实现繁简汉字一体化处理,为统一规范的汉字应用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该方案的具体技术要点如下。1.使用综合编码方案。被编码的汉字字符包括3类。a类为常用汉字(包括繁简体,约数千,占实用字次的95%以上)。b类,为除a类外的其他各种可能的构字部件(偏旁、部首、字根之类)。c类为结构类型控制符(三五十左右)。全部编码字符数千足矣。2.在上述第1条的基础上,在传统字处理线性操作基础上,增加拼组汉字功能。对a,b类汉字字符,直接用单一编码表示、调用。对其他汉字使用如下定义式描述：<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结构类型符>由单个c类字符充当。<汉字字符串>是a类和b类字符组成的串。计算机软件自动地依定义式拼组成单个汉字。下面举例说明。为便于排版,避免另造外字,下面的例子中暂且用黑体的“刂、二、川”表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左中右结构。105～107号元素所选用的三个汉字、、可分别表示为字符串：刂金杜,刂金喜,刂金波。105和107号元素名还可以三分表示：川金木土,川金波。这种情况下,一篇文稿的计算机化文本将有两个：a.源文本,其中直接用<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描述未编码汉字。b.目标文本,其中不再出现定义式。定义式由计算机软件自动拼组化为单个汉字。人工手写的文稿,可以直接写成目标文本,也可以使用定义式。使用者个人随意。3.设计统一的输入法。键盘上对c类的结构类型符逐一分配码位。未编码的汉字即外字,输入码一律是结构类型符打头的键盘符号串。4.字形库分永久性字库和动态字库。永久性字库存已编码字符(包括a,b,c3类)的字形信息。动态字库存按定义式拼组生成的字形信息。为了保证拼组字形的高质量,前述b类字符中可能包括同一个部件有显著差异的不同变体。如部件“木”可有上木(森之上部),下木(梨之下部),左木(树之左部),右木(淋之右部)等。按此法安排,前述b类字符的数量将由数百增至二三千。计算机软件只依靠定义式,无需其他信息便可自动选用相应部件,拼组出符合印刷质量的字形(质量稍差,似亦无防大体。拼组字常只占甚小比例)。只要拼组用部件设计了不同字体(宋、黑、楷、隶等),就可以拼组出相应字体的拼组字。此时的外字字体便可按排版软件中字体控制符变化。拼组字库能显著缩小字库所需存储量。为了减少永久性字库消耗,有人把a类常用汉字字形也用拼组方式形成。本人见到过全拼组式的汉字系统,其印字质量和速度均可满足使用需求。5.仿照王竹溪先生在《部首大字典》首先提出和使用的汉字排序法,可以实现内外字的统一排序。王竹溪先生选取数十个部件称为汉字字母,每个汉字都按规则拆分为汉字字母串(该串即汉字之排序码)。再利用英文词典序相同方式给出汉字排序。外字的排序码由软件按定义式自动生成,和已编码字的排序码相似。6.此种系统中,利用源文本文件,使用拼组定义式的外字以及它和编码字符的任意组合,都可以作为检索单元作检索。7.源文本文件可以上网传输。目标文本可以在任意终端上自动拼组生成。上面描述的方案并非只是笔者的空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多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实现过,推出过商品化产品。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功,或未能成为主流方式。与强制性的国家现行技术标准(尽管是陷入ASCII巢窟中的)的不一致是导致恶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据知,现今某些排版系统内部,如某日报编辑部与全国多个印刷点之间,便采用本文所描述的定义式方式实现异地外字代码的传输。客观地说,ASCII编码体制以及后来的有关汉字标准,并没有公然地、赤裸裸地否定排斥拼组式操作,甚至一直留有拼组活口。最早的ASCII编码国际标准便提到可以用拼组方式生成带附加符号的字母(如头上带双点的U)。现在看来,这活口是英文给它的同宗小兄弟(使用多种附加符号的欧洲拉丁字母系文字)留下的画饼充饥之画饼、望梅止渴之梅果罢了。后来的汉字有关标准所留拼组的活口,则是给汉字用户留下的画饼和望梅而已。但需知,我们忍耐饥渴,等待真正可食之饼,可食之梅的时候,正是有关利益集团大赢其利的黄金时光呀。再说可行性与困难数学公式、化学反应方程和结构式,乐谱(简谱、五线谱),服装设计图,动画都已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其中的非线性叠加拼组操作,无一不比汉字拼组来得复杂多样。各类程序语言和应用软件中,源文件和目标文件的使用已是普遍常规。因而可以相信,上述具拼组功能的全汉字完整处理方案不存在严重技术困难。有人担心,这种系统将给随意滥造汉字提供方便。我想,这不会比现行英文中拼写错更为严重。英文词的打字输入几乎没有限制。英文WORD软件的拼写检查,要在机内存储庞大字典和拼写规则库存。对查出的可能差错以下划绿红线方式提示操作者。前述拼组汉字系统,由于定义式都以结构类型符打头,庞大字典是不需要的,效率只能高,不会更低。有人担心拼写不唯一(如字的二分和三分)会造成检索失误。此类问题不难通过具体规则限制(只要规定最小拆分或最大拆分即可)。至于目标文件视觉长度和源文本不一致则纯属枝节,不足为虑。本人认为主要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学术思想,管理体制,编码技术标准体制,有关机构、集团的经济利益之权衡和学术领导地位之思虑,等等。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这种拼组式全汉字系统是否有强烈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也与广大汉字用户对有关问题的性质、缘由、严重性、解决可能性的认识或知识有关。笔者撰写本文就是想和术语学界、语文学界等有关各界作一沟通交流。如果饥渴尚可忍耐,或饥渴者不众,那便也只有等待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拼组式全汉字系统将为汉语文化圈统一规范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把现今被不同编码标准所强化、复杂化了的繁简对立变为繁简一体,混然一炉,使繁简体的使用成为可以由操作者个人选择的平常事。周有光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迅速缩小由政治地域等历史原因造成的汉语文不统一(不统一表现为三种汉语文：普通活+简化字的大陆语文,普通话+繁体字的台湾语文,广东话+繁体字的港澳语文)。此项工作需要国家高层决策者的支持。但没有各有关方面专家的理解支持,也不会有国家高层决策者的理解和支持。期待名词委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发挥积极影响。涉及术语用字的几个具体建议①中国术语数据库已经颇具规模。希望有关专家撰文在本刊报告计算机外字实际使用情况(数量,处理方法等)。②石先生关于造“砆”字的思考中,反映了“停止造新字潮流”给命名用字带来的强大限制。希望专家们考虑,假设有了一个方便可用的拼组式汉字系统时,你想造那些字？这些新字对术语的简单科学合理性贡献如何？结语历史已经表明,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汉字有独特的品格和许多优点。汉字确实无法实现真正的机械化,在与英文机械化的较量中是惨痛的失败者。但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为汉字提供了全新舞台。20多年的实践证明汉字对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有极好的适应性。现存的汉字处理中的难题(外字的问题或不能完整表达问题,排序问题,输入法优选问题,字库庞大问题,多编码并存混乱问题,汉字计算机操作训练与汉字基础教育脱节甚至矛盾的问题,……)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许多问题,恰恰是盲目追随ASCII之误导才造成的。我相信,新世纪汉字的完整、完满的解决方案终将实现。     

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

编者按：苏培成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汉语造新字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以及汉字规范化的问题在术语命名中常常涉及,本刊下期将讨论的化学用字读音和“癫”与“癫痫”的问题等都与此有关。造字问题涉及各学科专业人员、语言文字学界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等多方面,过去这些方面交流研讨太少。本刊欢迎各方人士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互相交流,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减轻汉字学习和使用的困难,应该实现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具体说就是要实现汉字的“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四定首先是定量,只有实现了定量才谈得上实现其他三定。定量就是要确定记录现代汉语所需要的单字数(字种数)。要实现现代汉字的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在这个基础上,再想办法逐步限制和减少汉字的字数,使得通用汉字的字数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已故的语文改革家刘泽先先生曾经说过“造新字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1],这个意见值得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的词汇也在不断地增加,其中包括外来词的吸收。不断增加的新词,对丰富和发展汉语的词汇具有积极的意义。新词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增加新字,我们要努力做到增加新词而不增加新字。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绝大多数的新词是用原有的构词成分组成的复音词。例如“电灯、电话、电车、电视”是新词,其中的“电、灯、话、车、视”都是原有的构词成分,记录这些构词成分的字也是原有的,不是新造的。近百年来,汉语增加了一些单音词,其中有些是外来词。记录这些单音词,主要使用已有的字,同时也新造了一些字。例如“打(dozen)”、“听(tin)”、“盾”(荷兰、越南的货币单位),是让原有的字增加了新的职务;“泵(pump)”、“啤(beer)”、“吨(ton)”,是新造的字。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复音词可以不增加新字,而单音词有时要增加新字。此外,因为汉语的音节数目有限,新造字差不多都有同音字。许多同音字用眼睛看可以分得清,靠耳朵听却分不清,如作为姓氏的“张”和“章”。靠目治,不靠耳治,这和传声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这是新造字的又一个缺陷。为了不增加新字,就要提倡多用复音词,尽量避免单音词,而近百年化学名词发展的传统似乎并不是这样,而是尽量使用单音词。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外国科技书籍时就开始为元素名称造新字,到了20世纪又为有机化学名词造新字。例如,把“养气”、“轻气”、“淡气”叫做“氧”、“氢”、“氮”,把“白金”叫做“铂”,把“白铅”叫做“锌”。既然用了单音词,又不喜欢使用假借字,就只得造新字。化学用字在汉字新造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年代有人统计,近百年来新造的化学字多达647个^[2]。这次为105～109号元素造新字,走的还是一百多年前江南制造局的老路。请化学家考虑：考虑新的化学元素能不能不用单音词？这样做会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解决的办法？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语言学家早就提出来用汉语拼音转写国外的科技术语,包括化学上的术语,代替汉字的音译术语。例如“锿”改为Einsteini,“钔”改为Mendelevi,“镑”改为Lawrenci。周有光先生指出：“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我国科技术语的面貌将焕然一新,科技的发展将由于术语的革新而得到方便。”^[3]拼音转写已经提倡了许多年,可是至今还没有被采用。是理论上还有不妥之处,还是习惯势力在阻挠,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如果我们从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这个大局来考虑,就应该把不造新字这个原则肯定下来。新的解决办法总能找到的。或者实现术语的复音化,或者采用拼音转写,不管采用哪种办法都会遇到习惯势力的抵抗。其实,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有时也是必须改变的,这就要全面衡量利弊得失。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这要听取大家的意见了。     

名词随笔(四)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化学用字

苏培成《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科技术语研究 1 999年第 3期 )一文提出了一个值得化学家们深思的命题 :化学用字在汉字新造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至今还在造 ,走的是一百多年前江南制造局的老路 ,请化学家考虑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苏文不解 :为什么把“养气”、“轻气”、“淡气”叫做“氧”、“氢”、“氮” ,把“白金”叫做“铂” ,把“白铅”叫做“锌” ?为什么要造出四五百个“有机化学新字”来 ?为什么至今还在造生僻冷门的化学用字 ?苏文指出 :语言学家早就提出用汉语拼音转写国外的科技术语 ,例如 ,“锿”改为“Ｅ ｉｎｓｔｅｉｎ…     

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

苏培成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汉语造新字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以及汉字规范化的问题在术语命名中常常涉及,本刊下期将讨论的化学用字读音和“癫”与“癫痫”的问题等都与此有关。造字问题涉及各学科专业人员、语言文字学界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等多方面,过去这些方面交流研讨太少。本刊欢迎各方人士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互相交流,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术语命名中的用字问题

我国的术语命名问题,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命名问题,有很大的特殊性。特殊在哪里？主要因为我们使用着方块汉字,而且使用的历史已经相当长。我们虽然有了汉语拼音字母,但是它在社会上还很不普及,远远没有具备正式文的资格,只能算一种辅助工具。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况大不相同,日本的假名字母カナ已经成为文字的组成部分。因为使用方块汉字,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常常容易闹“分家”。在给术语命名的时候,我们不但需要考虑语言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文字问题。从过去自然科学术语命名的情况来看,似乎考虑文字方面比较多,而考虑语言方面比较少。大家知道,汉字是一种注重“目治”的文字,只要眼睛能够看得懂就算满意,至于耳朵能不能听懂可以不管。理想的术语命名,应该是眼睛既能看得清楚(“目治”),同时耳朵也能听得明白(“耳治”)。当然这里所说的看得懂和听得懂,都是对“内行”(懂专业的人)而言的。为什么要提出以上两方面的要求呢？现在是所谓“信息时代”,传声技术越来越发展,也越来越显得重要。最近报导,FMB中文语词处理机(简称“拼音电脑”)已经研制成功。这种电脑,用汉语拼音输入,自动转变汉字,效率很高。预计明年可以大批生产。现在已经在着手考虑“声控电脑”。既然可以用汉语拼音输入,再进一步就直接用语音输入,转变汉字,效率当然更高,使用也更方便了。从未来发展看,搞人工智能,搞“机器人”,用语言来发出指令比用文字来发指令当然更为方便实用。这些事实迫使我们在考虑名词术语的时候,不能单从文字的角度出发,还要多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即是说我们的名词术语不但要利于“目治”,更要利于“耳治”。这样语、文兼顾,对未来的发展才更为有利。从以上的要求出发来看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制定,是有不够理想的地方。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里想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今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命名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不妥当之处,望大家指正。1.不再新造汉字现在汉字的数量已经不小。《新华字典》原来收字8000多个,后来改版增加为11,000多个。到底要多少汉字才够用,谁也说不清楚。汉字字无定量,给信息处理等各方面带来不少麻烦。多少年来人们就想摸一个底,给汉字定一个“量”,但始终未能实现。原因之一,就是不断有新字产生。从汉字的发展历史来看,早在秦始皇统一汉字的时候,甚至还要早一点,汉字就已经由“造字”为主的阶段转为基本上以“造词”为主的阶段。但是,“造字”之风始终盛行不衰。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汉字的“字”基本上相当于外语的“语素”(morpheme)。根据我的研究,汉语大约有4800多个语素(包括单音词和单音词素),而英语也只有4000多个语素。(英语科技词素只有1200个左右,根据W.E.Flood《科技词汇》一书序言说,医药学和解剖学只用了150个标准词素,加上人体各部分名称可以构造出30,000以上的专业词语。)英语用4000多个语素可以造出一切的名词术语,我们用4800多个语素(只需4000多个汉字)同样可以造出一切名词术语。即是说,我们尽可以用已有的语素(字)创造新词,而不必去创造新的语素(字)。可惜由于我们使用汉字的习惯太深,我国的科学术语(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没有彻底走上“造词”的道路。近代新造的汉字当中,恐怕以科技界新造的字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大约不下200个,其中金字旁的82个,口字旁的20个,月字旁17个,石字旁15个,气字旁13个,酉字旁14个,艹字头9个,火字旁7个,其它类型的有一、二十个。绝大部分是化学家造的,因此有人把化学家叫做新的“仓颉”。化学用字中有机化学造的一批新字,最为古怪,难读难记。如“羟”(qiǎng),“羧”(suō),羰(tāng),巯(qiú)……翻开药物手册,许多又长又怪的西药名称如“苯乙哌啶酮”、“羟哌氯丙嗪”、“苄氟噻嗪”、“氢溴酸氨乙基异硫脲溴”等等,令人望而生畏。相比之下,中药、中成药的名称却易读易记得多,如“乌鸡白凤丸”、“黄连上清丸”,等等。究其原因,中药走了“造词”的道路,而没有走“造字”的道路。今后,能不能不再造新字呢,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去年(1983年)12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无机元素命名原则座谈会”,原来打算给3个新元素创造3个新字“”、“”、“”,后来终于放弃了改称106号、107号、109号元素,坚持了不造新字的原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2.不用古字和生僻字有的同志认为,新造字没有社会基础,不易为大家接受,于是引经据典,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中去寻找古字,让已经死了的字“复活”。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古为今用”,有根有据,不会有什么弊病。其实,复活一个古字(死字),等于造一个新字,用数学术语来说,两者“等价”。因为对于一般群众来讲,学习一个古字就是学习一个新字;对于设备来讲,增加一个古字就等于增加一个新字。随便举数学名词的几个例子。“幂”(Power),古义当“覆盖”讲,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字,群众掌握很困难。“幂”完全可以用“乘方”代替,五次幂就说五次方,幂函数就说乘方函数,幂集就说乘方集,为什么不行呢？“阈”(念“域”)也是一个古字,意义是“门槛”,英语叫threshold,不如译为界限、门限、限度更好,“阈值”就叫“临界值”。“阈”、“域”两个词在数学中都很常用,意义各不相同,二者极易产生同音混淆,很不方便。“正敧斜性”(positive skewness,见英汉数学词汇174页),为什么偏偏要用一个十分生僻的“敧”(qī,期)字呢？完全可以改为“正偏斜性”。这些同志是不是有点儿“好古”。如果大家都这样好古,汉字的数量就没法控制。其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认为,今后在科技用字上(其他用字当然也一样)最好规定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有多大,是6000多字还是8000多字,总要有个框框,可以由各专业界来协商确定。有了一个公认的范围,事情就好办了,计算机方便,排版印刷打字也方便,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数量从无限到有限,从不确定到确定,这是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数论上求高次不定方程的整数解时,常常先求出它的上界,然后撒网捕鱼,这就是近代有名的Baker方法。这个方法对我们是一种很好的启示。3.创新术语尽量少用单音词,多用双音词。单音词就是一个字的词,双音词就是两个字的词。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而现代汉语双音词占了绝对优势。为什么会有这种发展趋势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汉语只有1200多个音节,为了表达清楚、减少同音混淆,不得不由以单音组词为主变成以双音组词为主。据我的计算,创造一个新的术语,如果是单音词,则与现有词汇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约为0.92;如果是双音词,则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不到0.03;如果是三音词,则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不到0.00001(十万分之一)。前面提到,为了适应今后传声技术的发展需要,在创造新的术语时不但应考虑到文字,更重要的是应考虑到语言。具体说,术语不但要便于“目治”,更要便于“耳治”。天文学上的88个星座,如大熊、狮子、猎人、仙女、长蛇、乌鸦、飞马等等,都用双音词,通俗易懂,听起来清楚,记起来好记,可以算作范例。如果统统改用单音词,效果就要大大降低。我想,在同一个专业范围内,至少在同一个分支学科内,应该尽量避免同音混淆,尽量把某些听不清楚的单音词改用双音词。“阈”、“域”同音混淆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阈”最好改为“界限”。又如矩阵的秩,这个“秩”字是不容易听懂的。因为“秩”字在现代汉语里从来不单用,只用在“秩序”这个双音词里。“秩”(rank)不如译作“等级”、“级别”等,更为通俗易懂。rank correlation叫做等级相关,ranked data叫做分级数据。何必再来一个生僻难懂的“秩”呢？有的单音节词,虽然声调不同,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容易混淆,比如化学名词中的：氢(qīng)、氰(qíng) 睛(jīng)、肼(jǐng) 磷(lín)、膦(1ìn) 氨(ān)、铵(ǎn)、胺(àn) 铱(yī)、钇(yǐ)、镱(yì)作为科学术语来说,从语言的角度看,并不理想。最后顺便谈谈术语的音译问题。我觉得术语音译,应适当提倡,不应排斥。它的优点是符合国际术语统一的发展方向。根据过去的经验,音译兼意译(这里所谓兼意译,只是意思大体能扯得上),最受欢迎。最典型的例子是“俱乐部”(club)、雷达(radar)等。哪种音译词容易被接受,哪种音译词不容易被接受,它的规律值得研究。数学中也不乏音译词成功的例子,老的如“几何”(geometry),新的如“拓扑”(topology)都被大家接受了。音译词同样也能派生新词语,如“拓扑学”、“拓扑空间”、“拓扑变换”,等等。如果我们将来使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估计音译术语会成为发展的主流。另一个问题是欧美的人名、地名,最伤脑筋。大数学家Euler,一会儿是欧拉,一会儿是尤拉,一会儿又成了尤勒,常常弄得人莫名其妙。特别是一些不著名的人物或地点,更叫人伤透脑筋。一般科技工作者都熟悉一点外文,因此,我建议今后的科技书刊以至科普读物,凡是欧美的人名、地名,一律用原文书写,不必译成汉字。华罗庚同志在四十年代写的《数论导引》就是用的这个办法。近年来出版的《古今数学思想》(四卷)也一律采用这个办法,很受欢迎。不妨先在科技界里试用,然后逐步推广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去。如果能够成功,确实是一件大好事情。     

汉字及其术语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这种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们褒贬不一,贬之为多。“难学、难写、难记”就是一大“罪状”,并以此作为中国文盲多的主要根源。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从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出发,深入研究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概况地说就是汉字具有“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点,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本文仅对汉语科技术语进行解剖,探讨汉字及其术语的特点,使我们在科技术语命名和统一的工作中,认识并发挥汉字的长处,更好地弘扬汉字文化。一、汉字是古老而优秀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和语言一样,为了人们交流思想的需要,文字一般有表音(读、说)和表形(看)两个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表义。通过这一信息载体,无论说或看都能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获得相同的信息。因此表义的好坏和效率是衡量文字功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文字的基本要求是表义的简明性和书写的简洁性。1.表义的简明性现代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变进化而形成的,它以特定涵义的方块造形来表现一定的事物及概念,并便于词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往往具有表义或表音的功能,可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其涵义。例如“鱼”(fish)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类椎脊动物的总称。从汉字的字形上就表达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如：鲫(crucian carp)、鲭(mackerel)、鳜(mandarin fish)、鲨(shark)、鲑(salmon)、鲟(sturgeon)……这些汉字(也是单字术语)的某一部件表示涵义(鱼),另一部件表示读音。从字形上可以反映出命名术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达到顾名思义的效果,并且可以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无论广东音、福建音、普通话……只要看到字,理解都是相同的。与相对应的英文相比,这些汉字在表形、表音、表义、简短、方便理解和记忆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一位日本专家所说：“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集成电路”。^[2]“表义正确,一词一义”是人们对文字及术语的另一要求,汉字发展中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cel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汉语术语按不同的专业概念分别定名为细胞(细胞学)、子房(植物)、电池(电子)、电解槽(电工)、小室、单间(建筑)、元件(电子)等等,这些词在各自学科中又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又如“pressure”一词,汉语把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把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这样更能反映概念的内涵,区别概念。2.表达的简洁性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一定涵义的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集成块”),表达专门概念的术语由字组成。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术语与国外拼音文字术语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洁性。据对全国名委公布的《地球物理学名词》和《测绘学名词》的部分术语随机抽样统计,英、汉术语所占二维面积之比为1∶0.6。例如interchain hydrogen bond,“链间氢化”;reading frame displacement,“移码”。所以,汉字是一种简洁、高效的文字,这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曰：英文只需背26个字母就行了,而汉语要掌握几千字,因而汉语难学,这是汉语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比是不相当的,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分析问题的方法。(1)如前所述,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是组成汉语术语的基本元件。相当多的汉字本身就是有特定涵义的单字术语(或词)。此外,汉语的组词习惯是以双音(即二字)构词为主,如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词作粗略统计,二字词、三字词、四字以上词的词条数之比为5∶1∶0.4。而英语术语的基本构词元件只是表音的字母,有涵义的词(或术语),是由若干字母组合而成的新集合体(集成块)来表达。简单的表示为：汉语：汉字(表意的集成块)→术语(表意的大集成件,包括复合术语)英语：字母(非表意的符号元件)→术语(表意集成块)→复合术语(组合集成件)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两种类型文字的简洁性和易记忆性。可见汉字与英文字母在术语中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当的。(2)汉语的常用字比较集中。据测算,使用频度为0.15‰。以上的汉字仅1000个左右;使用频度在1‰以上的汉字仅为250左右^[3]。就是说,掌握1千个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一般简单阅读(1万字中只约有1个多字不认识)。通常认为,英语需掌握三千条词汇左右才能进行一般阅读。这里没有对记一千汉字与记三千条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作比较,但从绝对数字看,汉语的常用字仅为英语常用词的1/3(本文未考虑语法问题)。(3)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构词单元不同的事实还决定了汉语的记忆和鉴别单元比英文少。例如,进行阅读和校对时,英语需要按每个字母扫描,而汉语是按集成块扫描。很明显,绝大多数相同含义的词(术语)所包含的英文字母数比汉字数多得多。香港著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曾说“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4]。汉语术语是这种汉字逻辑轨迹在科技概念方面的延伸。科技术语的命名,要求做到系统性,用汉字命名科技术语恰好能发挥汉字逻辑演变的特点,强化科技术语的系统性。例如风(wind)按强弱分为：静风(calm),软风(light air),轻风(light breeze),微风(gentle breeze),和风(moderate breeze),清劲风(fresh breeze),强风(strong breeze),疾风(near gale),大风(gale),烈风(strong gale),狂风(storm),暴风(violent storm),飓风(hurricane)。汉语的这种逻辑演变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记忆效率。二曰：汉字难写,英文好写。英文等拉丁语系的文种便于书写,而方块形的汉字(由各种笔划组成)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实际上,以词(术语)或句子形式出现时,两者的书写时间比较接近。特别是在长约近一个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时代”(机械化手段),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汉字打字机无法与之相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场变革中,我国科学家出色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对汉字(汉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将在智能化方面不断开拓,使打字机时代曾被湮没了的汉字光辉重新释放了出来。汉字书写的一部分功能也将会发展出新的方式。一些作家、记者、知识界人士纷纷“换笔”(以微机代替笔写),人们从伏案爬格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时期不会太远了。这是立足于当今新时代对汉字发展的认识。我们要丢掉“汉字落后”的偏见,从新认识汉字,并努力开展汉字现代化、信息化研究。二、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有拉丁文化圈,也有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的语言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汉字、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同属一类文种：a)中、日、朝汉字都是表义文字;b)这些汉字的基本笔形相同(如—| 、 );基本构件相同或相似,c)据有关专家统计,中日汉字字形完全相同或具有微小差别的占50%以上^[5]。汉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文化的优越性将愈加为国内外人士所认识。因此,汉字不仅属于中国,她也是亚洲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她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大本营,应为提高汉字科技术语的质量作出更多地努力。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严格、系统地审定统一我国的科技术语,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华人的赞扬。我们应该加快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台、港、澳等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人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共同作好汉字科技术语的命名与统一工作,使汉字术语在继承和发扬汉语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三、汉字术语的命名要发扬汉字的长处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等多种原因,我国新的科学概念,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如何命名,我国学者长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意译,即用汉字表达出概念的基本特征。二为音译,即使用与外文读音相近的汉字表示。笔者认为,汉语术语命名应主要采取反映概念内涵的表意形式,也就是意译。这是因为：1.术语的基本功能是便于人们交流科学概念术语的定名应做到好懂、好记。按科学概念订名有助于人们直接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ergonomics”一词若按音译,订为“厄戈诺米克斯”或半音半意定为“尔刚学”,从译名上不能理解词义。但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为“工效学”,使人们能望文生意,大致了解词义。(经有关专家研究,确定“工效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1990)。又如“watchdog”一词,有人从英文名直译为“看门狗”,用字欠雅,甚至会产生误解,这也是一种不以科学内涵命名概念的形式。这是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学科的术语,是指一种监视某一状态在预定期间内是否出现的装置。当发生不正常的状态时,该装置可以发出警报。此装置的另一个译名“监控器”,科学地反映了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望文生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译名。2.用表义的汉字组成表义的术语简短、明了由于外文主要是拼音文字,且音节较多,在翻译时,只把汉字做为外文的音(音节)的符号,必然既长又不好记,丧失了汉语表义的特点。例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文字改革,认为汉字笔划过多,书写不便。在引进学术名词时,常用片假名作为音符音译。对此方针,很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引进快,但看不懂、听不懂,不能理解外文的涵义,很不方便。3.汉语术语要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汉语术语在坚持按意订名的同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吸取外国的长处,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譬如某些科学概念用意译定名太繁琐时,可用引进外文缩写或音意结合的方式命名。如“AIDS”订为“艾滋病”(音意结合);又如“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不宜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可订为“MSK[烈度]表”。在高文化层次的科技术语中,某些术语用这种方式命名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国化学家给化学元素命名时,采用借音(外文音)的办法也是成功之例。四、汉字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汉字字数问题汉字容易遵从组字规律造字,这是汉字字数多的原因之一。今后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减少汉字的字数,不能无限制地造新汉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概念、新物质的产生将层出不穷,有些人喜欢用造新字来表示。笔者认为,对新的概念一般应以尽量简明的,两字或两字以上的术语命名。例如“船首”、“船尾”不必再造新字“艏”、“艉”;又如“板”字,代表“片状较硬的物体”,没有必要再创造“钣”字来表示金属板。否则,照此发展下去石板、塑料板、复合材料板又如何办呢？2.同义、近义字问题建议对某些易混乱的同义、近义字要逐步合并淘汰,当然这项工作要经过慎重研究。字(词)典等工具书有责任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同义、近义字在学习或应用中往往不好区分,易产生错别字。如：沙—砂,震—振,贮—储,荧—萤,拣—捡,耦—偶等等。3.造新字问题极个别使用频度很高的,由多字词转变为单字词的基础术语时需造新字,在大家实际接受的基础上,可列为正式新字。例如某些学科已广泛使用,或有些专家建议使用的非规范字：“”(有用能)、“”(无用能)、“砼”(混凝土)、“脘”(蛋白质)、“”(牙合)等,对这类汉字,有关部门应进行研究。但总的原则仍是不提倡造新字。经过较长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的汉字及其术语定将更科学、更先进、发挥更大的威力。     

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不想讲原来的那个问题,而想从严老在他的讲话里提到的那篇文章《论公分公分公分》出发,讲几个有关的问题。严老那篇文章是半个世纪之前即1935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我昨天夜里找出来读了两遍,觉得这篇文章很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在五十年前提出来的许多问题,有些我们已经解决了,有些还没有很好解决。所以,我今天不想讲原来提纲里写的全部内容,只讲原来提纲里第五段,结合介绍严老的这篇文章以及就读这篇文章后我想到的一些意见。严老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原文说：“今有长方形铜板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为8.93公分。”这段文章非常幽默,什么单位都是公分,满纸公分公分,因为当时长度、面积、重量的单位都定为公分。1932年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度量衡法。从1932年至1935年各个科学单位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对此发表了一系列度量衡名词问题的文章。严老的《论公分公分公分》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逻辑严密,立论精辟,确实切中要害。他讲了上引的笑话后,认真地声称：“用中华民国度量衡法所定名称以写就之文章一段,其中长若干公分也,面积若干公分也,重若干公分也,密度每一立方公分若干公分也,固极正确而明瞭;其如满纸公分,令人望而生厌何！以我国四千余年悠久之历史,及丰富之文字,吾人于言长言重言地,尚不能得数个较适宜之度量衡名词而使用之,其将何以慰祖先而对来兹耶！实则采用任何三个不同之名词,如鸡犬豕或牛马羊,殆皆比公分公分公分略胜一筹。”作者沉痛地指出,以我国文明开化如此之早,语言文字如此之丰富,即使随便拿“马、牛、羊”或“鸡、犬、豕”来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都要比用一个术语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好得多。这里提出了现代术语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即一个术语代表一个概念,并且一个术语在一个学科内只能代表一个概念。文章附带指出,照中国旧时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分、厘、毫都是不名数,即指最小单位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科学进步了,度量非常精密了,就更不能把分、厘、毫都当做名数来使用。这里虽然是附带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但它的立论符合现代术语学关于尊重语言文字使用习惯的原理——这同时也是社会语言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如果不顾社会语言使用的习惯,常常会受到社会成员的抵制。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卓越的意见。他写道：“而同冠以无大意义之公字,……致有一名数义之失者,”什么都叫公,因为当时我国采用公制(C.G.S. system)所以凡是名词都加个公字,造成一个公字有三个意义。他指出,国民初年曾搞过公分、公厘、公毫,后来在长度单位中就改为粉、糎、粍,重量单位中就改为兝、兣、兞。文章指出,与其采用公分公厘公毫还不如用粉、兝这类字。后来在实践中却没有使用这些新造的方块字,却尊重中国语文古时的习惯,以分、厘、毫作为不名数去形容这些具体名数,就变成“分米”、“厘米”、“毫米”,“分克”、“厘克”、“毫克”等,这样既显得系统化,又比较好念。文章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意见,叫做“约定俗成”。他是这样写的：“固非一二人强立之名,特经十余年千百万人试用修正后,应有之结果,大势所趋,孰能禁之！”文章中又提出了我们现在常常碰到的问题：“全国度量衡局近亦确有感悟。故特提倡凡长度面积重量小数之同名者,加偏旁以资识别：长度之公分,书作公;面积之公分,书作公坋;重量之公分,书作公;其它仿此。此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办法,决非善策。”文章对新造的方块字,坋,,持否定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后学深思的。总之,严老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很多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有创见的意见论点。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拿出来认真读一读。我昨夜读了,得到不少启发。因此,我按原来提纲第五段提出几点意见,向在座专家们请教：1.首先,我想到1935年严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当代术语学的创始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1898－1977)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术语学著作。维斯特认为,术语学是处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和分类学四门学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命名时,首先要建立习惯基础上的技术标准,然后从这个技术标准出发,发展到规范化的标准,最后才照顾到国际化的标准。从习惯标准到规范标准,再从规范标准到国际化标准。这种分阶段的命名思想是有见地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阶段不一定划分得那么明确,阶段之间的距离也不一定很长。他还认为,术语的制定,其概念内涵要非常准确,同时要照顾到系统性即分类,以及单一性,即在单一学科内一个概念只能用一个术语来表达,一个术语只能表达一个概念。但在多学科中共用同一个术语时可以称这术语为多义术语。2.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名词”,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名词,而是当代信息科学中提到的术语。因为它不是语法上的名词,所以实际上包括了语法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比如“反馈”feedback,60至70年代香港出版的书刊译为“回授”,因此,biofeedback译为“生物回授”,现在我们用“反馈”,近来海外也用“反馈”了。“反馈”通常是一个名词,但有时却也可以当动词用。但它是一个术语,那是丝毫不用怀疑的。这里顺带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海外华人所用名词术语,常常同我们所用的不同,举一个最常见的例,computer海外通称“电脑”,我们则用“电子计算机”。是迁就即照抄海外译法还是根据我们的原则,科学地加以订定,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以为我们应当根据科学内涵、外延和祖国语言习惯加以审定,而不是简单的照抄或拒绝。3.名词术语采取音译还是采取意译的问题,是多少年来争论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是“维他命”还是“维生素”？“维他命”是音译,“维生素”是意译。有人说,“维他命”只维他人的命不维自己的命,这就是望文生义,近乎诡辩了。又比如“雷达”,是望文而不能生义的。“雷达”(radar)是一种叫做acronym的缩略语,即把拼音文字几个字(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新词——“Laser”(莱塞→激光)也是这一类词。在非拼音化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只能意译或音译,而不能抽取每一个词的头一个汉字形成一个新的术语,我举出过典型的例子,即MIRV,我们用汉字表达,只能是一大串：“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决不能略作“多分重运”。“莱塞”(laser)近来已习用“激光”了,这个是意译,好象还比较可取。此外,也有极少数名词术语,以音译传世,例如logic作“逻辑”,Hertz作“赫兹”——后者因为系人名转化而来,又当别论。有些术语半音译半意译,例如“分贝”(decibel)“分”是意译,“贝”是音译。那么究竟是译音容易望文生义,还是译意容易望文生义呢？看来两者都能望文生义。因为汉字同拼音文字不一样,所以我们搞名词术语工作比别的国家困难,别的国家拼音文字只要转写就行了,我们就不行。比如“控制论”(cybernetics),各国的文字如果是拼音的,转写过去就行了,如俄文、法文、德文都是这样。我们不行,只能用“控制论”,我在外国碰到一个台湾学者,他说他认为应该译成“制御学”,这也有道理,因为控制论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来的,原来有开船掌舵的意思。上海有个科学家写信给我,说不要用“控制论”这个词,因为容易同“自动控制”混淆。最近有同志发表文章,主张将cybernotics译成“赛博学”,这是音译了。由于我国还是一个以使用汉字为主要交际工具(甚至在目前是唯一的交际工具)的国家,除了人名、地名可以直接音译(转写)过来(最好初见时附原名),还有很多名词术语存在意译还是音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以为：一、用汉字音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常常会导致“望文生义”,因此,用汉字音译方法来引进新术语,一般地说是不可取的,尤其是某一学科的一级术语(即通用的基本术语)更不可取。二、如果用汉语拼音(拉丁字母)转写,比如二级以下的内涵十分细小的术语,是可能的。三、已经在社会上习用的音译术语,一般不宜改动,即使有缺点,除非会引起岐义,否则以沿用旧译为宜。4.是造新字还是用旧字的问题。如刚才一位同志提到因为事物发展了,《康熙字典》几万个字中没有一个字能表示这种新事物或新概念,就应该造一个新的符号来表达这个事物或概念。——这个符号究竟是创造一个新汉字好还是利用几个汉字组成一个新词好,值得考虑。据已故王竹溪教授统计,《康熙字典》共47073个字,一般讲是42174个字(因为有重字、复字和其它原因,所以总字数有出入)。现在邮电部颁布的标准电码本是从0001到9999,中间有空字,所以不多于10000字。国家标准GB231－80中,第1集收入3755字,第2集收入3008字,共6763字,这是输入电子计算机的信息交换基本字符。按照七十年代的字频统计,采用2163万字的材料,共使用了6374个不同的汉字(有称为“字种”的)。最近,国家标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托北航电子计算机系抽查了1380万字的材料(包括科技材料),使用汉字达8369个。我举出这许多数字来,说明作为一种符号,方块汉字的数量已不少了,它们可以构成一个音节(即一个汉字),两个音节(即两个汉字)以至三四个音节的词,不造新字也能形成新词表达新的概念。如果承认这一点(即可以利用多个汉字组成一个词),那么,我以为不造新字更有利。过去已被社会公认并广泛流行的,如氕、氘、氚、熵等当然也不必去动它,今后我以为不必在造字上下功夫为宜。可以采取复合汉字组成新词来表达新的概念。例如kilowatt,过去造了一个新汉字：“瓩”,有人读做“千瓦”,有人读做“瓦千”,这个字究竟应该怎么读,旧字典里也查不到,现在好了,分写成两个字,即“千瓦”,两个汉字组成一个词,对应原文的kilowatt,我们把kilo译做“千”,把watt译做“瓦”,合成一个词“千瓦”,这不是很聪明么？5.约定俗成的问题。我不赞成改变已经习惯使用而在表达上没有重大缺陷的名词术语。例如,我不赞成用“赛博学”来代替“控制论”;即使“控制论”这样一个名词不能完全符合cybernetics这门科学的内涵,可是这些年这个词已经用开了,就不必改。再如“信息论”这样的词,也有不同意见,我看既已通行,就以不改为有利。当然,任何名词术语的使用,还有一个优选的过程,必要时会发生自然淘汰,最初创的不一定最后被采用。举个例子,去年美国突然流行AIDS.中央电视台1984年4月27日的国际新闻采用了卫星通讯的一段报道,AIDS译成：“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改译成“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后天”比之“获得性”更好理解。这是个非常长的词组,不能用两三个字来表达,海外用音译。将来优选,或在优选过程中加以人工干预,这都是可能的。碰到新种情况,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就很容易办,如法文杂志把AIDS直接搬过去就行了。我想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优选,再加上人工干预(讨论审定)把它确定下来。6.一个术语可能有不同概念的问题,特别在不同学科里使用的时候会发生多义现象。比如information,信息论上译做“信息”,它至少还有下列几种意思：“消息”、“情报”、“问讯”、“资料室”、“通知”、“报告”、“见闻”等等。因此,一个术语在不同学科,不同语言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不同的翻译方法。是不是都要统一呢？拼音文字很容易,直接转写就可以了(日文也不成问题,用假名译音)。我们汉语用多个术语对应一个,就比较困难。还有一个问题,特定概念在特定时间里的术语的翻译方法可能有特殊的考虑。如军事科学中俄文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以前译成“战争艺术”,60年代译成“战争学术”,80年代争论这一问题,认为还是作“艺术”对,这不是学术,而是艺术,和领导艺术一样的“艺术”。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学科中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内涵是否清楚,如果清楚了,定名也许就比较好一些。拜读了严老的文章,使我想到了好些个问题,以上把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同大家讲一讲,不一定对,供大家考虑问题时参考。谢谢。     

一国两字与一国两词

引言1993年底,海峡两岸的电子显微学者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举办海峡两岸电子显微学研讨会。这个会的特点,就是发表论文和讨论,是以台湾国语、大陆普通话和英语三种语言进行。我多年来关心中文科技写作(包含口头报告),面对这样的会场,自然格外注意。我在会中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我新近的电子显微学成果,另一篇讨论海峡两岸科技用语的分歧。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都收在论文集里。由于篇幅的限制,论文集里收的相当简略。会后我把会上口头宣读的材料加进去,又添加了一些材料,写成这一篇。本文不能算学术著作。只是个人多年思考实践之后,凝聚成的一些初浅的意见。在这里提供有兴趣的同行参考,也请批评指教。汉字的正(繁)体简体问题,是个由来以久的题目。除了字体之外,今天台湾海峡两岸还有学术名词的差异的问题。由于长时间的隔绝和文化政治上的差别,台湾同大陆日常用语有相当大的差异。政治名词的分歧是不能强求统一的。一般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异,如果是由民俗文化的差异而来,正可以丰富中文(汉文,华文)词汇,不是坏事。古往今来,南北各地,夫妻彼此的称呼,以及对第三者称呼自己的配偶,不下百十种：丈夫、妻子、太太、夫人、良人、夫君、贤妻、娘子、老婆、老公、哥、妹、当家的、烧锅的、那口子、头家、牵手的、他爹、某、爱人……。这种分歧,丰富了语言文字,不能简化,不能统一。同样地,在台湾交女朋友,在大陆搞对象;一边儿克难生产,另一边儿土法炼钢;在这头脚踏实地,在那头两条腿走路;在这里的机关里,有了成绩好加薪,在那里的单位上,出了活儿能长工资;台湾人没事儿臭盖,四川人摆龙门阵,广东人煲粥,江北人嚼蛆,北京人侃大山……如果有人要把这样多姿多彩的语言文字统一,岂非绝灭固有文化,成为千古罪人？但是,科技上的名词,没有必要这样多姿多彩。一物多名,除了增加困扰,别无好处。不会推进科技发展,只会添加交流时的困难。电子显微镜方面常用的名词,就有很多两边完全不同的,例如：光阑(孔径)、衬度(对比)、衍射(绕射)、倒易点阵(逆格子)等等。同电镜有关的,就更多了,例如：硅(矽)、固体物理(固态物理)、外延生长(磊晶)、离子注入(离子布植)等等。由于使用频繁,这些名词的不统一,造成了交流时的不便。而且,名词的不统一,比字体的不统一还麻烦：第一,字体虽异,读音则同。不妨害口传。而名词不统一时,无论说写都难沟通。第二,中文字(汉字)一个个自成单元。除了极少几个例外,正(繁)体字同简体字是一一对应的。很容易用电脑(计算机)来自动转换。然而,中文词没有通用的记号将其联成一体,因此不容易自动辨认。名词还能因为改变词类而改变形式,又可以化简。例如,“正焦”可以看成“正好聚焦”的简称,但是也不妨自成一词。“透镜”加了形容词,多半可以简化为“镜”,例如：“磁镜”“中间镜”。“分子束外延生长”在句子里可以拆开,写成“用分子束外延法生长出来的晶体”。我们可以将离子布植于晶体,但是不能将液体布植于容器,只能注入容器。所以,自动转换的可能出错的地方就太多了。我在打另一篇论文的时候,用拼音输入法连续输入“晶向与晶格常数”等几个字。我的电脑自动选词,将“向与”选成了“项羽”。要不是发现后作了改正,真无颜见江东父老了！这种现象是不是问题呢？我们先要问什么才是问题。一般来说,能立刻解决的麻烦就不成为问题;会自己消失的也不成为问题。会成问题的有两种：一种是严重影响到社会,但是一般人一时察觉不到,只有少数有远见的人忧心。例如,四五十年前中国的人口。还有一种,就是人人痛心疾首,天天受害,却没有人能解决的。例如目前台北的交通。中文科技术语的不统一,应该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而我们都知道,如果第一类的问题不拿到台面上来解决,它不会自动消失,反而迟早会转而成为第二类问题。中文科技名词的不统一,主要原因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从外文翻译来的。只有用中文创造的东西,才不必翻译。文革期间,我们看到洋记者为了翻译“政治挂帅”“蹲点”“打砸抢”“上山下乡”“和尚打伞”“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而伤透脑筋。如今都不谈那一套了,结果不论是民生用品还是高科技,常用的名词几乎都是外来的,科技上用的术语,尤为突出。“金”“银”“铜”“铁”“锡”是极少数的例外。科技的国际语是英语。我们在必须使用中文的时候,将科技术语翻译成中文,有绝对的必要。中文没有字母,不能像日本人那样用假名音译外来语。更不能像用拉丁字母的国家一样,不翻译,直接引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外文字。中国人不可能直接引用外文。不是技术上不能,而是大部分人不会接受。就算接受了,不通洋文的中国人又当如何去念那些洋字呢？照汉语拼音的规则吗？那么silicon这个字就没法念了。顶多求其近似,照silicong念,就成了“斯利从”。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怕大部分人不能忍受。外国人名地名的音译不统一,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Schrdinger的译名,就有好多种。在科技上,目前很多人采取不译的对策,无论口传笔写,都照抄原文。但是碰到名人,古人,还是用译名的居多,例如牛顿,爱因斯坦。至于谁用原文,谁用译文,又是漫无标准的。Schrdinger够不够有名,够不够古？过去有人建议,选一套汉字,用来翻译外文的发音。例如,凡s音都翻成“斯”,不用“史”“思”“士”,等等。凡t就用“特”,不用“德”“得”“忒”。这个办法类似日本人用假名来拼西方文字,碰到稀奇古怪的洋文发音时,传真度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能减少很多麻烦了。可惜,没有通行。翻译一向讲求信达雅。其实,更重要的是用。不在翻得好不好,不在翻得对不对,而在翻好了大家用不用。“可口可乐”是人人同意的绝妙好译。但是不绝妙的如“汉堡”,也照样横行中土。没有人认为把吃的东西叫“汉堡”会没有销路。反之,如果他们不翻译,直接用hamburger来攻城掠地,恐怕是不成的。就我所知,不翻译而能风行的只有半个词：“卡拉OK”。最值得注意的是,科技上不用翻译词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译得不好。这一点比较特别：在民生用品上,一种产品没有销路是因为不好,太贵。而翻译的科技名词之不行,却不是因为不好,而是因为用原文比较习惯。于是,到了非用不可的时候,就有九流十家出山。何不用原文(多半是英文)？口头上用英文名词的现象,已经是很普遍的了。但是,即使是这些口头上惯于使用“混合语”的人,写文章,写书的时候也不会写成“混合文”。可见用纯中文写的科技文书还是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让语义太分离。那么,用纯中国话来讲科技,也有存在的价值。只可惜我们写书的人,讲起自己书里的事情,居然不用自己在书里用的中文名词。西化以来,中国文化所剩不多,汉字是其中之一。只要我们用汉字,就要能用它来表达所有要表达的,包括高科技。不能用“反正大家懂英文”来搪塞。挪威只有四百万人口,但是挪威文的书报出版业,极其发达。我曾问过挪威朋友,他们的出版商怎么在这么小的市场里赚钱。朋友说政府有补贴,为的是保存挪威语文,保存固有文化。他还告诉我,冰岛的人口更少,只有挪威的十分之一。因此冰岛政府要花更大比例的经费来保存母语。只要是值得保存,花点钱是必要的。同理,我们要不要用中文来传达科技信息,也全看我们认为这重要不重要。钱,是次要的因子。我们也不能以为科技名词是少数科技专家才用得到的,因此让这些专家去伤脑筋,用原文没什么关系。许多科技名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用到：电镜上的“光阑(孔径)”,傻瓜照相机上也有。我们用来做成像(象)模拟的“计算机(电脑)”,同家庭主妇用来写信记帐的,没有两样。所用的名词,毫无二致。“辞达而已矣”是个很好的原则。但并不是说不要讲求文词的美。“混合语”绝少美感。即使“达”也不可取。不一致的科技术语,使得“达”都成问题。翻译科技名词,写科技论文,同写任何文章一样,要讲求美感。美从何来？从作者的人文修养来。从前的科学家也受过相当的人文教育,John Wesley Powell探险大峡谷时,为很多显著的山头取了名字。其中有好几个是用古代圣人的名字命名,科罗拉多河侵蚀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有叫“佛殿”,有叫“所罗亚斯德庙”,也有“孔夫子庙”,“孟夫子庙”。十九世纪耶鲁大学教育出来的地质学家有这般雅兴实属不易。当今的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少思古幽情,看到高耸的山头,多半只会想到玛丹娜。因此,要做好翻译工作,不能全靠科技工作者,要有语文专家的参与。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家多多的用中文名词。这方面大陆占相当的优势：地广,人多,比较“土”。希望在未来的两岸电子显微镜交流会上,我们也许还是正(繁)体简体,各取所好,维持“一国两字”的局面,却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中国人喜欢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只是今天的中国人,许多已经是穿西装、打领带、吃汉堡、喝可乐、住洋房、坐洋车、唱卡拉OK的人。如果把汉字也扔了,只怕等21世纪姗姗到来,要委身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时,她左顾右盼,却找不到中国人了。     

筛选汉字小字符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有赖文字之统一而凝聚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汉字具有不同于一般字母文字的强烈非线性特征,汉语字频统计发现,学习汉语比学习其它语言也许更容易些。本文分析了汉字字音的莱维(Paul Lévy)稳定分布和高频字分布规律,指出为了子孙后代学习和交流的方便,也为了汉语文化的发扬光大,应当联合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语世界尝试筛选制定一个4500字的左右的标准小字符集。今天海峡两岸朋友在这里聚会,探讨如何迎接信息(information)时代的挑战。“信息”是大陆的叫法,在港台一般叫“资讯”。此外还有许多名词译法不同,如只读存储器与“唯读记忆体”,磁盘与“磁碟”,分形与“碎形”,等离子体与“电浆”等等。不能简单地说谁的叫法更好(各有长处),这种局面是长期以来大陆与海外语言文字和科学名词审定部门缺乏足够沟通的结果。现在海内外各种汉字信息交换字符集与代码标准相差甚远,此外还有汉字的简体与繁体等问题。本文探讨构造、筛选一种通用小字符集的可能性。一、汉字的现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联合体,文化传承及国家统一都有赖于汉字的普遍使用和字形的长时期相对稳定。各地的人们说话尽可以南腔北调,但写出来却一个模样。但是近半个世纪,由于实施简化方案,汉字字形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祖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社会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必要的沟通,汉字演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大陆与台湾又各自独立地制定了不同的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和基本字符集。大陆1980年制定国标字符集(GB2312-80),收字6700多个,其中一级字3755个,二级字2969个,二级字符中还有39个非字字符;台湾制定了大五码(BIG5),收字13500余个。后来又有了中、日、韩大字符集(CJK)和国际标准汉字大字符集的汉字输入方法的流行,以及新闻出版业告别铅排而百分之百依赖于计算机,汉字字符集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影响已是至关重要的了。发展到现在,海外沿用繁体字,大陆则大量使用简化字。海内外中文文字信息交流出现诸多不便,计算机汉字平台互不兼容(早期),在因特网(Internet)上阅读各自的文本也必须经过相应的转换,由于并非一一对应,转换中也出现了一些笑话,如“乾”与“干”。这种局面对汉语文化交流的长远影响值得关注。对于目前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简繁的区分还不是本质上的,这些人对两种字形都还认识,而对年轻的朋友而言简繁的不同将是根本性的了。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海内外文字改革需要加强联系,增加共性,减少个性。一种长远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我个人的初步想法是,构造一个通用的小字符集,简繁仍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并用局面。这种设想的必要性是：1)便于子孙后代学习汉字,发扬中华文化;2)适应信息社会信息的大量传输。下面着重谈可能性,分别从字音分布和字频分布考虑。二、汉字字音的稳定分布特征分形理论创始人芒德勃罗(B.B.Mandelbrot)早期曾从其老师莱维(Paul Lévy)那里学来“稳定分布”(stable distribution)的概念,并将它用于词频分布和收入分布研究,后来竟创立了分形科学。稳定分布概念应该是概率论和随机过程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但现在许多教科书并不讲,我们知道布朗运动的基本思想是随机行走,所使用的基本数学是高斯正态分布。对于一维的N步随机行走,每一步的步长x是一随机变量,其概率分布为p(x),具有0均值。法国数学家莱维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N步的总和的分布仍然具有与单步相似的(乘以一个标度因子)分布？这等于问,整体与部分何时有相似性,因而很自然与分形有关。对此问题通常的想当然的回答是高斯过程,因为N步高斯分布加起来仍然是高斯分布。但是莱维一般地证明了,此问题还有其他解。早在1853年柯西(A.-L.Cauchy)就认识到对于N步可加(也叫稳定)随机过程,除了高斯分布作为其显然解外,还存在其他可能的解。当把x实空间变换为傅里叶(Fourier)k空间时,可加过程的可能概率分布为N(k)=exp(－N|k|^β)。当β等于1时,便得到柯西分布,β等于2时对应于高斯分布。如今上式称为莱维概率分布。应当说明的是,广义的莱维稳定过程(s^D₁+s^D₂=s^D,s₁X₁+s₂X₂=sX+常数),仅对三种极特殊的情况,可以解析地求出稳定概率分布。当x的绝对值很大时,返回到实x空间,p(x)可以用|x|^－1－β来近似。当β小于2时,显然p(x)的二阶矩无穷大。这意味着除了在高斯情形中,随机行走(飞行)没有特征尺度。正是这一性质决定此类随机行走是标度不变的分形。今天我们用稳定分布和分形的观点考察汉字字符集,根据有关资料绘制了图1,图中有三条曲线,分别代表国标一级汉字、国标二级汉字和全体汉字(以《汉字信息字典》所收录的汉字代替)发音的首字母分布,三条曲线分别作了归一化处理,应作三点说明：1)图1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准,但以其他注音方案统计,结果是一样的;2)在现代汉语拼音中I、U和V一般不作首字母出现,所以为0值;3)一级字样本数3755个,二级字样本数2969个,全部汉字样本数暂取11254个,后者大约是前者的3倍。图1 三种汉字字符集的字音分布图我们看到,三条曲线惊人地相似,归一化后差不多完全重合。这表明整体与部分之间只差一个标度因子,部分放大就是整体,整体缩小就是部分。换言之,大字符集与小字符集极其相似,部分可以一定意义上代替整体。三、汉字字频分布特征汉字是有别于字母文字的图形文字,造字原理东汉时许慎曾归纳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又以“形声”字为主,大约占了80%。世界上许多文字最终都演化成字母文字,但汉字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种“停滞”值得研究,发展链条中止必有其内在原因。原因是什么？大概不止几条,但其一便是单字含义丰富,构词力强;其二便是汉字构成规律性强;其三是高频字相对于全部汉字而言极少。第一、二点可用汉字的非线性解释,这里谈第三点。有三件事值得指出：1)现代意义上的汉字频率研究始于1921年陈鹤琴用统计方法考察白话文中汉字出现频度。2)1974年8月原四机部、一机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出版局和新华社联合向国家计委申请“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项目,对各种出版物进行了全面统计,样本达21657039字,将汉字按使用频度分布5级;最常用字500个,常用字500个,次常用字500个,稀用字1500个,冷僻字2991个。3)80年代初上海汉语拼音文字研究组和上海交大共同发起编撰《汉字信息字典》。汉语似比英语、法语、德语难学,实际上未必。学英语掌握6000个单词只能算初级水平,许多材料无法看懂。但学汉语掌握1000个汉字就能读懂90%报刊文献资料。当然,不能仅仅作如此简单的对比,就得出汉语或汉字易学、具有优势的结论。但这是极重要的一个事实。图2示意了前31个高频字的频度曲线。以千分比计,“的”字出现频率竟达38.3,“一”达12.5,“是”达9.8,“在”达9.4,“了”达8.1等等。北京大学力学系朱照宣先生将前5个字编成一句话：“是的,了一在。”它是对“王力先生在家吗？”问话的回答。“了一”为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字”。图2 前31个高频汉字相对频度图前28个字(正好到“到”字)累计频率达到201,也就是说,从概率角度看,只要学会28个字,100个字中就有20个认识,就能“看懂”汉语文献的五分之一。学会100个字,就能“看懂”40%;学会160个字,就能“看懂”50%;一天学一个,一年学会365个汉字,就能看懂70%的汉语文献。学会950个汉字大约能看懂90%的汉语文献。国标一级字共有3755个,而累计频率达到99.69768%,这说明国标一级字有充分的代表性。四、构造小字符集的可能性与困难由以上两小节可知,汉字虽然成千上万,但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的汉字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子集,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汉字非常适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交流。在现代信息社会,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究竟认识多少字才算合格呢？与人们朴素的想法相反,并不需要认识许多字,有5000字足够了。开始时我也不相信,后来仔细核对了国标一级字和二级字,发现二级字中相当多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而我个人阅读中文文献从未遇到过困难,我写的文章用过的汉字大概不超过4000个。那么一万多个汉字是作什么用的？20902个字符又是干什么的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是少数知识分子与广大平民百姓的矛盾。我们不妨看看字典中那些生僻的汉字,在现代社会只有极个别学究气十足的人故意使用大家都看不懂的文字,以显示学问的高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文字等方面研究的,不在此列。为了适当照顾一些知识分子,短期内仍然可以有两套字符集并存,知识界用大字符集,普通百姓用小字符集。图书(特殊专业类图书除外)、广告、电视及其他大众媒体也应使用小字符集。上面第2小节内容说明,采用小字符集,仍然能够保证汉语的语音特征,而且保持得非常好。第3小节说明绝大部分汉字均已死亡,它们的使用频率极低,去掉那些很少使用的汉字不会影响汉语的丰富性和表义的准确性。海内外华人共商构造适用于信息社会的汉字小字符集的时机已经到来。采取的步骤可以是：1)海内外分别以大样本中文文献进行汉字信息统计分析;2)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以汉字使用频率为主要指标筛选6000个通用汉字;3)海内外语言文字工作者协同商讨,将6000个汉字进一步缩减为4000～4500个;4)撇开频率因素,分类检查补漏,特别要考虑数字、计量单位、重要科学名词等;5)发布废止汉字及代替方案详表(如“吖”字完全可用“阿”取代,相应地“吖嗪”可用“阿秦”代替;“磲”用“渠”代替;“鄹”用“邹”代替;“蕞”用“最”代替等等);6)得到标准小字符集,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字模(如楷体、仿宋、报宋、综艺等)标准。鉴于大陆与海外简繁并用的现实,确定了小字符集后,严格规定简体与繁体,尽可能做到一一对应。从技术角度看,上述步骤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角度,从习惯甚至恶习的角度看,仍然存在许多难点。最大的麻烦可能来自少数学究的抵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博士曾说：“老百姓使用白字、通假字具有天然合法性,“韭菜”就是要写作“艽菜”(注：“艽”字在字典上读“jiāo”,与韭菜没关系),汉字必须简化并且所用总字数也必须减少。”我们反对两种极端态度：1)汉字完美无缺无需改革;2)汉字一无是处应当废止。折衷的办法是筛选汉字标准小字符集。五、问题目前我们缺乏对海外中文文献的统计分析以及对海外各种内码方案及中文平台的发展状况的了解,迫切需要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洛杉矶,泰国等地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信息处理部门合作研究。此外,还要科学地评估此种小字符集可能对社会文化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本文作者非语言文字工作者,只是个人关心这方面的话题 ,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感谢北京大学物理系赵凯华教授和力学系朱照宣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孔昭君副教授提供有关资料和意见。图1 三种汉字字符集的字音分布图; 图2 前31个高频汉字相对频度图* 本文为1997年10月19日—26日海峡两岸青年学者论坛——迎接信息时代挑战学术研讨会论文,南京。     

一国两字与一国两词

编者按：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把探讨大陆与台湾科技名词统一的工作列入了共同协议之中,此举顺乎民意,尤其反映了科技界人士的愿望。海峡两岸分隔四十多年,科技名词存在着严重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两岸科技、经贸、文教方面的交流。近几年两岸有不少学者对科技名词统一工作极为关心,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想法。台湾清华大学徐统教授在前不久给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教授的信中表示对“建立两岸共同的专用名词”事项很感兴趣,愿为此效力。信中还附有一篇短文,就“一国两词”的现象作了精彩的论述。我委主任卢嘉锡教授嘱,可把此文印发给有关同志参阅。现将这篇短文发一简报,或许能引来更多更好的建议。汉字的正(繁)体简体之争,是个由来以久的题目。除了字体之外,今天海峡两岸还有学术名词的差异的问题。由于长时间的隔绝和文化政治上的差别,台湾同大陆日常用语有相当大的差异。政治名词的分歧是不能强求统一的。一般日常生活用语有差异,如果是由于民俗文化的差异,正可以丰富中文(汉文,华文)词汇,不是坏事。古往今来,南北各地,夫与妻彼此的称呼,以及对第三者称呼自己的配偶,不下百十种：丈夫、妻子、太太、夫人、良人、夫君、贤妻、娘子、老婆、老公、哥、妹、当家的、烧锅的、那口子、头家、牵手的、他爹、某、爱人……。这种分歧,丰富了语言文字,不能简化,不能统一。因此,我们尽管在台湾交女朋友,在大陆搞对象;一边儿克难生产,另一边儿土法炼钢;在这头脚踏实地,在那头两条腿走路;在这里的机关里,有了成绩好加薪,在那里的单位上,出了活儿能长工资;台湾人没事儿臭盖、四川人摆龙门阵、广东人煲粥、江北人嚼蛆、北京人侃大山……如果有人要把这样多姿多彩的语言文字统一,岂非绝灭固有文化,成为千古罪人？但是,科技上的名词,没有必要这样多姿多彩。一物多名,除了增加困扰,别无好处。不会增进科技,只有添加交流时的困难。电子显微镜方面常用的名词,就有很多两边完全不同的,例如：光阑(孔径)、衬度(对比)、衍射(绕射)、倒易点阵(逆格子)等等。同电镜有关的,就更多了,例如：硅(矽)、固体物理(固态物理)、外延生长(磊晶)、离子注入(离子布置)等等。由于使用频繁,这些名词的不统一,造成了两边交流时的不便。而且,名词的不统一,比字体的不统一还麻烦。第一：字体虽异,读音则同,不妨害口传。而名词不统一时,无论说写都难沟通。第二：中文字(汉字)一个个自成单元。除了极少几个例外,正(繁)体字同简体字是一一对应的。很容易用电脑(计算机)来自动转换。然而,中文词没有通用的记号将其联成一体,因此不容易自动辨认。名词还能因为改变词类而改变形式,又可以化简。例如,“正焦”可以看成“正好聚焦”的简称,但是也不妨自成一词。“透镜”加了形容词,多半可以简化为“镜”,例如“磁镜”、“中间镜”。“分子束外延生长”在句子里可以拆开,“用分子束外延法生长出来的晶体”。我们可以将离子布置于晶体,但是不能将液体布置于容器,只能注入容器。所以,自动转换的可能出错的地方就太多了。这种现象是不是问题呢？我们先要问什么才是问题。一般来说,能立刻解决的麻烦就不成为问题。会自己消失的也不成为问题。会成问题的有两种：一种是严重影响到社会,但是一般人不以为意,只有少数有远见的人忧心。例如,三四十年前中国的人口。还有一种,就是人人痛心疾首,天天受害,欲没有人能解决的。例如目前台北的交通。中文科技术语的不统一,应该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而我们都知道,如果第一类的问题不拿到台面上来解决,它不会自动消失,反而迟早会转而成为第二类问题。只有用中文创造的东西,才不必翻译。可是五百年来,中国人自创的,而能影响全世界的东西不多,最突出的莫过于“毛泽东思想”。文革期间,我们看到洋记者为了翻译“政治挂帅”、“蹲点”、“打砸抢”、“上山下乡”、“和尚打伞”、“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而伤透脑筋。如今老中也不谈那一套了,结果不论是民生用品还是高科技,常用的名词几乎都是外来的。科技上用的术语,更是清一色的洋货,“金”、“银”、“铜”、“钱”、“锡”是极少数的例外。科技的国际语是英语。我们在必须使用中文(汉文,华文)的时候,将科技术语翻译成中文(汉文,华文),有绝对的必要。汉文(中文,华文)没有字母,不能像日本人那样用假名音译外来语。更不能像用拉丁字母的国家一样,不翻译,直接引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外文字。中国人不可能直接引用外文。不是技术上不能,而是大部分人不会接受。就算接受了,不通洋文的中国人又当如何去念那些洋字呢？照汉语拼音的规则吗？那么silicon这个字就没法念了。顶多求其近似,照silicong念,就成了“斯利从”。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怕大部分人不能忍受。外国人名地名的音译不统一,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Schroedinger的译名,就有好多种。目前很多人采取不译的对策,无论口传笔写,都照抄原文。但是碰到名人,古人,还是用译名的居多,例如牛顿,爱因斯坦。至于谁用原文,谁用译文,又是漫无标准的。Schroedinger够不够有名,够不够古？过去有人建议,选一套汉字,用来翻译外文的发音。例如,凡s音都翻成“斯”,不用“史”、“思”、“士”等等。凡t就用“特”,不用“德”、“得”、“忒”。这个办法类似日本人用假名来拼西方文字,碰到稀奇古怪的洋文发音时,传真度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能减少很多麻烦了。可惜,没有通行。翻译一向讲求信达雅。其实,更重要的是用。不在翻得好不好,不在翻得对不对,而在翻好了大家用不用。“可口可乐”是人人同意的绝妙好译。但是不绝妙的如“汉堡”,也照样横行中土。没有人认为把吃的东西叫“汉堡”会没有销路。反之,如果他们不翻译,直接用hamburger来攻城掠地,恐怕是不成的。就我所之,不翻译而能风行的只有半个字：“卡拉OK”。最值得注意的是,科技上不用翻译词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译得不好。这一点比较特别：在民生用品上,一种产品没有销路是因为不好,太贵。而翻译的科技名词之不行,欲不是因为不好,而是因为用原文比较习惯。于是,到了非用不可的时候,就有九流十家出山。何不用原文(多半是英文)？口头上用英文名词的现象,已经是很普遍的了。但是,即使是这些口头上惯于使用“混合语”的人,写文章,写书的时候也不会写成“混合文”。可见用纯中文写的科技文书还是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让不语文太分离^①,那么,用纯中国话来讲科技,也有存在的价值。只可惜我们写书的人,讲起自己书里的事情,居然不用自己在书里用的中文(汉文,华文)名词。西化以来,中国文化所剩不多,汉字是其中之一。只要我们用汉字,就要能用它来表达所有要表达的,包括高科技。因此,不能用“反正大家懂英文”来搪塞。挪威只有四百万人口,但是挪威文的书报出版业,极其发达。我曾问过挪威朋友,他们的出版商怎样在这么小的市场里赚钱。朋友说政府有补贴,为的是保存挪威文,保存固有文化。他说,冰岛的人口更少,才是挪威的十分之一。因此冰岛政府要花更大比例的经费来保存母语。只要是值得保存,花点钱是必要的。同理,我们要不要用中文(汉文,华文)来传达科技信息,也全看我们认为这重要不重要,钱,是次要的因子。我们也不能以为科技名词是少数科技专家才用得到的,因此让这些专家去用原文没什么关系。不然,许多科技名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用到：电镜上的“光阑”(孔径),傻瓜照相机上也有。我们用来做成像(象)模拟的“计算机”(电脑),同家庭主妇用来写信记账的,没有两样。所用的名词,毫无二致。中文(汉文,华文)的科技名词,必须统一。这个工作,在电子显微镜方面,宜由两边的学术机构,刊物编审者来做,而不宜仰赖国务院的红头文件,或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的某字第某号公文。我们也须要请语文方面的专家来参与工作。“辞达而已矣”是个很好的原则。但并不是说不要讲求文词的美。政治上的标语口号,商业上的广告,多有经过千锤百炼的传世名言：“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唐,骆宾王)“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孙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1976年,传说的毛泽东遗言)“我拍卖,你放心。”(1980年代,台北,广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1980年代,台北,广告)“……” “混合语”绝少美感。即使“达”也不可取。不一致的科技术语,使得“达”都达不到。翻译科技名词,写科技论文,同写任何文章一样,要讲求美感。美从何来？从作者的人文修养来。从前的科学家也受过相当的人文教育,John Wesley Powell探险大峡谷时,为很多显著的山头取了名字。其中有好几个是用古代圣人的名字命名,科罗拉多河侵蚀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有叫“佛殿”,有叫“所罗亚斯德庙”,也有“孔夫子庙”,“孟夫子庙”。19世纪耶鲁大学教育出来的地质学家有这般雅兴。当今的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少思古幽情,看到高耸的山头,多半只会想到玛丹娜。因此,要做好翻译工作,不能全靠科技工作者。要有语文专家的参与。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家多多的用中文名词。这方面大陆占相当的优势;地广,人多,比较“土”。希望在未来的两岸电子显微镜交流会上,我们也许还是正(繁)体简体,各取所好,维持“一国两字”的局面,欲能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中国人喜欢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只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是穿西装、打领带、吃汉堡、喝可乐、住洋房、坐洋车、唱卡拉OK的人。如果把汉字也扔了,我只怕等21世纪姗姗到来,要委身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时,她左顾右盼,欲找不到中国人了。 ①原文如此——编辑注。     

“癌”字探源

目前汉语科技术语约有上千万条 ,它们是历代众多学者创造性工作的成果 ,是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组成部分。几千年以来 ,这些术语作为科技知识的载体 ,在促进全民族的科技交流、知识创新以及教育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术语被一代代流传沿用 ,有的术语经历多次锤炼、修正后更加科学和完善。研究有关术语的发生、发展及沿革 ,是汉语术语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为此本刊特开辟了新栏目“溯源” ,希望能把这些术语的来龙去脉聚集记载下来。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是一项抢救性工作 ,因为有许多在这项创新工作中作出贡献的、有造诣的学者已经过世。“溯源”是一个集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为一体的栏目 ,内容包括记载词、人、物、事等等。希望各位学者 ,包括自己创造了某些术语的学者 ,把有关工作记载下 ,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给SARS定两个名，如何？

200 3年 8月中旬 ,笔者在一个编辑研修班上有幸获得 2 0 0 3年第 2期《科技术语研究》杂志。看到许多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就“非典”一词 ,各抒己见的篇幅竟达半本 ( 2 4页 )时 ,好奇心竟驱使我一口气读完了“非典”一词的“专题讨论”。该杂志“科学、严谨、精细、规范、务实” ,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杂志。作为一名普通读者 ,就“非典”一词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在《科技术语研究》上 ,有 1 7位专家就“非典”疾病 ,曾用过“原因不明肺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非典型肺炎”、“急性病因不明肺炎”、“严重的呼吸疾病”、“病原未知的…     

以“砆”替代“富勒烯”的九个理由

在近日的一次无机化学名词审定会上,许多专家对于是否将fullerene译为“砆”的建议意见不一。因此,笔者再写一文,重申将fullerene译为“砆”的理由,以求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1.fullerene一词是fuller加后缀-ene,由此就认定应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是值得商榷的。在已有的汉语化学术语中不将“-ene”译为“-烯”的情况很多,例如：thiophene 噻吩 benzene 苯 naphthacene 并四苯thiophthene 硫茚 naphthalene 萘 fluorene 芴thiathrene 噻嗯 anthracene 蒽 xanthene 占吨chrysene 屈 pyrene 芘 phenanthrene 菲acenaphthylene 苊 azulene 奥 picene 苉pentacene 并五苯 perylene 苝 coronene 蔻heptacene 并七苯 ovalene 卵苯 hexacene 并六苯indene 茚 pyroxene 辉石 ferrocene 二茂铁phosgene 碳酰氯 silvstrene 枞萜 nitrene 氮宾carbene 卡宾 chamazulene 母菊奥 terpene 萜kerosene 煤油 tetracene 并四苯phytofluene 六氢番茄红素 phytoene 八氢番茄红素dibenzothiophene 硫芴……2.fullerene的结构里有共轭C=C双键是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的另一个理由,也值得商榷。上面举出的许多化学物质大多也含C=C双键,却没有译为“某某烯”,还可以举出更多结构里含C=C的物质没有称为某某烯,例如,谁也没有建议因石墨的结构里含C=C将它改称为“石墨烯”。近年出现一个新词——graphene,是单层石墨,分子量不定,是否会被命名为“石墨烯”？笔者以为,还是不这样译为好,理由会在稍后的讨论中谈到。固然,对于化学物质而言,有时结构比组成更重要,但化学物质的术语里却仍以组成为主词、以结构为修饰词的居多,如单斜硫不称硫单斜,环烃不称烃环,金刚烷不称烷金刚,穴醚不称醚穴……不过,有时会从结构着眼来表述,诸如“苯环上的氢被氯取代形成氯苯”一句中的“苯环”,或者从材料角度命名,诸如纳米碳管(从物质的角度应为管碳才合适),则另当别论。换言之,若把“富勒烯”这个术语里的“烯”理解为结构,就不应该是这个复合词的主词。“烯”之所以有“火”为偏旁,是因汉语化学术语中将该偏旁用于组成为碳氢化合物即“烃”之故,换言之,“烯”首先是“烃”,既含碳也含氢而且氢比烷稀少些,而且又由于有别于烷、炔、芳香烃和萜,才会有“烯”这个术语,而不是由于它的结构里含双键。如果首先是由于它的结构里含C=C而得名,何以理解结构里也含C=C的芳香烃和萜不称为某某烯呢？或是由于烯、芳香烃和萜结构里的C=C跟烯不同？若这样理解,那么我们可以问：fullerene里的C=C是否同于烯？不完全相同是肯定的,但究竟有多大区别,未必有一致的认识。主张以富勒烯命名fullerene的当然会着眼于相同或十分类同,然而不主张命名为富勒烯的也可找出不很相同的许多理由。其实,与其说C₆₀在结构上有很像烯的C=C双键,倒不如说更像芳香烃,即有芳香性。可能正基于C₆₀的这一结构特点,有位台湾同人曾建议将fullerene译为“芙”,但笔者也以为不妥,其一是“草字头”是汉语化学术语系统性中用于表示芳香烃的,而fullerene在组成上并非芳香烃,是单质;其二是fullerene的共轭双键跟芳香烃也不完全相同,共轭的p轨道并不像芳香烃中的那样平行而是汇聚于球心呈辐射状;其三,芳香烃的双键可以全氢化而至今未成功地将C₆₀完全氢化得到意想中的C₆₀H₆₀,有的计算化学家推测,全氢化会导致球的破裂(尽管有人预言在星际云中可能存在这种可称为fullerane的分子,但未被确认)。3.诚然,有一些被称为某某烯的化合物并不含氢,例如聚四氟乙烯,但不能割断该术语的由来,之所以称为某某烯,是因为它是乙烯的衍生物。fullerene决非烯的衍生物,fullerene是石墨气化的产物而不是C₆₀H₆₀或其他烯脱氢得到的。近年来,fullerene一词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该词最狭义的内涵是指1985年发现的C₆₀,不久扩展为所有类球体状的碳分子(C₆₀、C₇₀、C₇₆、C₈₄、C₉₀、C₉₆、C₁₈₀、C₁₉₀、C₂₄₀、C₅₄₀……)的总称,后又扩展为包含管状碳分子,即所谓carbon nanotube“碳纳米管”(其实碳管的尺度也有达到微米级直至厘米级的),近年还有继续扩展到包括所有具有类似结构的,由金属或其他非金属乃至化合物组成的非碳分子的动向(笔者认为此扩展值得商榷,建议用新词fullerenoid将它们从fullerene中分异出来)。简言之,如今的fullerene已经不是指一种化学物质而是指一大类化学物质,品种之多难以胜数,其中管状的fullerene更可看做是单层石墨(graphene)卷曲成管,其性质跟球状的fullerene一样,也不像烯,更像石墨。4.将fullerene译为单音节词“砆”符合汉语特色,也符合汉语化学术语特色。fullerene一词已经发展为一个构词活跃的成分,已经并还在派生出以千万计的化学术语,这是讨论fullerene译为何词时不能不考虑到的。顺应这一发展态势,IUPAC(国际纯粹化学与应用化学联合会)于1997年就提出了fullerene系统命名建议(1997 IUPAC,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69,1411-1434)。笔者于1995左右先后在《化学教育》《化学通报》《科技术语研究》上发表文章建议以单音节的“砆”为fullerene的中文译名,以取代“富勒烯”。自清末以来,汉语化学术语就已形成了一种将化学术语中构词活跃的词素用一个汉字表达的约定俗成的主流趋势。最典型的是,汉语一直坚持以一个音节即一个汉字为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这在全球各种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此外,许多音节很长的西语化学术语,汉语术语也是一个音节的汉字,诸如烷烯炔苯萘蒽菲芴萜醇酚醚醛酮酸酰酯氨铵胺膦胂羰羧肽巯羟碱盐茂……也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汉语化学术语的这一特点归根到底是汉语的特色决定的,不是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语言本身的规律使然。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习惯于音节少而不习惯于音节多来表达语义。这是汉语不同于世界上其他语言最特别之处。且不论欧美人,同在亚洲的中亚人、日本人、蒙古人、马来人、泰国人、印度人……也跟使用汉语的人不同,习惯多音节而不习惯少音节来表达语义。例如,自古已知的金属,各民族大多沿用古词为其元素名称,只有汉语几乎都用一个音节称呼这些金属,如金银铜铁锡……笔者曾在《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化学用字》一文,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多音节词缩合成少音节词也是语言发展的一个方向,不是只存在单音节或少音节词发展为多音节词的单一方向。这一趋势,连贯于多音节的西方语言里也时而有之(如只有2个音节的激光laser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缩合),只不过由于汉语本来就习惯于用少音节表意,显得更突出而已。汉语的这一特点跟汉语的语速较慢不无关系,即,尽管汉语的音节十分简单,不仅没有辅音连缀,而且韵尾也只有前鼻音和后鼻音,或还可包括儿化韵尾,然而,以音节频率计的汉语语速,远比不上习惯于多音节表达语意的各种语言,但以表意频率计的语速却比许多语言快。由此,笔者认为,用一个汉字的“砆”比用三个汉字“富勒烯”来构词更符合使用汉语的人的语言习惯,继承了具有少音节特色的汉语化学术语构词的传统。以砆为词素构成复合词,更显出这个单音节术语的突出优势。例如metallofullerene译为金属砆当比译为金属富勒烯更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更简洁上口。较简单的以砆为词素的复合词还可举出K^＋C₆₀^-砆化钾;[C₆₀]⁺Cl^－氯化砆;C₆₀=C₆₀联砆;C₅₉N氮杂砆;He@C₆₀砆笼氦(符号@已广泛用于表达笼状超分子;@前为装入笼中的化学物种,@后为成笼的化学物种);以共价键使单一的砆[C₆₀]彼此相连的(C₆₀)_n可命名为聚砆,等等;对于那些组成和结构更复杂的具有很长音节的fullerene衍生物的系统命名,砆显然比富勒烯更系统更科学更简明,如La@C₈₂可命名为砆[C₈₂]笼镧;还可提到的是,将被预言存在的完全氢化的fullerane命名为“砆烷”更可显出砆的命名的合理性,类同于“硅烷”“硼烷”的构词原则;被预言能稳定存在的“砆化氢”C₆₀H₃₆可按系统命名法顺理成章地命名为砆[C₆₀]化三十六氢,愿意倒过来命名也可以——“氢化砆”;砆[C₇₀]化十四溴;已制得的C₇₀Br₁₄可系统命名为十四溴化砆[C₇₀]。砆的内涵从类球体扩展到管状也不会发生困难,可分称“球砆”和“管砆”。相反,以“富勒烯”命名却会语义不清。最近在网上见到一文,文中始终以富勒烯为fullerene的译名,而该文最后提到了含硼和氮的fullerene,却改称“碳硼氮球”了,若用砆这个术语,就不会出现这种尴尬,可按IUPAC命名法称为“硼氮杂砆”,如见于文献报道的具有C₆₀样球体的B₂₄N₂₄C₁₂可称为“二十四硼二十四氮杂十二碳砆”！5.砆以石为偏旁符合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相反,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破坏了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自清末以来,我国化学术语渐渐用汉字特有的偏旁构字法创造了许多(单音节)新字,形成了独特的化学术语系统,已被使用汉语的民众广为接受。这些汉字的偏旁形成了一个系统——常温下的(下同)金属用金偏旁(汞例外情有可原),固态非金属用石偏旁,液态非金属用三点水偏旁(仅溴一例),气态非金属用气字头偏旁,芳香烃用草字头偏旁,脂肪烃用火偏旁,烃的含氧衍生物用酉偏旁,烃的其他非氧衍生物用月旁,杂环用口偏旁……构建化学术语十分活跃而又相互关联的一些词素时,汉语用不同偏旁的单音节的同音字表达,例如,氨、铵、胺,可认为是汉语化学术语构词系统淋漓尽致地依从汉语特色的创造性。汉语化学术语单字的偏旁的作用与西文化学术语单词的后缀异曲同工。汉语是孤立语而非屈折语,用不同偏旁创造的这些化学术语形象地表达了这些偏旁不同的同音字在化学上的区别。将fullerene译为“砆”保持了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较好地表征了fullerene是固态非金属单质的本质属性。相反,富勒烯一词很容易将这类物质误认为是化合物。笔者确也曾见到国外有的文章不自觉地这样做了,单质与化合物无论如何是不该混淆的,为什么不利用汉语偏旁的独特作用为fullerene译一个更符合汉语习惯的单字呢？6.也有认为富勒烯一词已经广泛使用近20年了,约定俗成,不必再改。笔者认为,约定俗成固然是审定术语的一个原则,但比起术语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来,仍应居从属地位而不应过分强调。在我国化学术语发展史上,废弃已被约定俗成的术语的例子颇多。例如,化学元素Si的汉语命名,曾有过曲折的历史,命为硅还是矽,有过反复,至今境内外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在境内,除“矽肺”“矽钢”外,其他含矽字的术语均已废弃了。长达半百世纪历史的“矽”尚可改变,富勒烯一词只不过近20年,有什么理由要以约定俗成为由而拒绝废弃呢？更何况矽和硅并无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之争,而“砆”与“富勒烯”却有着明显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的差别。7.化学家创造的新汉字已经够多了,据统计,化学家先后造了四五百个新汉字,不应该再造新字来增加孩子们的负担了,这是反对将fullerene译为砆的又一理由。笔者曾为化学家为什么要造新字做过一番辩解,见《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第2期,不再赘述。最近多次读到一些人主张不要造新的汉字,理由之一是更新计算机汉语字库太麻烦。笔者也并不是说新汉字造得越多越好,仍以为能不造的以不造为好,有时,实在必要,造它几个,也应当允许,例如,1998年7月8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卢嘉锡在京公布了钔、锘、铹、、、、、、9个元素的新汉字,全是新字。有时不得已而新造汉字,也应视为对汉语的发展,不是倒退,因为造字是不得已而为之。化学术语大多是多重的复合词,为符合汉语习惯,音节不宜过长,词素或词根以尽可能短音节为好。何况砆字不是新字,是老字新用,《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有,电脑字库里也有。老字新用在化学术语里是有先例的,如钫、铍、钴、镝、菲、铊……都是老字新义,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都可查到其原义。一字多义是语言的普遍现象,汉语如此,外语也如此,只要同词异义用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决不会导致词义混淆或双关。砆是一个罕用的老字,赋以新义更不应有问题。8.相反,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倒是会增加初学化学者的困难。君不见,在初等化学中总是先学到碳后学到烯烃,如今C₆₀已经进入中学课本了,而且仍称为富勒烯。学生们或许不会问：何以将C₆₀称为富勒烯？但也保不住有个爱刨根问底的孩子要问一问。那么,中学老师当何以作答呢？说其结构里有类似烯烃的C=C双键而又像建筑师富勒设计的穹顶,故而命为富勒烯,笔者有绝对把握地说,学生还没有理解前半句话的基础,因为学生是在学到元素化学的碳时见到C₆₀的,那时既没有学过双键,又没有学过烯烃。若改为砆,回答相当简单而自然——它是固态非金属单质,故以“石”为偏旁,而音“夫”则是音译于对应英文词fullerene的第一个音节。9.在汉语化学术语中,音译西文对应术语的第一个音节或主要音节造一字,含术语系统性偏旁的单音节汉字是汉语化学术语的惯例,如化学元素名锂钠钾铷铯铍镁钙锶钡硼镓铟铊锗铋,物质或基团名氨铵胺,芳香烃名苯萘蒽菲……不胜枚举。砆是fullerene第一个音节的音译加上表示固体非金属单质的系统偏旁石,当符合构建汉语化学术语的这一约定俗成的习惯。总之,将fullerene译为“砆”保持了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简明性,更符合汉语化学术语构词活跃的词素多取单音节的传统,符合汉语少音节表意的特色,而且“砆”字易教易认易写易释义不易误读无歧义。     

汉语数词的用法问题

近年来,在国内大多数出版物的行文里,中文数词“一,二,三,四…”几乎全都被数字1,2,3,4…所取代,大有被赶尽杀绝之势。其实,外国的数词(以英语为例)one,two,three,four…一直在同数字1,2,3,4…一起如常服务,为什么我们的一,二,三,四…要单独退出休息呢？我认为,一方面,这里面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传统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这主要指有效数字的规定。例如,在我的一本著作里,有一处写着“三百多…”,出版社要改成“300多”,我则坚持不接受。因为,从物理学知识看来,“三百”的意思并不完全等同于“300”：前者只有一位有效数字,即3×10²,而后者却有三位有效数字,即3.00×10²。既然是个约数,就不应当有多余的有效数字。所以,从科学的观点看,而今充斥在出版物上的“100多”,“10多个”等说法,都是错误的。最近我为朋友校对了一份译稿,也有类似的问题。最后我只好定下一条规矩：凡是原文用one,two,three的,译文就用一,二,三;原文用1,2,3的,译文就照搬,这才解决了问题(最后到出版社,还不知道如何处置,这我就难以负责了)。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现象。在曾经负责过国家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位高级官员的一篇文章里,竟然说“××00年”(例如2400年)的写法,就意味着其误差幅度为100年(或者±50年)。任何一名够格的物理学家,看到这样的表述,都会惊讶莫名。就是一位工程师,对着一件长度数据为2400毫米的工件,即使没有标明公差范围,也绝不会以为误差可以达到几十毫米的程度吧！我查了一下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出版局,标准局,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处等六个党政官方机构于1986年12月31日公布,并于1987年2月1日开始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发现存在着不少毛病。第一、《试行规定》第1条“总的原则”里说：“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这里明显表示出对汉语数词的歧视。因为,这句话的意思,要么就是规定在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数词都同样“很得体”的情况下,必须舍汉字而取数字;要么就是根本不承认使用汉语数词也会“很得体”。第二、《试行规定》第2条“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两种主要情况”中的2.2款“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整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等)”的举例里,就有“10个月”,“500多种”,“60多万公斤”等用法。在统计数字,测量取值,计算结果,技术数据,财政帐目,产品型号,项目代码等方面,要使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这是各国出版物里一致的用法。但是对于“约数”,一般都用各国语言中的数词表示,而不采取相当于“10个月”,“500多种”,“60多万公斤”等用法。上面已经说过,从有效数字的角度看,一般的约数只取一位有效数字就够了。所以,以上文件上举例的几种用法,都是不合乎科学要求的。第三、《试行规定》第2.2款注①又补充说：“…凡是不是出现在一组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职的一位数(一、二、…九)可以用汉字,如一个人,三本书,四种产品,六条意见,看了九遍。”这总算网开一面,规定了一般的一位数可以用汉字。不过这里仍然有两个问题：首先,这里只规定了“可以”,而不是“应当”用汉字数词。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1个人,3本书,4种产品,6条意见,看了9遍”等等,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这种规定不是“很得体”的用法,也是符合于官方规定的。其次,这种“可以”,仅限于一位数字,多位数字就不“可以”了。于是,在《试行规定》出台之后,实际上就连根铲除了汉语里“十二”,“二十”,“三百”,“四千”等等数词词组(可能只有古籍是例外)。怪不得,当我的书稿里出现了禁用的“三百”这个汉语数词词组的时候,出版社就要提出意见了。可是,睁大眼睛往外看,人家的twelve,twenty,three hundred等等,仍在照用不误,我们又何苦掘自己的祖坟呢？第四、“300”怎么读？一是读“三零零”,一是读“三百”。恐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读作“三百”。于是,就出现了书面上只准写“300”,而口头上又常读“三百”,这种书写同读音的脱节现象。你不准写,人家还是在讲;实际上这表明了,“二十”,“三百”,“五千”一类的汉语复合数词是禁绝不了的。在《试行规定》第2.2款注③里说的“5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可改写为以万、亿作单位的数。”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45000这串数字,人们习惯读成“四万五千”。但按此规定,它“可改写为”4.5万之后,读法也就变成“四点五万”了。在实际执行中,这种“可改写为”往往就是“必须如此”。于是,在电视,广播等等的宣传里,也就充斥着“四点五万”之类的,数学习题式的语言了。其实,除了统计数字及科技数据等等之外,在一般的场合下,像3500那样的数字,在外语里也是读成three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而不会读three point five thousand的。我自己是一名物理学家,但我也不主张在一般的场合,都严格按物理学的办法去处理数字。我希望,数词的用法既不能违反科学,但亦不必把日常的语言过分数学化了。我相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机构里,科学家的意见难以发挥作用的缘故。我觉得,科学界应当义不容辞地对数词的用法提出既合乎科学原则,又适应国际通行做法的明确意见。而且,如果现在还没有哪一个专门机构来管这件事的话,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必要先负起这个责任来。     

《力学名词》的审定

经过7年的工作,《力学名词》(第一批)已审定、定稿付印,将在1993年公布,这次公布的名词,共2500多条,分成5个部分：通用词(普通物理中力学部分、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一般力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以及其他(交叉,应用学科和新分支),除了委员会成员的工作外,学会一些专业会议(如“三流”专业会议)和个人(如梅凤翔)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定稿前由主任委员季文美详细审核,并经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聘请力学界郑哲敏、朱照祥、卞荫贵、白以龙四人复审。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们感受深刻的是以下两点体会。一是名词(术语)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它的长期性表现为通过教育、大众新闻媒介等,一些公布的名词将会传播开,但一般不是立竿见影,当时有成效,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实践,这些名词能否站住才会见分晓,借用自然科学中的行话,它时间常数的数量级是10¹到10²年,不妨以这几年开过的数次“一字会”为例,所谓一字会,指全国名词委员会为了一个字或词(如ergonomics工效学,robustness鲁棒性),有时是几个词而专门召开各行各业参与的协调会,“矢量”还是“向量”,数学界和物理界有过几十年的交往史(大概从30年代始),先是互相尊重对方,接着是各自坚持,钱三强主任曾主持过“一字会”讨论,其结果仍是物理界称“矢量”,数学界用“向量”,对于我们力学工作者,何从何适,有些麻烦,但现在看来,简易“拍板”审定在一种上,并不是合适的办法,1992年11月的一次会上讨论“压力”和“压强”(英文都是pressure),其结果也只是沟通情况,无法强求有些工程行业中将单位面积受压力的pressure由“压力”改为“压强”。从50年代开始在中学物理教科书中阐明“压力”和“压强”之间差别以来已有40年,现在也只是初见成效。二是我们应逐步形成适应汉语汉字特点的术语学,术语学(terminology)已成为一门学科,已有奥地利、加拿大等不同学派,它也有一些普遍成立的原则如一词一义,但是,根据汉语汉字的特点,我们还得补充一些,各界现都赞成“约定俗成”的原则,而这个原则起源于春秋时的《荀子·正名》;又如,一个方块字一个音的特点,确定了汉字个数以2为使用频率最高,因它易于传播,又不象1个汉字的术语在语言(不是文字)中不易辨识,也许这可称之为“2314”原则,即2字最好,3字次之等等。又如人名地名译名,一般都赞成“名从主人”原则,据此Duffing应是杜芬而不是达芬,Mathieu应是马蒂厄(更接近的是马丢,但又要考虑到汉字字面上的“雅”)而不是马修。但是,汉字读音又应以普通话为基础,有些地方方言中l音n音不分,苏联人名Arnol’d中“no”音节,两种译法“诺”、“洛”见于同一本书,按照一位安徽学者的译法,Euler不是“欧拉”、“欧勒”、“尤拉”,而是“外娄”。“少造新字”可能也是一条,这是由计算机检索、汉字库的标准化等因素所要求的。寻找汉语文特点的术语规律,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由于名词工作的长期性、汉字汉语的特点,以及一些社会性因素(如近期港台名词的冲击),我们并不指望有这批2500词能全部站住。如果力学界广大同仁不以7年出2000词(有500词是由物理学名词中移过来的)为“低产”,我们也就满足了。关于今后,想到两点工作。这次将公布的只是第一批,以后还需要有人接着干,有些难点还留在后面。比如,在这批词中,流体力学中没有transition(由层流到湍流)这个重要词,这不是漏了,而是等待。是用“转捩(音liè)”还是用“过渡”？一词之差,反映了对湍流的不同看法,即transition相应于一个特定的雷诺数还是雷诺数的一个区间。除了这类词以外,还有各个分支学科进一步要确定的词,也会有新分支、新概念、新术语需要及早通气、统一的。希望在学会各个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和工作会议中,能够想到名词工作,及时为我们提供信息。我们这个委员会是一个会两个名称。从学会系统说,我们希望能多交流,多提供信息,气氛比较宽松,数量比较多,我们同时又是“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一个分组织,名词审定批准后将由国家正式公布,这就决定了审定要严谨、慎重,数量不宜多。另一点工作是加强交流。不妨把同行业(专业或更小的分支)之间叫做微观(micro)交流,这类工作容易被注意到。还有一些宏观(macro)交流,上述的“一字会”就是例子。这类交流,也包括地域上的涵义,计算力学中,南方爱用“电算”,而北方则常用“计算机计算”。港、台和我们之间,交流刚开始,这方面希各位有机会和港、台同仁接触者多提供信息。也许,应该再有一些meso交流。不同专业之间通通气,我们和物理学、数学两个名词组织交流较多,各个工程学科的名词工作开展得比我们晚,他们审定的结果,会反过来要求我们某些词重作考虑,力学工作者和各行各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有着天然的联系,也希望提供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意见。     

智力拼盘

谋杀犯露马脚检察官温特斯一走进斯塔霍的办公室,巴特就迎上前说:“除了桌子上的电话,我什么也没碰过。我立即就给你打了电话。”斯塔霍的尸体倒在办公桌后面的地毯上,右手旁边有一支法国造手枪。“你快说这是怎么回事?”检察官急切地追问。“斯塔霍叫我到这儿来一下,”巴特说,“我来到之后他立即破口大骂他的妻子和我。”“我告诉他一定是他弄错了。但他在气头上已经变得无法自制。突然,他歇斯底里地大叫,非杀了我不可。说着,他拉开办公桌最上面的抽屉,拿出一支手枪对着我开了枪,幸好没击中。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不得已只好自卫开枪。这…     

常见字入术语典的词类考察——从《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类字”谈起

通过考察清末民初蒙学教材《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卷一的“雨”部气象字和非气象字历时的词类标注情况,指出部分常见字词具备现代术语的资格,同时还存在因词类的差异而在现代术语资格的取得上形成有规律的分化。     

进入癸未有感

现在已经进入癸未 ,而且过了春分。公元 2 0 0 3年 1月 31日 2 3时是癸未大年初一的“子初” ,虚岁我就八十九了。在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的一“经”《礼记》的“王制”篇里 ,有这么一句 :“五十杖于家 ,六十杖于乡 ,七十杖于国 ,八十朝。九十者 ,天子欲有问焉 ,则就其室 ,以珍从”。“杖于”这两个字的意思 ,就是“拿着手杖到”或“拿着手杖在”。《礼记》这段话的意思就是 :一个人他活到五十岁 ,就可以拿着手杖在家里摆出家长派头管教家人 ;过十年 ,到了六十岁 ,他就可以拿着手杖到乡里 ,给乡人们指指点点 ;又过十年 ,到了七十岁 ,他就…     

脚底下有一颗心

在报上读到台湾王作荣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在2001年9月他回大陆访旧:“在北京的机场下飞机,双足踏上故园泥土,我激动得哭了,一直哭出了机场。”王作荣曾任“监察院长”,暌违故园52年。在文章中,他使用了一个词组:“故园泥土”。说人原来也是一株植物,有根系,毕生都在探寻泥土的养分。受王先生文章的感染,我想起     

再谈“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

1984年在一次术语工作座谈会上我曾以“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①为题谈了我对术语工作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在纯术语方面最好多向术语国际化靠拢,即用汉语拼音,而不是用汉字音译。如今十六七年过去了。我想再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一、面向世界现在的世界已大大不同于1984年的世界,当今的中国更是大不同于当年的中国。就拿Internet来说吧,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式引入我国是在1994年,在这之后,轰轰烈烈的网络时代在我国也开始了。新事物引入后,有人形译(Internet),有人意译(互联网,国际互联网,交互网……)。到了1997年,才给它定名为因特网。说到这里,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当初不如不创立因特网这个词儿,而直接使用Internet。^②结果今天造成了“三分天下”(即互联网、因特网和Internet)的局面。由于没有采用Internet,因而使I时代、IP卡、IP电话、Irobot之类词的解释缺少了理据。如何面向世界,如何对待外来的东西,的确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大问题。我的看法是,要区别对待：(1)搞自己的以LINUX为基础的操作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尤其是要害部门的电脑系统的安全。(2)域名之类的东西,没有必要标新立异。在域名问题上,我觉得除了使用汉字外,还应该特别强调一下使用汉语拼音,因为汉字不便走出国门,相反地汉语拼音倒能全球通。(3)Internet这样的术语,既然以字母词形式已经在IT界流行,就不必再给它定一个汉字的音译词,因为Internet正如TV一样,是一个国际词。Internet已经进入许多语言,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法文Internet,德文Internet,意大利文Internet,西班牙文Internet,日文インタネット,俄文интернет。认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对未来发展的预测。顺便提一下,利用汉语拼音标记外来语,这是一种借用外来语的新方式,即形译。也许有人会说,直接吸收Internet在许多方面与汉语不合。如说“音节结构特殊”,人们不好发音。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在说WTO、APEC、CDMA、EMAIL这些与汉语音节不合的词时,不是没发生任何困难吗。要知道,外国在吸收我们汉语的词语时,也不完全符合它们的音节结构,如QI“气”、QIGONG“气功”、ZHUANG“壮族”。又比如还有人说,“与汉字文章不协调”,不像样。相反,我倒觉得很好,一是增加了清晰度,非常醒目;二是增加了电脑信息处理的精确度。大家知道,像中文和日文这类句子中词与词之间无空格的语言,在信息处理时首先都要进行词的自动切分,由于日文中的刀口多(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外文、数字及其他符号),因而比中文切分容易,而且正确率高。我们应该考虑现实需要,现在的计算机刊物,不让出现拉丁字母行吗,没有ICQ,OICQ,GPRS,CDMA,MUD,FLASH,C++语言等字母词行吗？二、面向未来未来什么样子,很难估计。但是,可以预料的是,起码在今后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术语产生最多的地方仍是西方,因为科技比较发达的地方是术语的发源地。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术语将会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是仍坚守意译的老路,依旧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还是另辟蹊径？这是值得每个术语工作者考虑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国吸收外来语的情况。外来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外来语有以下四种：(1)音译词,如咖啡、沙龙;(2)半音译半意译词,如啤酒、伦琴射线、马克思主义;(3)用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标记的(或带有这些字母的)词,如CT、DNA、BP机、卡拉OK、β胡萝卜素、γ射线;(4)直接从日语借用的汉字词,如场合、手续、干部。以上是‘外来语’的严格定义。实际上由借音和借形两部分词组成的,(1)、(2)属于借音,(3)、(4)属于借形,因此也叫形译词。(3)是通过汉语拼音,(4)是通过汉字。(3)和(4)只是在借形这一点上相同,由于所用的介质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前者实质上是形译+音译,而后者则完全是形译。狭义(3)类似于外语之间的借用,例如从德语到英语的Kindergarten→kindergarden;从英语到德语的computer→Computer或Komputer,disco→Disko。狭义(3)既优于日文的片假名转写,例如コンピュタ(计算机)、ディスプレイ(荧光屏),也优于俄语字母的转写компьютер(计算机)、дисплей(荧光屏)(来自英语computer、display)。广义的外来语有两种：(1)仿照原词的结构和意义翻译过来的仿译词(calque),也叫直译词,如honeymoon蜜月、Ubermensch(德)/superman(英)超人、dark horse黑马;(2)用汉语表达的外来概念词,如电灯、电话之类的意译词。目前,使用最多的借用方式是狭义的(1)、(2)、(3)和广义的(2)。而术语界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多采用一些狭义(3),即汉语拼音字母形译词。我是狭义(3)的拥护者,也即“拿来主义”的拥护者。这类形译词叫字母词。字母词中分纯字母词(如CT、DNA)和带字母的词(如BP机、卡拉OK)两类。现在,这类词越来越多,原因是它们有不少优点。大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1)快 可以不费力地拿来就用,如国际上新近出现IP phone,我们很快就有了“IP电话”;(2)简 写起来简便,如VCD,仅三四画,但要用汉字写,“激光视盘”就要写41画;(3)明 十分醒目,尤其在一堆汉字中夹杂一些字母词,如KTV,DNA,ISO,MBA,一下就映入眼帘;(4) 广用处广,很多字母词不仅能在国内使用,而且在国外也适用。由于上述优点,字母词在讲究效率的信息社会里不断涌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我们的科技界已经大量采用字母词了,不过还时常加上狭义(1)作为“伴侣”。如表示十进倍数单位词头名称的Giga吉咖、Tera太拉、Peta拍它、Exa艾可萨;以及表示十进分数单位词头名称的nano纳诺、pico皮可、femto飞母托、atto阿托。由此而产生硬盘40G、T比特等说法。这里还需要指出,狭义(3)在某些场合是完全照搬,上面的一些例子都属于此类。它们类似于外国人地名的照搬。但在某些场合可以采用标音转写方式,即按照一定规则对原语进行适当处理,以便于译语吸纳。还有一点请注意：字母词当中,有一小部分是汉语拼音的缩略语,如GB“国标”,HSK“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托福”等等,千万不要把它们也当成形译词。三、面向现代化这里既有技术问题,又有理论问题。技术方面,术语数据库的建设已普遍展开,这是很大的进步。如何使数据库的格式标准化,注意兼容性,这是关系到资源共享的大问题。如何使检索工具方便好用,既能查全查准,又能照顾汉字的特殊情况,这又是检验数据库优劣的大问题。我认为,采用以词为基础的全拼音检索法是最理想、最有前途的。关于理论方面,这里面包括如何认识现代汉语,如何认识汉语发展的方向,以及如何促进汉语的现代化。首先必须认识到现代汉语早已不是单音节语了,因此必须放弃字本位,树立词本位。其次要看到汉语构词法已有很大变化,具体地说,其形态学构词方式大大丰富了^①,词缀和类词缀不断增加(其他语言也如此,如英语像mock-、too-、-speak、-to-be也都成了词缀了)^②,越来越多地使用派生法就是一个证明。一次性、可行性、可读性、操作性、可操作、可操作性、不稳定性、女男爵、非赢利性、可兑换性、可持续(发展)……,试想,如果不把这些汉字串作为一个整体,人怎么认读,又怎么让机器处理呢？有了正确认识,也就不会再抱着字本位不放了。这不仅是术语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汉语方面所要考虑的问题。说实话,搞术语的单位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最好的。还没有发生北京电视台曾经把“北京新闻”写成Beijing xin wen,以及把“北京您早”写成Morning Bei jing那样的错误。不应再造新汉字似乎也属于现代化范围。元素名层出不穷,总靠创造新汉字来解决问题,不是一个办法。这些新汉字,虽然主要是少数科技人员使用,但是技术上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电脑中的字库不时要增补,各种词典的检索法以及图书馆的目录也都要经常改动。为什么不应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不是要“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③吗？为此,我写了一篇《别拿汉语拼音当外文》(发表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9年10月号)。其中我试着用汉语拼音把101—109号元素名进行了标音转写,结果好得很。请大家比较：总起来说,如何使汉语现代化,术语工作走什么路不无关系。如果术语工作者注重词本位,不造新汉字,多采用一些字母词,我想一定会有利于汉语的现代化。四、民族语中的术语问题少数民族语言的术语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里我建议：在确定新术语时,最好直接采用汉语的字母词,不必再另翻译。也许某民族使用的是非拉丁字母文字,开始使用这种字母词,会感到不协调。不过,应该认识到,这是最可取的办法。说实在的,要说不协调,汉字与拉丁字母最不协调了,但是,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用字母词。过去汉语语言词典里不收字母词(最早收字母词的是《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自1996年修订第三版时也开始附加字母词),而现在许多词典都以附加字母词作为一大优点。例如,最近商务印书馆在新版《新华词典》问世时就特别强调,这本词典收这类字母词比其他词典都多。我们应该认识到,字母词的涌现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词会越来越多。现在这类词不仅作为词典的附录存在,而且开始已有专门的词典收录它们。^①因此说,直接采用字母词是大势所趋。现在,各民族都在学普通话,并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汉语拼音,还有不少人学习英语,这样也就为吸纳这些字母词打下了基础。但愿我们的兄弟民族能选择一条捷径,为发展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创造有利条件。^②综上所述,恳切希望术语界从三个面向角度来考虑考虑术语的发展问题。最后我还想提两个一直没得到结论的问题求教于智者：(1)不言而喻,我们的术语发展同世界术语的发展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学者总要记忆两种以上不同形式的术语。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好,尤其是在纯术语范围内？(2)印度直接用英语术语,日本用片假名吸收大量术语,对他们的科技发展有没有影响？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以上这两个问题希望有一些人专门研究研究。这绝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问题。 ---------------第13页① “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收入刘涌泉著《语言学现代化和计算机》,242—24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② 全国科技名词委当时公布推荐用“因特网”,并不否定用英文Internet,要根据媒体对象情况定。——编者注-----------------第15页① 我们的语法学家以前只承认前缀有两三个,后缀也不过十来个,而如今应该说各有几十个。详见《语文现代化论丛》5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② 参见Collins Cobuild的《构词法》：a mock-English public house一家仿英国式的酒吧,the too-familiar list of economic difficulties一张司空见惯的经济困难清单,that unique language known as computer-speak被称为电脑语言的专门语言,mother-to-be快当妈妈的人。据该书统计,现代英语的词缀约300个。③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8条。-----------------第16页① 参见刘涌泉编著《字母词词典The Dictionary of Lettered-words》,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② 交稿后四五个月,看到新出版的《藏英新词词典》(Paul G.Hackett编,2001),词条选自近几年的《西藏日报》和《拉萨晚报》,约5 000条,其中就收了BP机、T恤衫、X光等字母词,不过不是拉丁字母和汉字混合,而是拉丁字母与藏文合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