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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介绍我国药品的命名原则和具体方法,供药品研究、生产、供应和使用者参考。方法:主要根据联合国WHO和我国的有关药品命名资料以及作者20年来的工作体会作重点介绍。结果: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国内外药品的命名原则和方法。结论:对于药名的统一、应用和管理有促进作用。
药品的命名是药品标准化工作的基础内容之一。早在1980年国家药典委员会即发布《药品的命名及命名法(草案)》,着手系统整顿药名。1997年国家药典委员会编订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一书正式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明确药品名称按该书推荐的名称和命名原则命名,这标志着我国的药名工作已进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以下简要介绍药品的命名原则和方法。世界卫生组织的药品命名原则首先有必要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的药品命名原则和国际非专利药名(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ary Names for Pharmaceutical Substances,简称INN)作一简单介绍。在国际上,原先各国药品命名机构制定的法定药名有所不同,另外各生产厂商有不同的商品名,从而造成一药多名的情况,有些药品的名称多达数百个。这给医药工作造成极大的混乱和困难,特别是那些仅选用商品药名的书刊,阅读更为费力。面对上述混乱情况,国际上迫切要求统一药名。联合国于1946年提出,WHO应发展、建立和促进有关食品、生物制品、药品和类似产品的国际标准。1948年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首次决定要制定国际药典。1949年有关专家委员会研究制定药品命名的原则和规划。1950年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采纳了这些原则。1953年WHO确定了INN规划,并于同年公布第一批INN。在此以后每年陆续公布,并过若干年后汇编一次,至1996年第9次汇编时,汇编本包括的药名总计约为7 500个。该书的引言后即提及INN的命名原则,共有如下9条:1.INN的发音和拼法应清晰明了,全词不宜太长,应避免与已经通用的药名相混淆。2.对于同属一类药理作用相似的药品,在命名时应适当表明这种关系。应避免采用可能给患者以有关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或治疗学暗示的药名。为贯彻上述两条基本原则,可采用下列辅助原则。3.在为一类新药的第一个药物制定INN时,应考虑到使有可能为这类新药的其他药品制定适宜的INN。4.在为酸类制定INN时,宜用由一个词组成的名称;在为这类酸的盐命名时,不应改变酸的名称。例如,苯唑西林(oxacillin)和苯唑西林钠(oxacillin sodium)。5.对于以盐的形式供给应用的药品,其INN一般亦可用于表示该盐的活性碱或酸。对于同一活性药品的不同盐或酯,其名称仅应在无活性的酸或碱上有差别。对于季铵类药品,宜将阳离子分开命名,不宜以胺盐的形式命名。6.应避免采用单个字母或数字;亦不宜采用连字号。7.为便于INN的翻译和发音,宜采用f代替ph,t代替th,e代替ae或oe,i代替y;应避免采用字母h和k。8.对于药品发现者或第一个研制和销售者所提出的药名,或者在任一国家已经法定的药名,如果符合上述原则,则应受到优先考虑。9.如有可能,应采用一种通用的词干以表明同类药品INN的相互关系。表1包括某些类别特别是新类别药品的词干。在实际应用中,尚有许多其他词干。表中不加连字符号的词干,可用于药名的任何部位。对于由已命名药品派生的同类新药,在制定INN时应表明两者的相似关系。表1 部分类别药品的词干由上可见,INN的基本命名原则是前两条,第9条中的词干表实际上是第2条基本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公开发布的词干总数已超过60个,而WHO实际应用的词干则已达数百种,并随着新药的发展而不断增加。INN的国际地位INN在国际上很快得到推广使用,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INN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新药的INN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和采用。各国药品命名机构基本上以INN为准,新药尤其如此。我国自1977年版药典开始,外文名原则上亦是采用INN。WHO的INN规划在统一国际药名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将永载史册。WHO的INN汇编本是以拉丁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5种文字对照发表的。5种文字的发音基本相同。例如普鲁卡因一药,拉丁文为procainum,英文和法文均为procaine,俄文为прокаин,西班牙文为procaina。WHO未发表日文药名,但日本的法定药名一律采用片假名将INN相应译出。可以说,INN几乎覆盖了全世界。国际上的药名辞书和著名的大型药典,均用一定的方法标记INN,以便读者识别。根据近25年来的发展趋势,WHO在制定INN时,基本上遵循上述两项基本命名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简短清晰,易读易记,从药名上很少显示出药品化学结构。第二条是为了从药名上表示新的相似药理作用的同类药品,不断制定出相应的新词干,以便使同类药品的名称达到系列化,这些词干基本上没有化学结构的含义。INN与化学名的关系问题有其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先,当药品数量较少,同时药品结构较简单时,药名一般就采用化学名或将化学名简缩而成。这类药名往往存在词长和难读难记的缺点,同时当化学结构仅有个别基团甚或位置的不同时,药名易于混淆,这类药名的可接受性差。例如,磺胺类药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早期的磺胺噻唑、磺胺嘧啶等药名较为简明,以后随着磺胺类药数量的不断增多,药名亦愈来愈长,且不易区别,难以记忆。针对这种情况,WHO在制定磺胺类药的INN时,改变原先的传统方法。例如,对于磺胺林(曾称磺胺甲氧吡嗪),一些国家制定的法定名为sulfamethoxypyrazine,而WHO则取名为sulfalene。又如磺胺邻甲氧嘧啶即磺胺多辛的化学名为4-磺胺-5,6-二甲氧嘧啶,与另一磺胺类药磺胺间甲氧嘧啶仅有甲氧基位次之差,WHO在为前一个磺胺药制定INN时采用sulfadoxine,摆脱了传统的命名法。至于其他种类的新药,INN趋向于与化学名很少有明确关系,即从药名上难以看出其化学结构,特别是结构趋向于复杂的新药,单纯用化学名简缩命名的难度很高,亦无重要的实际意义。药名毕竟与冗长的化学名不同,人们特别强调药名的实用性。对于广大的药品生产、供应和使用者特别是医务工作者来说,药名简短、易读和易记是最为重要的。目前随着新药品种的增加,国外药名力求简短,与化学名几无直接关系,但简短易记,这是INN的一大特点。INN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通过一系列词干使同类药品的名称系列化。除了上述INN命名原则中所列的词干外,近20多年来WHO还制定了一系列新词干,这些词干使同类新药在药名上显示出相互关系。这类词干绝大多数并无化学结构的含义,但通过它们可以醒目地表示药理作用相似的同类药品。我国药品的命名原则《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一书规定的命名原则共有21条,本文择要作些说明。命名原则规定中文名尽量与英文名相对应。可采取音译、意译或音、意合译,一般以音译为主。对有机化学药品名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下列方法命名:①音译命名。音节少者,如codeine译为可待因;音节较多者,可采用简缩命名,如amitriptyline译为阿米替林。音译名要注意顺口、易读,用字通俗文雅,字音间不得混淆,重音要译出。②意译(包括化学命名和化学基团简缩命名)或音、意结合命名。在某些情况下,可采用此法命名,如chlorpromazine译为氯丙嗪。INN是国际通用药名,目前以5种文字发表,中文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INN亦应发表中文名。经过近20年的努力,WHO同意发布INN的中文名。国家药典委员会已将制定的一套与INN相对应的中文药名送交WHO,预计不日就要发布。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英文药名相对应是必要的。同时中英文药名对应的方法一般以音译为主,音译法有下列主要优点:1.命名简便。WHO制定的INN综合了药品命名上的种种经验教训,它是时代的产物。按INN音译相应的中文药名较为简便,不像纯粹用化学基团简缩命名时那样复杂,特别是根据INN的两大特点(简短和以基本上无化学含义的词干),在制定与INN对应的中文药名时自然主要采用音译法。2.易认易读易记。药名必须易认易读易记,这样才便于推广使用。采用通俗易认和易于发音的音译药名时,一般易于记忆,广大医务工作者和药物生产供应人员乐于应用。而化学基团简缩命名的药名,常使用难认难读的汉字,特别是名称较长时,不仅命名困难,而且往往亦难认难读难记。例如,苯二氮类目前发展很快,品种很多,以化学结构命名十分困难,从而一度造成“安定”类名称滥用的局面。当初若用音译命名,这类药品的名称早就会像局麻药(卡因类)那样达到系列化。3.有利于教学。以往广大医药院校的学生在学习药物学时普遍反映药名难记,特别是有多个中文化学简缩名称的药品更是如此。为了便于学生学习中外药名,采用音译法是最有效的办法。目前许多地方从小学开始就教学外语,学生的外语水平不断提高,因而采用音译法不仅有利于学习中文药名,亦有利于学习外文药名。这种中外药名发音一致化的原则,不仅有利于教学,对于广大医药工作者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亦起一定积极作用。4.有利于国际交流。采用音译药名有利于跟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并可避免和减少药名翻译上的麻烦。例如用于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西咪替丁(cimetidine),按化学结构命名时曾有称为甲氰咪胍、甲腈咪胺、甲腈咪胍及甲氰咪胺等,但当与国外进行交流时,显然就不及现在的音译名西咪替丁那样简便。5.有利于药名系列化。如前所述,INN的词干多数无化学结构的含义,如果采用化学基团简缩命名就难以形成系列化,特别是新药,情况更是如此。例如上述第一个临床应用的组胺H2受体阻滞药cimetidine,化学名为N″-氰基-N-甲基-N′-[2-[[(5-甲基-1H-咪唑-4-基)甲基]硫代]乙基]-胍,化学结构简缩名曾为甲氰咪胍;第二个临床广泛应用的同类药物ranitidine,虽与cimetidine有共同的词干-tidine,但化学结构中无氰基、咪唑环及胍,化学简缩名有为呋喃硝胺,两者显然不能形成系列化。但采用音译法制定的西咪替丁和雷尼替丁则自然形成系列化。鉴于上述情况,确立了上述的命名原则:“中文名尽量与英文名相对应。可采取音译、意译或音、意合译,一般以音译为主。”有必要说明,在意译时应避免与真正的化学名相混淆,以致造成不良后果。例如,methoxamine是一种升压药(α受体激动药),曾意译为甲氧胺,是2-氨基-1-(2,5-二甲氧苯基)-丙醇的简缩名,它与试剂中真正的甲氧胺(CH3ONH2)易于混淆,而后者毒性很大,误用后易出事故,因而改称甲氧明。药品的命名方法药品的具体命名方法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掌握药名的字数。如上所述,药名应注意简短,如美国原则上规定药名不超过4个音节,这种情况值得我们充分注意和重视。不管是用哪一种方法命名,都要力求简短,这一点在目前来讲尤为重要。作为药名主要使用者的广大医务人员,也希望药名简短,尽量做到易认、易读、易记,使药品的通用名称大众化。在音译时尤其要注意药名简短。由于中文与英文不同,英文的4个音节在用中文全音译时一般要超过4个字,例如pro这一音节在译成中文时要用普罗两个字。从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超过4个字的药名就很难记。因而在音译时,宜采用简缩音译法,这是个要经常注意的实际问题。关于药品的商品名,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可以说这是个难题。现在有的药品在我们一个国家具有多个商品名,这绝对不是好事,有的医药工作者反映,过多的商品名会造成混乱,这个问题要结合国情加以分析和解决。面对这种情况,在制定通用药名时更要注意简短易记。有一种观点认为,商品名易记,通用名难记,因而要用商品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2.识别药名的词干。前面已经提到,为表明同类药品INN的相互关系,WHO采用了一系列词干。目前,WHO制定的词干已有300余个,这些词干使同类药品特别是新药的药名达到了系列化。在制定相应的中文药名时,必须识别这些词干,并制定词干的中文名。在《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一书中列出了一部分INN采用的词干及其中文译名。当为一个英文药名制定中文药名时,首先要看英文名中有无特定词干,对于有词干的药名,在中文名中一定要采用相应的词干译名。掌握词干对药品命名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药名词干与新药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此外,词干的中文译名不宜带有化学含义,例如上述的-dralazine曾译为-酞嗪,但以后发现用这一词干的药品结构中并无酞,因而改称-屈嗪。当然对于一些刚出现的新词干,由于我们不直接了解WHO的内部情况,因而不易识别和确定适当的词干。3.慎选药名的用字。主要有两点,一是尽量用已有药名的用字,这样使人们易于识别为药名,不至于类同于人名或地名的译名,同时对于有象征性化学含义的音节亦采用有化学含义的中文字,例如losartan译为氯沙坦。二是要注意英文药名的重音,在音译时宜将重音译出,同时要注意音译时的取字尽量准确,但新药名一般没有注音,不易译准。为了便于音译,我们拟订了药名音译取字表,在一般情况下尽量采用,以便于使药名的取字规范化。在选取新字时必须非常慎重,如“zi”规定译成“齐”,一般就不要用其他字。尽量不增用人名和地名的常用字。* 徐世淞主任药师是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名词专业委员会主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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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和钦撰写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制定了中国第一套有机化合物命名系统。文章在介绍此书的出版背景、体系后,分析其命名原则、要点、特征,进而在介绍此书学术影响的基础上,指出其对中国现行有机化学命名法的奠基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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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数据统计、定性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讨论我国传染病的命名方式、命名原则与命名过程,并对新冠肺炎的命名进行评析和给出建议。研究发现,我国法定传染病命名方式有病原学命名、流行病学命名、临床病学命名、借词命名、编序命名等,其中临床病学命名数量最多;我国法定传染病名称多由几种命名方式组合或交叉构成。传染病命名应遵守准确性、层次性、能产性、单义性、简明性、稳定性等术语学既定原则,另需重视和谐性、得体性两个原则。通过回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命名过程可知,传染病命名应允许名称的合理变动,区分不同命名主体的作用,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慎重确立法定名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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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汉字给元素确定中文名称,有很多优越的条件,也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元素已经有了110个命名以后,命名要遵循区别、准确和优选的原则,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本文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提出了元素中文命名的原则及为了实现这三个原则的具体细则,并以111号元素的命名为例,对这些原则和细则进行阐发,供今后命名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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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汉字给元素确定中文名称,有很多优越的条件,也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元素已经有了110个命名以后,命名要遵循区别、准确和优选的原则,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本文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提出了元素中文命名的原则及为了实现这三个原则的具体细则,并以111号元素的命名为例,对这些原则和细则进行阐发,供今后命名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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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郑贞文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就致力于该项工作;国立编译馆成立后,担任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起草的《化学命名原则》是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一大成就。统一化学名词的确立,是中西两种文化融合的重要表征,为化学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化学名词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并为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郑贞文(1891~1969),字幼坡,号心南,福建长乐人。13岁应童子试,中福州府秀才。15岁赴日求学。1915年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18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一直到1932年。在商务15年中,编译出版了大量物理、化学和数学教科书;积极参与化学名词统一工作,是我国化学命名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为民国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关于郑贞文仅有少量传记,多为总体介绍,从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角度的专题研究几乎阙如。本文以化学命名为个案,探讨郑贞文在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中的贡献。一、有机化学命名的紧迫性自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改为“科学名词审查会”之后,审查有机化学名词成为该会的重要内容。在化学元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三者之中,后者命名的难度远远大于前两者,所以有机化学译名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有机化学名词命名与元素、无机化学名词命名有很大差别,它们并没有按化学式翻译,自1868年有机化学被丁韪良正式介绍到中国时就如此。[1]20世纪20年代,有机化学名词分歧迭出,给化学教育造成诸多混乱。《学艺》杂志曾刊登读者王确临来信,陈述当时化学教学面临的双重困难,从中可以感受到教育界对统一有机化学名词的强烈愿望:炭属化合物构造式的译名,颇不一致:马君武先生多译音,如CH4、C2H4译为一炭、二炭之类(见该氏所著《实用有机化学教科书》)。梁国常先生多造字,如CnH2n+2译为充,CnH2n-2译为少之类(见《北大月刊》第一卷第七号)。现教授生徒,大感困难。课本定名之外,兼释英文于其右侧,以先生(指郑贞文——笔者注)及杜亚泉先生之定名为之补。即此可见读书之难处了!务望科学先生们速将名词审定出来减少一点痛苦咧![2]二、郑贞文与北京科学名词审查会1920年夏,科学名词审查会在北京开会,讨论有机化学名词命名,国内各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均有代表列席。据郑贞文回忆,该会审查有机化学名词的大略情形是这样的:会议委员会“每天推举代表三人临时起草,议定大纲若干条。闭会之际,复推北京大学俞同奎、陈世璋、沈溯明诸先生,整理本届议案,并继续起草芳香族篇,以资明年讨论。”[3]单靠科学名词审查会来审定名词,代表范围太狭,不能集思广益、充分吸收会外人士的意见。郑贞文一贯主张化学命名标准有三项,即严、简、有系统[4]。而符合这三项原则的命名法事实上已经存在,那就是1892年瑞士日内瓦万国化学会通过的日内瓦系统学名。所以郑贞文提出,“我国有机(化学)名词,尚未确定。既无相沿之习,自应舍短从长,迳取占尼哇学名,为命名之标准,以期与各国一致。至中外文字不同处,酌加增减可矣。”[5]学术思想的分歧,实际利益的驱使,郑贞文和其他代表的意见自然无法统一。所以郑贞文在会议之末提出的方案,引起代表的激烈反对。由于本届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会上审定的名词虽经教育部颁布,始终未能普遍推行。事实上,本届会议的争论可归纳为两派势力之争,即中国科学社与商务印书馆之争。审查会重要人员,大多是中国科学社社员,凡与该社接近者,先后采用此项名词。而反对力量最强烈者,则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之所以不采用该名词,部分原因是郑贞文反对,而更重要的则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商务印书馆长期使用郑贞文所定的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系统,猝然改从他种系统,很不经济。商务印书馆是著名的出版企业,所以教育界一般采用该馆所用的化学译名,而不是科学名词审查会公布的名词[6]。审定名词不仅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和探讨,它是现代国家标准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一,政府有威信,是实现标准化事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反之,政权分立,审定名词成为民间出版机构和学术团体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所谓的“科学”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北京政府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名词统一事业虽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根本无法实现。本届科学名词审查会结束后,郑贞文借助《学艺》杂志,继续进行有机化学名词命名的讨论,主要参加对象是中华学艺社社员和杜亚泉。《学艺》第二卷第六、八、九、十期分别刊登一篇题为《有机化学命名的讨论》同名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初,郑贞文主编的《学艺》杂志是化学界商榷、讨论和发表化学命名成果的主要专业刊物之一。三、在国立编译馆时期的贡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名词统一事业提上议事日程,遂于1928年成立译名统一委员会,王云五为主任委员。委员会广泛搜集近期出版书籍,调查科学界采用化学术语的情况,分别统计,以观察大众对命名工作的意向。从1928年直到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教育当局主要从事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基础。1932年6月,国立编译馆成立,郑贞文主持化学名词档案的整理,并参照各家意见,研究具体方案。1932年8月1日至5日,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全国各地的化学代表共45人聚于一堂,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化学译名方面,会议在郑贞文拟定的《化学命名商榷书》基础上,讨论通过《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原则》。会议结束前,代表们提请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细制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名词及仪器名词。此次大会中,郑贞文与李方训、曾昭抡、恂立4人负责整理提案。大会闭幕后,郑先生又邀请其他三位提案整理人和化学专家吴承洛,继续集中深入讨论他拟定的详细方案,遵照大会决议精神,加以讨论和修正。同年8月,教育部及编译馆函请郑贞文、王琎、吴承洛、陈裕光、李方训、曾昭抡、陈可忠、恂立等8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由郑贞文任主任委员。嗣后三个月,编译馆及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各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意见,编成《化学命名原则》一书,1932年11月呈送教育部,同月26日公布,1933年6月出版。这是国立编译馆出版最早的一本科学名词。《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凝聚着郑贞文15年的心血和智慧,书中第一部分“定名原则”,集中反映了他的命名思想,主要内容有:1.凡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而免混淆。2.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3.所取之字,须易于书写,但在可能范围内,应以选用较少笔画并避免三文(即三个独立偏旁)并列之字为原则。4.所取之字,须便于音读,且不易识别之字即易于行文冲突之字,皆应避免。同音之字亦以避免为原则。凡用同字为偏旁以表示不同物系统上之关系时,应以各定不同之音为原则,假借之字,得定新音。5.凡旧有译名可用者尽量采用,旧译有两种以上各有可取之处时,应采用适合于上列原则较多者之一种。6.化合物各由若干单位集合而成,以采用介字连接为原则,但在不致误会之范围内可以从略。[7]《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新出的化学书籍,几乎都采用此项原则。1937年虽修改过一次,但改动不大。不过对于比较复杂的有机化合物,这项原则的推行,仍有不少困难。这次译名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行,理由有下列几点:(1)政府威信日益巩固,不遵守此项名词的单位和个人,所出书籍不予审定;(2)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大战役中,旧版全部被烧毁,所以不再反对改用新名词;(3)国内化学专家,渐渐转向专门研究,对于译名问题的争执,不像以前发生兴趣,只求迅速统一名词,以资应用;(4)此项“原则”制定以前,曾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5)审查委员大多系对名词问题夙有研究的专家,所定名词比以前妥贴。[8]四、统一化学名词的文化意义近代化学要在中国安家落户,化学语言即术语的中国化是首要一环,因为国人接受化学要以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为条件。这项艰巨的工作是由化学翻译家承担的。从科学史来看,民国年间是我国科学翻译的第三期。此间的翻译,已完全摆脱前二期对外人的依赖而纯粹“出自国人之手”[9]。由于第二期的徐寿、傅兰雅等化学家已经为化学命名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10],所以,郑贞文等第三期化学翻译家的使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制定出与国际一致的命名原则。有了规范,化学才真正中国化,中国传统化学也才能真正如李约瑟所说,“朝宗于海”[11],融入世界科学的进程。化学译名作为一种近代科学语言,是极其专门化的特殊术语。日本科学史家杉本勋说过,“在没有翻译成当地语的情况下,科学则成为上层贵族的垄断物,妨碍向民间普及和渗透。科学不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便被关在少数优秀分子的小圈子里。科学家作为世界主义者的特殊阶级,只是一味地模仿先进国的科学界,就不能从下面吸取新鲜的活力。而且使用欧语的高级文化和使用当地语的大众文化两者的差距日益扩大。”[12]统一科学译名,编撰与外国科学词汇对应的中文规范词汇,是实现科学本土化的先决条件。化学名词作为一种科学词汇,它的统一,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使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实现了融合,化学从此获得了在中国扎根的深厚土壤,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不再是少数化学精英的专利品,而成为大众共同学习和利用的科学文化之一。搞好化学译名统一,如同在两种文化之间架桥。一个好的翻译家要精通两种语言,能够“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13]。郑贞文先生留学日本13年,理论化学专业极为出色,深受导师片山正夫赏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5年,积累了丰富的编译经验。早年接受经典教育,是清末秀才,国文修养甚深,汉语水平为张元济所激赏[14]。以上诸多主观条件,造就了化学翻译家郑贞文先生,使他适逢其会,成为我国化学名词统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语言和文化是一对孪生姐妹。文化是语言生存的根基和语言演进、发展的源泉。反过来,语言也创造着文化,它对文化有很强的渗透力,具有整合文化的功能。语言是载体,它以显性或隐性的状态把不同特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又通过对思维发生作用来实现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从语言的整合功能来看,郑贞文等先辈化学家初始创建了化学译名的统一原则,标志着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融合的初步完成。新译名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根据命名原则不断新造的大量名词,是对我国汉语词汇的一大扩充,为现代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第40页① 笔者见到的传记性资料有:(1)王治浩等:《一代学人郑贞文》,《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3期(1991),第38-45页。(2)王治浩:《郑贞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3)郭保章:《中国化学史略·郑贞文》,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② 关于化学命名,已有的研究有:(1)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0),第365-396页;(2)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第9-19页;(3)张澔:《傅兰雅的化学翻译的原则和理念》,《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第4期(2000),第297-306页;(4)袁瀚青:《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袁瀚青、应礼文:《化学重要史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4—215页。以上研究均未涉及郑贞文先生。---------------------------第41页① 即现在的日内瓦。  相似文献   

7.
对现行术语定名原则之我见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编者按 :我国现行术语命名原则以意译为主 ,但也有人主张以音译为主。本刊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 ,现刊登下面的文章 ,供探讨。  相似文献   

8.
《科技术语研究》2011,(1):18-18
命名过程通常漫长而复杂。可能成为药品的化学分子式一经发现,科学家就会用一连串的字符和数字为其命名,以说明药品的成分。当局允许这种药品成为处方药之后,它还会拥有以药效为基础的一般名称,以及由制药商享有专利权的商业名称。  相似文献   

9.
笔者在《科技术语研究》(1999,第三期)上,曾撰写《二噁英的正确命名》一文,是因为当时媒体广泛报道了在欧洲生产的畜禽和乳制品中含有致癌物质“二噁英”。由于计算机字库没有噁字,所以媒体基本上用“二恶英”。时至今日,“恶”字这种错误用法仍广泛见于诸媒体。在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对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已经使用“噁”字如:“噁唑”。“二噁英”就是含氧五元杂环的衍生物。当时公布时使用繁体“噁”字,在汉字简化时将“恶”和“噁”统一使用“恶”字,忽略了化学命名中使用的“噁”字。  相似文献   

10.
文章介绍了光学辐射计量的对象与任务,概述了国际的和国内的光辐射计量术语标准化的进展,以及该术语推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重点讨论了国家计量技术规范JJF1032-2005《光学辐射计量术语及定义》的一些命名原则,最后描述了编制技术规范的路线图。  相似文献   

11.
以1908-1932年社会团体和个人推出的各有机化学命名草案中没有得到传承沿用的新造字为切入点,分析其造字思路,呈现出学者们不遗余力对有机名词定名开展的创新性探索工作.各草案对用字争论的过程也促使学者们逐渐关注到有机化学命名逻辑推演的重要性,为1932年《化学命名原则》提供了可借鉴交流的做法和经验.  相似文献   

12.
中医症状单元的概念词组、描述词组和派生词组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中医历代医案数据库中的症状原文描述为研究对象,基于科技术语的命名原则和词汇学关于词组的分类,参考中医症状学权威著作,编程提取症状单元的概念词组、描述词组和派生词组。最终得出概念词组、描述词组和派生词组的提取是中医症状名称规范可资借鉴的方法的结论。  相似文献   

13.
2005年5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该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由化学名词分委员会高分子化学专业组撰写制定的、我国第一次系统公布的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其内容参考了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的推荐文本,而有些内容则超前于IUPAC的进度。它是参加起草和审定工作的全体专家的贡献,也是参加审查的专家的贡献。  相似文献   

14.
摘要 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过程中,郑贞文是贡献最多的其中一位,在无机化学命名方面,影响最深远。在有机化学名词上,用天干符号来表示有机化合物中的碳数目也是由他提出的。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成果——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他是重要整理者之一。在化学命名上,郑贞文在1919年发表了《化学定说名略》,次年,他又完成了《无机化学命名草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这本书在无机化学命名上影响深远,被誉“对于化合物之命名,特能推陈出新,诚为命名之圭臬矣”[5]。至于在有机化学名词上,从1919年开始,郑贞文便提出了一些有机命名原则,次年,他参加了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会议,并且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可惜,他的有机名词几经修订,在1932年1月脱稿时,“适值上海抗日之役,竟遭一炬,并多年搜集之参考资料,亦荡然无存。”[6]不过,至今依然能在《化学定说名略》及他与杜亚泉合著的《有机化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一窥他最原始有机命名的想法与原则。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将郑贞文在元素、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中的想法及原则分开讨论,以便深入了解他在中文化学名词上不凡的贡献与成就。一、20世纪的中文化学名词在元素名词方面,从1908年由清朝学部所编译的《化学语汇》中,便可以知道,傅兰雅和徐寿在《化学鉴原》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即以一个偏旁与一个西文第一音节造字而成,已经为我国化学界普遍接受。在无机名词方面,在甲午战争之后,便逐渐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许多无机名词中插入一个化字,尤其是在二元质无机化合物的名词上。如calcium oxide(CaO),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名词是依据它的化学式来翻译为钙氧,1895年之后则翻译为氧化钙。而在有机名词方面,中国人就必须重新建立一套有机系统名词。一来,19世纪大部分所翻译的中文有机名词是以傅兰雅音译的名词为主,如迷以脱里以脱里阿美尼(methylethylamine),如此四个字以上的音译名词,为数不少,便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至于丁韪良(1827~1916)、嘉约翰(1824~1901)及毕利干(1837~1894)等人虽然翻译了一些意译的有机名词,然而数量有限,也无法造成流行;而日本有机名词也是以音译为主,自然也无法形成广泛的使用及传播。直至1908年,虞和钦出版了《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才开始了中文有机化学系统命名[7]。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的过程中,早些时候,是由科学名词审查会来主导,国立编译馆与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更加速了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脚步。不论是科学名词审查会或者国立编译馆,郑贞文都参与其中化学名词制订的工作。尤其是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几乎是仰赖郑贞文的热诚与毅力。在前一年召开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上,“译名组提案”是由郑贞文起草的,已成为《化学命名原则》的蓝本[8]。二、元素名词20世纪初,元素名词受到日文名词的冲击,有些日译化学翻译书则是直接使用日文名词,如水素(氢)、酸素(氧)、窒素(氮)[9]。有的则是将“素”字放在傅兰雅名词上,如锂素和铍素[10]。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元素名词也蔚为风潮。除了益智书会或者博医会所使用的元素名词外,大部分的元素名词还是采用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名词,如《化学语汇》和虞和钦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等。自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1916)到《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在元素名词方面,争议比较多的是氧、氢、氮、氯和砷的翻译[11]。在氧、氢、氮和氯的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提出了两种版本。一种是不含“气”偏旁的养、轻、淡和绿,另外一种则是冠有“气”部的昜、巠、和。养、轻及淡是否能简化成羊、巠和炎,进而转变成氧、氢和氮是一个争议的地方[12]。至于科学名词审查会所比较属意的冠上“气”偏旁的昜、巠和也备受争议,郑贞文则认为,“所造之字,骤观之似极其机巧,细察之则全涉牵强。”[13]郑贞文认为,oxygen、hydrogen、nitrogen和chlorine等名词,应该翻译为冠上“气”部的养、轻、淡和绿,但可以简化成氧、氢、氮和氯。至于在砷名词上争议,则是在于采用音译的砷,还是传统的砒,或者是由信石所拼成的新字。至于其他元素名词上的译名,由于常常牵涉到是否会与其他元素名词相似音造成混淆,而建议修改[14]。三、无机化学命名在甲午战争之后,中文二元质无机名词便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两个元素名词之间插入一个“化”字。在早期,谈到二元质无机化合物命名原则,最详细的可能莫过于郑贞文所提出来的方法:拟联缀根名以名之,根名既定,则根与根相结之化合物,可加化字于根名之间(而略根字),称曰某化某,阴根之名居前,阳根之名居后。[15]至于郑贞文的《无机化学命名草》,共有三篇,则是包罗万象巨细靡遗,各类化合物命名包括齐全。第一篇为元素命名。第二篇则为根基及其化合物命名,涵盖单根及二元化合物、复根及其化合物、错根及其化合物。至于第三篇,则为错化合物的命名。虽然,其中“尚有不易而不便于通行之处不少,为最有系统而有价值之著作”[16]。事实上,1932年所举行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决定:“单根二元化合物,照郑贞文先生译名商榷乙法之规定命名。”[17]另外,在无机名词上,比较困难的是错化合物的命名,郑贞文的名词更是独占鳌头。四、有机化学名词《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的出现,开启了中文有机系统命名的时代。因此,虞和钦被誉为“替我国制定有机化合物名称的第一人”[18]。虞和钦的名词看来有些繁琐,如异性二个一炭矫基易轮质(xylene,间甲基乙基苯)和壹﹒参﹒伍﹒三个一炭矫基易轮质(Mesitylene,1.3.5三甲苯)。另外,他所使用的字也比较深涩一点,如矫质(烷)、羸质(烯)和亚羸质(炔)。郑贞文便针对这些缺失提出一个更简单的有机名词命名,即以完质、欠质和缺质分别来表示虞和钦的矫质、羸质和亚羸质。至于一碳、二碳、三碳等名词,郑贞文则是以甲、乙、丙等天干符号来表示,如此的有机名词看来就比较简洁[19]。 1920年7月,郑贞文代表丙辰学社出席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的会议。由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正当性及权威性一开始便受到质疑[19],再加上有机名词复杂繁琐,所以郑贞文便在会后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20]。 即使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科学名词审查会还是奠定了有机化学系统名词的基础,现今所使用的烷、烯、炔、醛、酮和醚等有机名词便是他们所制订的[21]。另外,虽然科学名词审查会没有采用郑贞文的天干符号,不过之后的中国化学会还是将它纳入有机系统名词中。五、结论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中,在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命名系统中,似乎没有人能够一枝独秀。不过在这过程中,科学名词审查会、国立编译馆、化学讨论会和中国化学会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郑贞文都参与其中,甚至有些时候是主导整个局势的发展。在元素名词上,19世纪由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已经流行多年,虽然有些名词被建议修订,但使用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20世纪元素名词能够变动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无机及有机名词的情况截然不同,19世纪的名词并未流行。在无机名词上,早期时候,郑贞文就提出较完整齐全的无机命名原则,加上积极地参与这类名词的编译,使他的无机名词成为不可或缺的。在有机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中所编译的烷、烯和炔三个名词是否受到郑贞文的完、欠和缺的影响,是值得再讨论的重点。至于天干符号的使用是否与郑贞文担任国立编译馆化学名词审查会的主任委员有关,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相似文献   

15.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05年4月公布(《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内容包括:总则、均聚物的命名、共聚物的命名、立体化学、无机与配位聚合物的命名、体型结构聚合物的命名、共混体系的命名、茂金属催化聚合体系的命名、基础名词及常用缩写词等部分。并附5400余条高分子名词。该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相似文献   

16.
论述了1908—1932年提出的各种中文有机化学命名方案对羧酸的命名,并以羧酸的两种西文命名法日内瓦命名法与羧基命名法为参照,分析了各方案命名羧酸的特点,尤其关注“酸”字在羧酸中文名称中的含义。  相似文献   

17.
主要讨论了芳香族名词苯、甲苯、二甲苯、1,3,5-三甲苯、萘、葱与菲中文译名的形成.在19世纪的时候,这些有机名词基本是以音译名词出现,如偏西尼、偏苏里.从1908年虞和钦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出版之后,往后绝大部分的有机名词又以意译名词被提出,如轮质、环炭化轻、六炭环.1931年<屠阝>恂立为这些名词,除了苯外提出了冠上草部单字音译名词,如艿、萎与芰.1932年在南京举办的化学讨论会采用了他的命名方法.一年后,苯、甲苯、二甲苯、1,3,5-三甲苯、萘、葱与菲出现在<化学命名原则>中,成为官方标准有机名词.  相似文献   

18.
自2009年4月以来,一种新型流感病毒造成全球流行,它的命名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文章简要回顾了这株病毒的流行情况,分析了历史上引起全球流行的流感病毒的命名,简述了流感病毒的分类原则和分离株的命名规则。作者倾向于在科学界使用“猪源H1N1流感病毒”这个名称,而在日常交流中可以简单地称之为“2009 H1N1流感病毒”。  相似文献   

19.
介绍了IUPAC 1993年提出的烃基命名新规定。 对于被认为有缺陷的三条中文烃基命名用语, “亚基” “次基”与“烯丙基”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应修改建议。 用“丿丨基”与“川基”分别代替“亚基”与“次基”,这里“丿丨”是为了命名而“创造”的有机化学命名专用字。“烯丙基”是不正确的化学语言,改用正确的系统名称“丙-2-烯基”。 并举出了烃基命名实例来说明上述修改。  相似文献   

20.
郑贞文与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郑贞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就致力于该项工作;国立编译馆成立后,担任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起草的《化学命名原则》是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一大成就。统一化学名词的确立,是中西两种化融合的重要表征,为化学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化学名词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并为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化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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