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类分的科学包举——《大文章概念论》之四

中国文章的分类问题,历来为众多学者注重。古代文章从三国时曹丕的“四科八体分”到晚清曾国藩的“三门十一类”,自简而繁,由繁至简,经历了千余年文章世界鼎盛繁荣的检验。到了“五四”之后,现代文章又经由叶圣陶、陈望道等人“五分说”、“三分说”、“四分说”的追踪认定,发展到现阶段已形成了所谓“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的“四文说”。然而,这一四“文”分的认识并无科学系统的理论基础,造成了在全国大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写作教学圈里无门(科)、类(种)、体(样)意识的种种教研误区。本文承接《大文章概念论》之一:《文章分类的现实误区》,之二:《文章分类的历史批判》,之三:《两门文章的哲学对等》所表述的整体思路,旨在通过八类分的最终界定,完成“两门八类多体分”这一分类新体系的论证,以使中国文章的分类步入科学化、系统化的轨道。     

文章分类的现实误区——《大文章概念论》之一

<正> 文章,作为整个写作活动终端的物化形态——精神产品,其分类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古老而疲惫的话题。浩如烟海的中国文章,其“门”、其“类”、其“体”、其“式”等“形式”上的归属称谓,经过文章自身的沧桑演变和历代学者的归纳梳理分门别类发展到今天,是理应有一个科学系统的共识了。因为,这一貌似“简易”却又“不易”,但充满着“变易”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不仅仅是现代文章学,写作学的研究者们要时时追踪把握的科研大方向,也是一切有涉“文章”系统的学科,必然要询问的源头和起点;同时还是当前大中小学的     

金桂华精采文章摘录

外交祝酒是一门学问。善祝酒已属不易,而善闻出对方致辞中的“韵味”并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则更难。19世纪,奥地利著名外交家梅特涅说:“天才的外交家不仅要有好的屁股,更重要的是要有个健壮的肚子。”但依我看,其实更重要的应是要有个健全的脑子。肠胃健康而头脑迟钝,只善饮酒但不善辞令,这是“高阳酒徒”,断断不是外交家。——摘自《觥筹交错中的政治和艺术》(《世界知识》1986年第17期)“知止不殆”是一种深谋远虑,这恰是外交斗争最贵之处。弈林高手异     

图书评介二则

“中学语文教学法”是在高师中文系开设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这门学科的性质,要求其教材既要有理论性,又要有应用性。而要有理论性,就要能揭示出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要有应用性,就要有具体方法的介绍,并有从历史到现实的典型经验,让高师学生(或中学语文教师)有可以学习和效法的榜样。毕养赛先生主编的《中学语文教学引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引论》)是把理论性和应用性有机结合起来的一部比较实用的中学语文教学法教材。     

现代性与审美性的交相辉映——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思路的更新

教学活动是文学研究和承传的独特方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已近八十年的历史,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总结这门课程的教学历史时,它应该纳入文艺学的范畴而非历史学．从而更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思路。即在学科名称上沿用“中国新文学”的最初称谓,在学科含义上紧“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在文学性质上突出“审美性的根本要旨”;在文学分类上摒弃传统的按体裁的“四法”,而将这一百年的文学分为“使命文学”、“情趣文学”和“新锐文学”;在教学上以历史走向为背景、以关思潮为依托、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和以读者接受为重点。     

关于姚鼐章学诚批评《文选》分类之得失问题——兼论“七”“设论”与赋的关系

《文选》分类的确有可议之处，尤其是其小类。然这往往是“天然地”存在的，故只要对一大批文章进行较细的分类，就难以完全避免他人之“议”。姚鼐、章学诚诸家的批评主要是因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实际操作与理论要求间的差异及其“不思当时事实”所致。姚说似是而非，《古文辞类纂》亦多类似《文选》之“失”：章说太半责非其所当责，少半或有理而萧统“持之有故”。《文选》在文体分类方面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其更多的只是继承而非新的建树。     

有特点的好文章

本期我最喜欢的文章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市创新大比较》和《<红楼梦>中的管理光芒(三)》:第一篇文章从一个横断面把三大城市的创新情况进行了综合比较,有数据、有分析,值得一读;第二篇文章比较新颖!时下“红学热”再度升温,而这篇文章是从管理的角度解读红楼人物,视角比较独特,读起来很有意思!     

一份文艺政治学的珍贵遗产——论《讲话》的理论体系、基本原理及其现实意义

(一)《讲话》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想思,究竟有没有文艺理论体系?回答是肯定的.从做为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体系,依我之见,有两个:一个是以一九三四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系;一个是以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文艺政治学体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体系姑且不论.为什么要说毛泽东同志建立了文艺政治学体系,并以《讲话》为标志呢?因为前此,《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和《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已经为它提供了科学方法论;而《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则为它规定     

拓宽专业内涵 赢得就业优势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劳动部于1994年颁发了《职业技能鉴定规定》随后又与人事部联合下发了《职业资格证书规定》。浙江省劳动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凡属技术工种的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和就业训练中心等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毕(结)业生,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培训期满要转正定级的学徒工等都必须接受职业技能鉴定。以上文件的颁发是建立在我国已初步完成职业分类(大、中、小、细类)框架基础上的。我国的职业分类中,大类有八个;中类约有四十个;小类约有一百五十个。仅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职业)、商业与服务人员、农林牧渔业劳动者三大类中划出的职业就有一千七百个,包含的工种近五千个。作为主要为劳动部门培养合格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如何调整专业设置以适应当前发展变化了的形势确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是面对近五千个工种重新设置专业,构建新的专业体系,还是照原来的模式走下去?笔者以为,职业教育的生命是“社会化”在目前体制转轨的特定形势下拓宽专业内涵,办出大类专业的特色,并针对职业分类和就业需要,在大类专业的基础上重组专业课程结构,即根据社会需求办好特色专业及班是一种较为妥当的解决办法。     

《古文辞类纂》与《古文观止》编选异同微探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古文观止》是清初科举政策影响下产生的蒙学教材,《古文辞类纂》则是在乾嘉时期骈文复兴的背景下为提倡古文“正统”而产生的。基于两书选文情况判断,《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分类相似,但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在分类上比《古文观止》更为详细。就写作背景与目的来看,《古文观止》为迎合统治者需要,选文的文风偏向于典雅醇正,选入少量骈文,为八股文写作服务;《古文辞类纂》则是姚鼐用来宣扬自己的文统、道统,借古文彰显自己的主张的。基于吴楚材、吴调侯与姚鼐对道统的不同理解,《古文观止》以选文体现纲常伦理,而《古文辞类纂》则不对六经文章妄加评议,实际上均是推崇程朱理学的体现。二书的成书时代影响编者的编选目的,这是导致两种古文选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论《文章流别集》及其与《文章志》的关系——《〈文选〉成书考说》之一

《流别集》“为世所重”的主要是其所附之“论”而非“集”本身;《隋书》“辞赋转繁”乃举“辞赋”以概其凡,而“继轨”“取则”者与《流别集》之间,其体例亦非丝丝入扣。这与《南齐书·文学列传·论》所云与该列传所载有异略同,故以之说《流别集》有所失照。就今存佚文考察,《流别论》分为论“体”与解说作品两个部分。《文章志》乃独立于《流别集》之外的传录体书目。故考察《流别集》对《文选》的影响,不当涉及《文章志》。     

论“以类相动”——《乐记》体系初探

《乐记·乐象》云:“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这句话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乍读《乐记》,难免感到头绪纷繁,不得要领,而抓住“以类相动”的观点再看《乐记》,就可以看出《乐记》有一个严整的逻辑体系,《乐记》中各种音乐观点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各就各位。当然,合逻辑并不一定合科学,逻辑可以用来论证科学的道理,也可以用来论证反科学的迷信。     

评《文章过渡艺术》中的几种过渡方法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章过渡艺术》一书,是一本学术性很强,有现实写作价值的好书,该书介绍了12种过渡方法,本文仅对前三种方法作一评述。一、承启法过渡《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是著名诗人臧克家同志的一篇记人散文,作者抓住闻一多言行的特点,从三十年代在国立青岛大学写到最后一次讲演,从作为学者写到作为革命家,不足两千字的短文,却囊括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反映了人物的“口的巨人”、“行的高标”的崇高品德,这与作者的精心结构是分不开的。在布局谋篇的多种方法的运用中,过渡方法的运用尤其值得一提。我们知…     

《中图法》关于古籍分类的得失

中国古籍的分类,从刘向、刘歆起就不完全是以学科作为分类标准的,直到清朝的四库全书都是如此。向、歆父子的《七略》将汉代当时的书籍分成六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诸书之总要”,即各种书的总论、总评,不是图书类别)。“六艺”就是《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也附在里面,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序六艺为九种”     

文章笔法常谈

人们写文章是为了表达思想,为了彼此间的相互交际,为了为社会服务。从古代大量文献中可以看到,古人每遇大事一定要郑重其事地写点象样的文章:两国之间争论是非曲直,要写文章,如明代史可法与多尔衮就互相写这类的书信(文章);号召全国军民讨伐政敌,要写文章,如骆宾王就写过《讨武氏檄》;评论某项政治措施的得失,要写文章,如贾谊就写过《治安策》、《过秦论》;臣子向君主陈述政见或提出请求,要写文章,名诸葛亮写的     

苏洵文章论

苏洵文章理论的核心是“风水相遭而为至文”,因此,他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要“不得已而言之”,重文不重道,对苏轼兄弟以深刻的影响。     

论文章的“凤头”和“豹尾”

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是结构安排即如何组织材料和谋篇布局的关键之一。元人乔梦符曾对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作过精辟的论说:“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这是适用于各类体裁文章写作的经验之谈。文章的头要象“凤头”,漂亮、俊秀;体干要象“猪肚”:饱满、充实;尾要象“豹尾”:结实、有力。“凤头”和“豹尾”的重要,可从欧·享利《没有完的故事》一例中得到说明,它的“凤头”是奇幻的     

论“仁爱”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儒、墨、道、法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四大支柱,但中国传统道德以儒家为主流,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之核心就是仁爱。本文旨在探讨仁爱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沿革,并思考继承与弘扬仁爱精神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一 从字源看,“仁”字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较晚。据考证,“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郭沫若:《十批判书》)仁字最先出现在《诗经·国风》里,《郑风·叔于田》云:“洵美且仁。”《齐风·卢令》载:“其人美且仁。”但其含义均是赞美“武士的男性气概”。(黄俊杰、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     

模糊系统、模糊思维与写作学研究

我国古代对于写作的研究著述颇丰、论述精当。例如:“文有大法,无定法。”(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汉以前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不入于法,则散乱无纪;不出于法,则拘迂而无以尽文章之变。”“既有变化,自合规矩。”(魏际瑞《伯子论文》)“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法);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安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刘勰《文心雕龙》)等等。     

不周山崩塌之后——《故事新编》中的历史观问题

鲁迅为何选择“历史”作为《故事新编》的内容与探讨对象？《故事新编》怎样通过不同的视角与具体的细节实现了对历史的“拓容”,并颠覆了权威的历史？鲁迅重构历史的目的和他要以小说担当起的使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故事新编》的本质,接近一个以艺术叩击真理之门的鲁迅.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故事”与“新编”的关系出发,分析小说中的两类人物,为《故事新编》如何实现对历史叙事问题的探讨这一课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研究角度,并从这一角度出发,探求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要表达的他对历史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