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空间休闲的特征及其价值意蕴

"赛博空间"的产生给人们的休闲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亦赋予休闲以换位、转移、增强智力等新的实质内涵.呈现出便捷性、自主性、虚拟性、精神性等传统休闲方式所不曾有的休闲特征.赛博空间休闲的价值本真就在于使人真正成其为人.     

技术理性的现代展现及其未来命运

本文批判了自马尔库塞以来的技术理性概念,把技术理性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和价值理性.分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根源,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     

工程合理性的社会学分析

"造物"工程本应是能全面满足和实现人类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实践,然而,现实中的诸多工程活动却因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致使它的精神价值维度被遮蔽了,成为一种偏重于满足物欲的不合理性活动.这种不合理性可以从社会学那里找到它的根源,"交往合理性"也正是从社会视角去试图弥合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背离.与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一样,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给融合这两种理性的努力作出了哲学基础上的保证,然而单凭道德上或是哲学上的重构并不足以消除工程的异化现象,工程理性的实现还须诉求于一定的制度与法令.     

“祛魅”与“赋魅”：工程的伦理之思

工具理性为世界"祛魅"所依赖的栽体经历了科学--技术--工程的发展路径,以现代科技为手段的工程以及工程活动日益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栽体,也成为工具理性"祛魅"的重要渊薮.失去价值理性的工程必将指向一条没有主体性的不归路,从价值理性出发的工程伦理,是通过工程为世界"赋魅"的重要维度.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科学发展观,为工程伦理纠偏工程活动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自然辩证法教学看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提高我国科技人员创新能力与转变工程教育理念密切相关,而偏执"工具理性"是理工高校部分师生"创新意识"缺失的思想根源之一。《自然辩证法》案例教学,有助于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结合,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所谓创新意识,是指主体的自由超越性,它以实践哲学的"主体性"为根基,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并赋予价值理性优先地位。为此,应构建"一个人才,两个理性,三个意识,四个特性和五种素养"的工程教育模式。     

医患关系中的工具理性主义及其克服

工具理性源自西方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行为手段与最终目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产物。医患关系中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退场,导致人自身、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进而出现了:基于"超然模型"的"去情感化"的医生、基于交换的"物化"的医患关系和基于"简单化约"的"医学万能"观。克服医患关系中的工具理性主义并不要求全盘放弃工具理性,而是要让它回到自己的合法范围内,最终重建:基于"人是目的"的"情感回归"的医生、基于"信任委托"的"对话"的医患关系和基于"敬畏自然"的"医学有限"观。     

隐私研究的“困难”审视

隐私概念,不同学科各以较为实用的方式加以定义,总体性概念的寻求颇为困难,但可还原为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境遇中的实践,以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若干核心特征来概念化隐私;隐私价值,关乎个体尊严和民主制度,既有怀疑亦有辩护,更有多元价值的纷争,而价值取向相异却并不消解隐私的重要性;隐私保护,在现代技术生存境遇之中,面临两种"文化"的冲突,如何保护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效融合方案,意义在于帮助个体与社会善待隐私,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古代技术实践价值观形成的理论特征及解析

我国古代技术实践价值观表现出其独特时空条件下的特征。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决定了技术实践主体能从整体上把握技术价值而不至于"顾此失彼"。天人合一自然观使我国古代技术实践具有朴素生态价值取向;贵义贱利观、"黜奢崇俭"观等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使我国古代技术实践表现出过于浓厚的伦理化倾向,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技术发展的负向激励因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朴素统一使我国古代技术实践异质价值观之间能得以和谐共生。     

技术理性化的文化解析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与近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发展着的历史过程,技术理性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据和合理性.同时,技术理性化渗透和展现在现代文化当中,从多层面暴露出其不合理性.但是,技术理性内在地包含价值之维,是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又高于二者的发展理性,当代文化为技术理性的合理化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技术理性张扬的科学基础及后果

本文讨论技术理性张扬与科学基础的关系，分析了随着科学基础的变化，技术理性发展的未来所存在的由自身的升级来纠正以往偏差的可能性。指出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和提升是技术理性向前推进的重要方向，而价值理性的复归将在工具理性继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完成。     

外层空间(宇宙)探索的发展伦理研究

没有纯客观的宇宙探索,在宇宙观与伦理观的相互建构中,伦理性贯穿于人类外空探索的始终。一方面,外空探索具有重要的伦理效应,对伦理观的生成、转换、规范等具有基础与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目前的外空探索在目的、手段、制度、价值基点等方面又存在诸多伦理困境。超越自我中心与合理自我主体地位的辩证统一,是外空探索的重要伦理原则。对外空探索进行发展伦理研究,提升我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外空综合实力,对外空探索的合理化、可持续,意义重大。     

生存论论域的现代性及技术理性批判

不同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和状况总是反映出时代特征。作为现代社会总体特征的现代性同样展示为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境遇。技术理性对现代生存危机而言无疑具有根源性。这种根源性充分体现了它与现代性的共生性。换言之,现代人类生存的各种困境都与现代性的技术理性有直接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技术理性已经广泛渗透到现代高度发达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等各个层面。从生存论的论域中去审视和拷问,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都是在发展理性的冠名下,技术理性得以被推崇,成为现代性中的主导因素的必然结果。     

关于病毒与人类共存的哲学思考

病毒与人类的关系,是寄生与对抗、共存与依赖的关系.以积极进取中的必要妥协策略来对待病毒是人类的理性抉择,由此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相应的人类生存观念和生产方式.     

认识的图画--丹皮尔《科学史》中的认识论思想

丹皮尔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理性研究,是心灵就世界所绘的图画,但图画只是图画,科学无法反映世界的形而上学本质,因此,他反对用理性形而上学来统一科学认识的企图.他认为,科学图画的形成如同七巧板的拼凑,起初并无规则的七巧板,在认识发展的某一时刻则能拼凑成一幅合规则的图案,但是,由于认识是一无止境的过程,因此,认识的图画永无完全拼合之日.丹皮尔认为科学认识有它固有的局限,它不足以反映存在及其整体,因此还需哲学、宗教的补充,但他又反对把科学归并在它们之下,他坚持它们各自的用处,这就决定了丹皮尔对认识的统一性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论三种独特的科学理性方法

在科学方法的诸多门类中,思辨方法、历史方法、诠释方法是较少论及的三种独特的科学方法,它们属于理性方法的范畴。本文就它们的内涵、意义、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等分别加以阐述。     

近代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家“道”之争辩——中国近现代中西体用视阈下的探究

科学与道的互动是贯穿科学观念近现代演化过程的主线。在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冲击下,道的内涵被逐层审视,科学观念在与道的碰撞中趋于完善。初始阶段,洋务派思想家注重器技的功用,用器技维护圣王之道。过渡阶段,维新思想家对科学内涵的理解拓展至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道的融合渗透至道的全部方面,科学具备了道的形态。成熟阶段,知识分子用科学审视道,科学成为价值标准。道在与科学的比较中凸显出本有的人文价值。在此,围绕科学与人文的争辩悬而未决。从科学与道的互动视角疏辨思想的流变与脉络,可为研究科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互动提供动态图景与逻辑理路,也为当今时代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历史借鉴。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化方式和理性路线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既是关于世界之本体的学说,也是关于知识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通向关于世界(或宇宙)知识的理性路线,并且导向了他的逻辑理性方式。在自然哲学方面,他将对自然世界的解释和使解释作为永恒的和必要的知识这两个目标统一了起来。因此,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基于观察的逻辑归纳方法和基于(主要是常识性的)共识的逻辑演绎方法两条方法论路线。亚里士多德对经验证据的接受,标志了认知境界的重大转换,从而对科学理性主义的生长做出了贡献。     

Rational Beliefs as Produced by Computational Processes

Intelligent problem-solving depends on consciously applied methods of thinking as well as inborn or trained skills. The latter are like resident programs which control processes of the kind called (in Unix) daemons. Such a computational process is a fitting reaction to situations (defined in the program in question) which is executed without any command of a computer user (or without any intention of the conscious subject).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should involve methods of recognizing those beliefs whose existence is due to daemons. Once having been aware of so produced belief, one can assess it critically and, if possible and necessary, make it more rational. Eg, beliefs concerning properties of time are produced by a daemon-like intuition, likewise the Euclidean properties of space. The merit of getting aware of such daemon's activities, and so transforming implicit beliefs into explicit ones, lies mainly in the axiomatic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operties involved. That makes possible to improve a daemon-like conceptual equipment (producing beliefs) by suitable modifications of the axioms, or postulates. Such postulate sets can also define artificial daemons to either emulate or improve natural intelligence.     

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术语的汉译名称之商榷

摘要 医学微生物学存在一些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文章就沙门氏菌属、耶尔森氏菌属、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奈瑟氏菌属、布鲁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立克次氏体属、芽孢杆菌属、枝原体属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菌、细菌芽孢、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病原生物学”等微生物学术语,进行了研讨和提议。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一个分支,其汉译科技术语本应与微生物学科的科技术语^[1-4]相一致,但在笔者所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经常被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5-7]所困扰。譬如,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制定医学微生物学科考试大纲以及每年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命审题等,医学出版机构所要求使用的汉译科技术语经常与微生物学出版物所载名称不一致,深深体会到将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进行统一,使之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就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有争议的汉译科技术语名称,与学术界同行们进行商榷。一 关于汉译名称中“氏”的正确使用汉字“氏”的使用中注明,“在学有专长的人的姓或姓名后面加‘氏’表示尊重”^[8]。微生物学中有不少为纪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以其姓氏或姓名命名的科技术语,在细菌名称中尤为多见。^[2-7]还有不少微生物名称是以团体名称或首次发现地名命名,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汉城病毒(Seoul virus)、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 virus)、辛德比斯病毒(Sindbis virus)等。^[2-7]基于上述理由,凡是以学者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微生物学科技术语,均应采用姓氏或姓名后加“氏”的汉译名称为宜。例如Salmonella是纪念美国细菌学家D.E.Salmon命名的菌属名,众所周知,Salmon(沙门)是西方人名D.E.Salmon中的家族名(family name),即相当于国人的姓,故Salmonella应汉译为沙门氏菌属^[1-6],不应译为沙门菌属^[7]。同理,Yersinia是纪念法国细菌学家A.J.E.Yersin(耶尔森)于1894年首次从鼠疫患者体内成功分离该菌而命名为耶尔森氏菌属^[2-6],也不应译为耶尔森菌属或耶氏菌属^[7]。其他还有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志贺氏菌属(Shigella)、奈瑟氏菌属(Neisseria)、布鲁氏菌属(Brucel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巴斯德氏菌属(Pasteurella)、鲍特氏菌属(Bordetella)、弗朗西斯氏菌属(Francisella)、立克次氏体属(Rickettsia)、考克斯氏体属(Coxiella)、巴尔通氏体属(Bartonella)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Widal test ,Widal’s test)、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Gram’s stain)、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等术语^[1-6],均已是约定俗成且长期被广泛使用的科技术语,没有必要去掉“氏”,再启用一批新的汉译名称^[7],以免与以地名或团体名称命名的汉译术语相混淆。二 考证“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bacterial spore含义为某些细菌在不利条件下,于“菌体内形成具有多层膜包绕的圆形或卵圆形小体”,形如真菌的厚膜孢子(chamydospore),且可“发芽,形成新的菌体”^[6-7],故汉译名称为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简称芽孢(spore)是合理的。在细菌分类中和细菌学的大量出版物中,芽孢(spore)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芽孢杆菌属(Bacillus)、无芽孢杆菌(nonsporing rods)、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肉毒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tetani)、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等。^[1-4,6]因此,不需要另造细菌“芽胞”一词^[5,7]之必要性。三 支原体属还是枝原体属有些医学微生物学出版物中将Mycoplasma译为支原体属^[5,7]。按照对Mycoplasma词义解释,为“没有细胞壁能形成丝状与分枝状”^[6-7]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种属,理应汉译为枝原体属(Mycoplasma)^[2-4,6],而不应汉译为支原体属^[5,7]。正如Mycobacterium因“繁殖时有分枝生长趋势”,汉译为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2-7],而不译为分支杆菌属。四 传染性“非典”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简称“非典”,是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大叶肺炎相对应的间质性肺炎。在2002年之前,已知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主要有4类,即(1)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即TWAR衣原体;(2)肺炎枝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3)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4)病毒,包括①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②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这些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均有一定的传染性,故均可称作传染性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6月,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突发另一种合并呼吸衰竭的严重非典型肺炎,其临床特点为急剧发生弥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较过去由已知的病毒、嗜肺军团菌、枝原体及衣原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严重得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卡洛·多尔巴尼(Carlo Urbani)博士于2003年3月16日将其命名为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为SARS。其后多尔巴尼博士在越南不幸被感染SARS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科学研究先驱,WHO正式采用他所命名的SARS病名,并将稍后发现的该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ronavirus,简称SARS-Cov。唯有我国一直沿用2003年春临时称“传染性非典”的病名,并将其写入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样极易造成与一般“非典”相混淆,传染性非典不全是SARS,SARS仅仅是传染性非典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为了与世界接轨,建议应将中国独有的“传染性非典”名称更名为国际通用的SARS病名,正如AIDS已被直译为艾滋病,不必再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名。五 质疑“病原生物学”一词“病原生物学”一词已载入中国学科目录,近年来全国新设不少病原生物学系或教研室、病原生物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点,甚至有《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原名《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2月易名,为中国核心期刊)和《病原生物学》教科书等。中国组创病原生物学学科的初衷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与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 parasitology)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但实际上这种划分不妥。就医学微生物学而言,它不仅研究致病的微生物,还研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即人体正常微生物群(normal flora),显然用“病原”一词不恰当。再就生物学(biology)而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算生物,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很广。病原生物学是中国独创的术语,虽然可英文直译为pathogen biology,但在外文专业书刊中从未发现过这个词汇,也无此书名刊名的外文科技书刊。目前国外教材或学术专著,除个别英文原著Medical Microbiology中包含医学寄生虫学内容外,均将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分别出版。故建议废除“病原生物学”学科名称,取而代之应恢复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学科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