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理念的实然与应然

长期以来,我国以死刑刑事政策为理念建构死刑复核程序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造必须首先从理念上实现转变.以程序正义观念代替死刑刑事政策作为死刑复核程序的建构理念、以司法权的运作规律代替行政权的运作规律作为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基础、以权利救济型程序代替政策实施型程序作为死刑复核程序的模式,并走渐进化改造之路,才能实现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根本改革.     

论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宽严相济

从我国刑事立法看,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然而,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的转变,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也应充分体现刑事政策的这种变化。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的要求,作出必要的完善:可以通过提高死刑标准来限制死刑的适用,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中的贩卖、运输毒品行为,可以从宽处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而对于制造和走私毒品犯罪则可以从严处理;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正确把握毒品数量这一适用刑罚的标准。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形势的演变对刑事政策的变迁具有某种决定意义,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具有保障作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支持,因此需要在诸如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死刑复核程序等涉及刑事立法和司法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制度设计和改革。     

论死刑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安抚机制的构建

在＂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的执行中,由于被害人及其亲属安抚机制的缺失、被害人及其亲属＂复仇＂和＂求偿＂心理得不到满足,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人民法院在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的过程中,应做好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安抚工作,这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和谐,有利于刑事政策的执行、和谐社会的建设。     

试论毛泽东关于死刑的政策与立法思想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从我国实际出发,对死刑适用提出了“决不废除死刑”,又必须坚持“少杀”的刑事政策,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死刑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刑事非常救济程序评析及借鉴

刑事非常救济程序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屏障,其设计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刑事审判的质量和程序的公正.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独具特色,其程序设计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因素.比较研究中日刑事非常救济程序,可以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可借鉴因素.     

论死刑复核程序"秘密性"审理方式的改革

死刑复核程序是把握犯罪人生命权的最后一道关口,因此意义重大。但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弊端颇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道程序已经名存实亡。本文从改革死刑复核程序"秘密性"审理方式这个角度提出建议,力求实现公平与正义。     

中国古今死刑复核制度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体现了重视人命、恤刑慎杀的价值取向,这种古朴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现今国际刑事人权理念遥遥相应,而我国当代死刑复核程序却在很长一段时间抛开了少杀、慎杀,限制死刑的价值理念,其结果使重刑主义在立法和司法上大行其道。本文首先对古今死刑复核制度价值取向作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今国际人权理论,就当代死刑复核程序的基本价值取向提出个人看法。     

死刑控制政策的必然转向:以司法限制为重心

基于死刑的渊源、规律、现状以及逻辑论证等角度分析,司法限制死刑是刑罚理性发展的一种必然之选。以司法限制为重心,可以较大范围地获取两大阵营的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不失为死刑控制的一条经验之选。少杀、慎杀,尽量不杀,防止滥杀等刑事司法理念决定了以司法限制为重心是死刑控制的合理之选。以司法限制为重心,可以大幅降低死刑适用率,改变刑事司法中“就高不就低“的重刑主义思想,同时必然会加大死刑审判成本,使其成为死刑控制的有效之选。     

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构建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收回死刑核准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与重塑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发挥其作用对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应坚持双重身份,同时履行刑事追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死刑复核程序启动权,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死刑复核案件的启动、支持公诉、审判监督等职能,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最终实现维护司法公正、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目的。     

死刑缓期执行若干问题的研究

死刑缓期执行,是贯彻我国“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的一项有效制度,对于限制死刑、减少死刑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死刑缓期执行有关适用方面的问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一些认识误区,因而,有必要对死刑缓执行的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据此,笔者着重论述了死刑缓期执行的六个问题。     

“莫诚案”中柳宗元矛盾处境的法理分析

莫诚案是发生于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的一桩“斗杀”案，柳氏在《柳州上本府状》中认为人犯莫诚依法当死，于情却罪不至死。从报应刑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本案，对唐律及其法律适用进行分析，最终认为，作为本案裁判官的柳氏在处理该案时的矛盾，是奉行具体刑主义和严格“罪刑法定主义”的唐律的自身逻辑使然。     

论刑法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在国际化背景与视野下的道路选择

经济的国际化推动了法律的国际化。刑法的国际化是法律国际化的一部分,其主要表现是各国刑事法律之间不断吸精纳粹、相互借鉴,国际社会还通过国际公约的路径来不断影响各国的刑法内容。这种趋势也必然不断推动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改革。在当前人权问题成为时代和国际鲜明主题的情况下,刑法国际化的进程使人权保障理念在我国的现行刑法中得以突出体现,但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机能存在着严重缺陷。只有不断跟上刑法国际化进程,不断重视和真正贯彻人权保障理念,在刑法基本原则、刑罚制度、刑法分则编排体例等方面完善刑法典,才能使现行刑法充分体现刑法应然的机能。     

我国社区矫正执行力量的专门化

社区矫正作为相对于监狱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已经正式写入我国刑法。但目前法律缺乏对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的具体规定,社区矫正工作能否取得良好成效取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力量。为保证社区矫正的执行效果,有必要对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力量予以专门化。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代替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限制机能,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手段。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一般来说,具有无效果、可替代、太昂贵三种情况之一,就说明不具备刑罚之无可避免性,此时刑法应当谦抑。     

刑事政策概念探析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学的基本范畴。刑事政策概念众说纷纭,不利于刑事政策学科的长远发展。坚持刑事政策学科的独立,是研究刑事政策概念的前提。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不同于刑事公共政策,有别于刑法规范,更不是单纯的犯罪对策。刑事政策是国家基于犯罪原因认识,对已然犯罪采取的以刑罚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反应和处置活动。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对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冲击

正当防卫是刑法理论中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也是各国刑事立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作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已广泛运用在西方的司法实践中,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也遭到该理论的冲击。我们应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专家证言引入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以体现司法公正和对受虐者人身权益的保障。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英美法中的概念,由于严格责任制度损害人权,英美法严格限制其适用的领域。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无罪过责任,所以所谓"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是对我国刑法中责任主义的解释立场问题。我国刑法存在不少违反责任主义的规定,但不存在绝对责任。我国刑法应该承认公害犯罪特殊场合下的"推定责任"的合理性,并应在刑事诉讼中根据推定责任的规则来界定行为人的证明责任,它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责任主义松动的表现。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严格责任,存在原因并非责任主义松动所致。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反思：从刑罚到刑事政策

在我国,社区矫正诞生于刑事司法实践.社区矫正的早期试点被视为回家服刑,社区矫正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活动.对此,我国学者质疑之声不断,一种新的观点应运而生,即从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和防卫社会的视角出发,主张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防卫或保安处分措施.但前者存在拘泥于传统刑罚的强制性、严厉性之嫌,而后者又有社区矫正被泛化、扩大的倾向和司法实践操作难题.因此,理性的社区矫正性质界定应基于刑事政策的视角,即我国社区矫正是一种刑事政策.     

死刑错判的代价

死刑，又称生命刑，是指对人的生命的剥夺的一种刑罚，是刑法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死刑作为对罪大恶极的罪犯的一种惩处，确实抚慰了一些人的心头之恨。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和现今人权运动的兴起，其带来的弊端愈来愈被认识到。而错判死刑的结果，是人的合法权利被剥夺，同时人的生命权不是因为死刑的存在受到保护，而是因为死刑的存在受到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