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市场的形成与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与发展是市民文化市场、文学运行机制孕育催生的结果。在近代化都市上海,通俗作家生产主体、读者群消费主体、通俗文学作品和期刊、出版等传媒之间的互动与运转,使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繁荣成为必然。     

“劝善”“娱心”之论——鲁迅大众文学观浅探

鲁迅是以严肃文学的立场来看待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他认为,通俗文学不同于平民文学,并不要求它像平民文学一样表达纯粹的平民的思想感情,也不必像严肃文学一样,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的认识和发现,但一定要以“劝善”和“娱心”为主旨,要求其故事应有“劝善”的“暗寓”性,对它的一些“粗俗”描写,他并不全盘否定。鲁迅不像那些精英文学（严肃文学）作家那样,一味去指责通俗文学,而是在强调严肃文学的政治影响功能的同时,强调通俗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以及娱乐功能,反映出他注重功利性和包容性的文学精神。     

当代中法通俗文学之比较

通俗文学的繁荣是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国与法国的相关领域同样如此。两国通俗文学创作上的异同,既充分体现了通俗文学的走向,也预示了世界范围内雅俗文学之间互动的恒久性。     

重新审视鲁迅与革命作家的斗争

从当代大陆文学的历史教训来重新审视鲁迅与革命作家的内部斗争,就不只是宗派主义、门户之见的意气之争,而是鲁迅试图纠正革命作家某些“左”的做法,阻止阶级写作形态的泛滥和政治文艺的形成,维护个体性自由创作所做的努力。鲁迅的斗争是很有远见的,对新中国文学具有反思的意义,它从实践上再次证明了鲁迅思想的历史穿透性。     

对20世纪中日文学交流的西点思考

２０民日本的文学交流多姿多采,但目前研究工作存在不少盲区。本文从日本宾中译本、日本作家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题材的作品、作家与中国作家的交往史应该正视中国的通俗文学作品等方面予以论证,强调必须扩大中日文学交流的研究领域。     

1943:三个人的"通俗世界"

194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具有"潮头"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赵树理、徐訏、张爱玲分别凭借自己的作品走向时代的风头浪尖,在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分别引领了通俗文学的潮流.本文拟从三人不同的"生态位"来探索各自的"通俗世界",并试图在三人"不同而并立"中探寻"三流合谋"通俗文学的历史意义.     

对20世纪中日文学交流的四点思考

:2 0世纪中国与日本的文学交流多姿多采 ,但目前研究工作存在不少盲区。本文从日本文学的中译本 (特别是日本作家中译的《不如归》)、日本作家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题材的作品、日本作家与中国作家的交往、应该正视中国的通俗文学作品等方面予以论证 ,强调必须扩大中日文学交流的研究领域。     

论鲁迅对台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中国新文学中,鲁迅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先行者和奠基者.他在此类小说中所坚持的创作倾向,对台湾作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不仅在民族灵魂的发现上沟通了与鲁迅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而且显现了一种深深的"鲁迅情结".这种"鲁迅情结"既影响了台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风貌和主题流向,有力表明了两岸文学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又从海峡彼岸文学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方向.     

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作家不容否定--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

<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对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作家从人格到作品都给予了批判和否定.其论断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当今文坛大捧大贬文风的表现,是不能任其发展的.我们需要严肃认真的文学评论.以鲁迅为首的中国作家是不容否定的.     

通俗文化的流行与嬗变

当代中国,通俗文化的流行是不争的事实。何谓通俗文化以及通俗文化流行的原因,如何通过对通俗文化的评判与引导,使其向先进文化乃至于经典文化嬗变,本文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阐述。引领先进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因此,在理论上、实践中正确认识通俗文化流行与嬗变的规律,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鲁迅的翻译特色探析——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解析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特色,以期对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及其翻译思想做出全新的探寻和挖掘。研究发现,鲁迅所倡导的"直译"即异化翻译策略及其实践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有着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价值,依然能够为广大译者提供参考。     

鲁迅与清代狭邪小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通过历史考证和文本分析，考评了清代狭邪小说的艺术渊源、发展阶段、内容及艺术特点，很多观点至今仍泽被后人。但鲁迅的狭邪小说观还具有局限性，他对狭邪小说的滥觞之作、成因、阶段性变化原因及使用方言写作等问题的论述都不尽如人意。     

屠格涅夫和鲁迅知识分子小说比较论

屠格涅夫和鲁迅是两位自觉＂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小说家。屠格涅夫以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勾勒了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鲁迅则以几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思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和民族命运。在艺术手法上,他们也存在着异同。     

略论旧体诗词中的“鲁迅”形象

题吟关于鲁迅的旧体诗词,是建构与研究鲁迅形象的一支重要力量。探索被忽视的旧体诗词中的鲁迅形象,可以丰富鲁迅研究。虽然书写鲁迅的旧体诗词很多,但鲜有杰构,原因不仅在于诗人的艺术功力,更在于诗人对鲁迅理解的深度。只有对鲁迅具有独特的理解才会创作出别具一格的诗词作品。     

2012年鲁迅作品研究中的几个亮点

2012年鲁迅作品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创意不断的局面.郜元宝、李冬木、李宗刚、汪卫东、吕周聚、彭小燕、莫言、张钊贻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王本朝、孙玉石、李玉明、张洁宇的《野草》研究皆可称得上别具一格.杂文研究中,汪晖、汪卫东、符杰祥的阐释极为精彩.蒋晖的《科学史教篇》研究,杨义、张洁宇的鲁迅诗歌研究,薛羽、姜异新的鲁迅翻译研究,叶淑穗、符杰祥的鲁迅手稿研究,郜元宝、钱理群的鲁迅作品整体研究,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     

论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和变化的原因

文章阐述了1936年鲁迅逝世以前,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既有辱骂和攻击的一面,也有佩服和尊重的一面,既有仇鲁的一面,也有联鲁的一面,并非完全否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世界观的转变、思想觉悟的提高、宗派主义的克服,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已清楚地认识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革命史上的巨大价值和崇高地位,因而多次著文,对鲁迅作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处处对鲁迅表现出真诚的崇敬。     

论蒋少祖形象塑造中的鲁迅“孤独者”因子

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中,为我们呈现了蒋少祖这一与高觉新、祈瑞宣等软弱的知识分子迥然有别的典型形象。处于时局动荡中的蒋少祖,表现出了成熟、沉稳,具有力量感的精神气质;同时,在其与民众关系的膈膜中,和与政治关系的疏离中,也衬托了其独立、孤独的精神内核。在蒋少祖身上,我们看到了鲁迅笔下孤独者的精神气质的再次复活。路翎延续了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现实困境和出路的思考,所不同的是,都曾在历史的重压下肩扛黑暗闸门的知识分子,在最终道路的选择上却出现了分野,这让我们从中领略了鲁迅的深刻和路翎的缺憾。     

鲁迅复仇精神的特质和价值

本文通过探寻鲁迅《野草》中的复仇文本中的复仇精神,指出鲁迅的复仇精神特质在于从不懈的自我审视和批判中反思和判断,对个体生命保存的基本要求的推崇以及对恶作为世界推动力量的肯定,并由此提出复仇精神的价值所在。     

朱光潜的京派审美情趣——从朱光潜与鲁迅的分歧说起

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与鲁迅的分歧,是京派与左翼审美趣味的分歧,也是“看戏”与“演戏”人生理想的分歧。朱光潜以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青睐于西方古典主义的“静穆说”,把“静穆”视为艺术的极境,貌似很西方,实则很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