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清县愿学书院碑记》考释

愿学书院是泰山周边重要书院,书院建设于明代学院风行之时,是北方“王学”的重要场所,为弘扬阳明学说起到了一定作用。今据书院碑记,对其书院思想、教学及结局、影响试加探讨。     

东林学术与王学的斗法——明代中后期东林学派崛起之实

明代中后期,程朱之学受挫于王学之盛,造成了学风空虚的流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学人源出于王学,而反之于王学,以“格物”辩“无善无恶”,成之于实学,造就了儒学内部王与朱共天下的格局,为东林学派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唐君毅、牟宗三的阳明后学研究

阳明后学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中唐君毅与牟宗三的阳明后学研究尤其重要,他们对于阳明后学问题意识的抉发,义理论辩的疏解,彰显了阳明后学研究在哲学上的高度与深度.尤其,唐君毅着重"融合",牟宗三强调"判教",各显特色.使阳明后学研究中"本体"与"工夫"两面论述,充分地辨明与融合.他们的哲学洞见给予后续研究者极大的启发,也带给当今学术界源源不绝的动力.     

论明代心学的逻辑发展

心学是明代占主流的思潮，由陈白沙开其端，至王阳明而集大成，阳明后学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在传播王学时偏离了其宗旨，成为王学思想的“异端”，王学也因此逐渐走向衰落。明代心学的这一发展进路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它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是与它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也与主体的不同境遇息息相关。当然也是理学内部固有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中晚明的讲会运动与阳明学的庶民化

明代讲会,除了学术性较强的讲学聚会,还有颇显庶民性、宗族性特征的所谓"乡会"。当时乡会的社会管理功能已超过了讲学教化,其学术性、精英性也已逐渐让位于庶民性、宗族性。如果说随举之"会"的特征在于它的群众性,那么书院之"讲"的特征便在于它的精英性,而无论群众式的随举之会还是精英式的书院之讲,其目的都是为了崇德教化、净化社会。阳明学在中晚明的突出面向是从精英到草根的转向与变异。这一转化过程主要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右地区和其它边缘地区。尽管在阳明学的草根化的转化过程中,还同时存在着政治精英化的倾向,但就中国思想史的主体而言,阳明学的草根化要明显强于它的知识精英化,而且较之其政治精英化,其草根化的趋势或许更具颠覆性的意义。     

晚明修身日记与阳明学的发展

晚明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修身日记,这和阳明学有较强联系。阳明学内部、士人社群在中晚明出现新变化：第一,阳明的“良知”属于形而上学部分,落实到现实层面需要外在形式加以表达。第二,阳明学的心一元论引起“道德严格主义”的倾向,儒者也需借助具体手段修习。第三,儒者本身有互相规过的传统,再加上中晚明士人群体意识觉醒,儒者组织大量的讲会、省过会。上述原因促使阳明后学积极采用修身日记。修身日记的使用,也促进阳明后学道德的精进。     

刘宗周与证人社

作为明代儒学殿军，刘宗周在学术上开浙东学术中兴之局；在道德上与黄道周并为明季道德完人。他继承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的“格物说”，倡导“慎独说”，成立证人社，与陶爽龄展开工夫与本体的论辩，力图扫除王门后学“以禅诠儒”的空疏之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钱谦益对东林学与狂禅的学术观照

万历以后，虽然王学取得了与程朱学分庭抗礼的合法地位，但却日显空疏之弊。东林学派乘间而起，反对俗学，力图纠弊，使学术归于程朱正统。拥有东林党魁和文坛领袖双重身份的钱谦益学术上兼宗东林学派顾宪成和狂禅派管志道，既在反俗学的立场上与东林学派保持一致，又在对狂禅的认识上突破东林学派的局限，显示了开放的学术态度。     

东林书院的运营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

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的东林书院历经时代变迁,在当代社会仍发挥着传承历史文化、开展社会教育、提供旅游观赏的功能。在传承与创新中,东林书院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教育对象、以爱国为主要教育内容、以讲学为主要运作形式、以网络平台为主要宣传基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营模式,但同样面临东林故事讲述吸引力不足、文化活力与精品不足、发展视阈狭窄与普及面不足的现实困境。加强学术交流并深入挖掘东林文化内涵,打造东林品牌形象并开发优秀文化创意产品,扩大传播格局并展示书院文化形象,是东林书院突破发展瓶颈的主要举措。     

聂双江思想的政治之维

聂双江之学,归宗阳明,又异于阳明及同门王畿等人。但究其思想的政治向度而言,聂双江之学与阳明之学主旨颇为相近。聂双江的归寂之学与阳明"化治世为治心"的政治哲学思路大体相类,均显为一种"信念的政治";在社会教化问题上,聂双江批评当时的文风与士风,强调"师道"传统的意义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些思想是阳明学派所一脉相承的;聂双江还发挥阳明学"政学合一"的主张,强调"学仕一体",把"为学"与"为政"紧密关联起来。中晚明以降,阳明后学诸子思想虽各"得有所自",各持一端,不尽一致,但其政治思维大体趋同。这一点,从聂双江的思想中足见一斑。     

晚明空疏学风与实学思潮

明朝封建专制统治进一步强化,采取八股取士制度来严加控制人们的思想,导致晚明学界空疏之风盛行.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王学末流"束书不观"、"空谈心性",成为当时学界主流.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和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与此针锋相对,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与王学末流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开创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

王船山批评阳明学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直接攻击阳明及其后学：阳明不堪小誉,阳明学附会圣说,阳儒阴释,是明亡祸根;二是批评阳明对经典的诠释：阳明假借经书,对于格物等妄加诠释,歪曲了儒学正统;三是批判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无善无恶整个体系。船山以阳明学为对立面,以易知简能、至善无恶、以行兼知构建船山学体系。三个层次是相互交裹的,尽管批评中表现出明亡之恨向阳明学的宣泄,但亦是阳明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船山学与阳明学健康协同发展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阳明文化在水西地区的影响

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期间,不以居夷为陋,特别是与水西少数民族的友好交往,结下深厚情谊。明清时期,水西人民对王阳明非常崇敬,建专祠奉祀,建书院讲授阳明学说和对阳明文化进行研究和传承,充分证明阳明文化在贵州民族地区的深远影响。     

阳明子人生哲学探微

主要探讨王阳明的人生之求,并进而指出其现代意义.认为,阳明子以"圣人必可学而至"为终身之求,认"圣学"之"学"为动词,意即"学圣",孔子之学不是理论而是实做"圣人";这种观念的外显即是阳明子所实现的"狂者胸次"的人格.     

从“高明”到“粗疏”——钱穆的阳明学研究述评

钱穆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初喜阳明学,后尊朱子学,总是力图绾结经学、史学与理学,最后走近朱子学是自然的。但是,钱穆对阳明学却有着前后截然不同的看法:早年说阳明"高明",晚年却说阳明"粗疏"。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钱穆对阳明学的研究都是基于一个固定的立场,且总是从一个单一的视角去介入,这与其在研究中总是渗入较为强烈的情感因素有着重要关系。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的转变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经历了儒者——隐士——"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的转型。郑玄儒者形象的形成在于他调和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贡献,以及备受曹魏统治者推崇的学术地位。郑玄隐士形象的形成在于曹魏、西晋时期王学的冲击,郑玄经学的权威地位遭到动摇;而且此时玄学大盛,隐逸之风盛行,本质原因在于郑玄隐居教书的行为符合汉末隐士的行为特质。郑玄"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形象的塑造则在于人们从学与行两方面看待郑玄,从而将儒者形象与处士形象结合起来。除上述形象以外,由于东汉以来谶纬迷信风气大盛,郑玄本身又具有丰富的谶纬知识,因此,在传记、文学作品中郑玄还表现出精通谶纬的形象。     

唐一庵心学引论

唐一庵心学以融气人心的理本论为基础,接洽阳明心学,发展出以心学方法把握客观之理的新型理学形态。“讨真心”则是实现其理学的工夫论,是实现其成圣的功夫手段,其学术立场是传统程朱理学而非阳明心学的。唐一庵针对阳明后学曲解“致良知”引发的不研实在之理,提出以“讨真心”为研究实用之理的不二法门。这有助于良知学在新的环境下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良知学的实用主义色彩。     

明代吉安书院青原会馆研究

青原会馆在明代中后期出现,是封建专制强化和商业经济发展的后果。青原会馆是明代江右王门传播阳明心学的一所讲会式书院,其主讲者将高深的书院文化下移于广大民众,在讲义的传播方式选择上也有相应的变通,使书院文化的传播机制更趋于成熟和多样。青原会馆的发展断断续续,从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大致可以分成创立阶段、发展阶段、复兴阶段和转型阶段四个阶段。青原会馆的教学理念是宣讲阳明理学,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其教育对象虽然对普罗大众开放,但可能主要还是面对士绅阶层。在教学内容讲授方面,青原会馆采取全面教育的教育方法,强调实践能力的训练。     

论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与王学讲会活动——以江右王门学派为例

由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在逻辑上存在内在的矛盾,以至于人们难以对“致良知”有一致的理解和把握,王阳明经过不断探索而启动的王学讲会活动是其实现“致良知”目标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可以视为阳明“致良知”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种理论学说的内在逻辑矛盾是难以依赖一种学术思想交流和社会交往的外在形式来化解的调和的,江右王门学派所开展的王学讲会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阳明心学无可避免走向自己的末路。     

阳明学与“报德学”运动——幕末明治时期日本“德化教育”作用的思考

日本幕末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为解决社会上诸多问题,出现了心学运动和报德思想运动。明治后期,国家面对社会危机,仍然提倡"二学",实行德化教育,以打造新日本国民形象,阳明学和报德学均提倡忠孝、至诚和实行等,体现了德行伦理内核。但是道德规范并非法律法范,不能作为"戒律"或"禁条",这在中国历史上和日本近代道德教化实践中都有过教训。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法律教育传承方式,这在中国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文化中应有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