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真的走了

在我的父辈中，除了父亲，对我影响最深的便是二叔。八五年因求学，我暂住二叔家，当时二婶在异地工作，于是，二叔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和五哥的饮食起居，时常以故事、传说为例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世界科学》创刊十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

丁公量(上海市顾委会委员,原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创办《世界科学》杂志的1979年,我当时在上海市科委工作,我是积极支持创办这本杂志的。     

(三)在北京农业大学给娄成后先生当助手

1953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工作才两周,人事处的同志来问我,是否愿离开上海与父母,跟随娄成后先生去北京农业大学工作两年.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没多想就同意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农业大学建立了一个农大工作组,娄先生是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同时兼任这个工作组的研究员,也是中国科学院上     

成功的标准

正我对成功的定义有了新的见解在读博士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教授由于心脏病突发而死在了办公室。我依然能记得当时他被抬到救护车上时,大家惊恐的脸庞。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几年后我也会因为一场重大疾病而重新审视我的学术生涯。在读博士后时,我因为神经方面出现了紊乱,导致我无法走路,无法看清东西,时不时地会出现眩晕和急性偏头痛。在医     

来自河南农村的留美医学专家——从河南农村到华盛顿医学中心之路

全村上大学的第一人我原籍河南郑州。一九七五年夏高中毕业 ,按当时的政策 (编注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 ,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 ,到农村插队落户 ) ,我本可以留城的 ,但为了我那被定性为“学术权威”的父亲在单位里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 ,我毅然报名 ,投身到了插队的行列 ,来到豫东的中牟县 ,就是三国时陈宫做县令捉放曹操的那个地方 ,在黄河岸边一个叫毛庄的村子度过了三十个月的“再教育”生活。我在农村学会了各种农活 ,还先后做过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其它各种不同的工作 ,那时城里下乡的人已很难把我和农民兄弟区别出来。但环境变迁…     

视网膜脱离与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以及后来的视网膜脱离所带来的烦恼甚至是痛苦,恐怕是视力好的人难以体验得到的。今天,当我近乎半瞎的时候,写这篇文章给青少年朋友们看,愿他们以此为鉴,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 大祸临头 那是1991年1月10日,我照常在离红场不远的皮雅特尼茨卡亚街上的莫斯科电台大楼的办公室里修改广播稿件。哦,这里我应当说明一下:当时我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派遣到莫斯科电台华语部当专家,工作已一年。改着,改着,忽一抬头,发现眼前有一个小小的半月形黑影,闭眼时黑影发红。当时我并不在意,一连好几天照旧上班。到第5天我发觉左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科学家

我1926年生于章马吉亚纳,当时为英属印度的辖地,如今属于巴基斯坦.我的家庭出身很平凡,父亲先为教师,后在当地教育部门任职;母亲是家庭妇女.我有六个兄弟和一位姐姐.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父亲极为重视我的学业,望子成龙之心甚切.他非常希望我能在竞争激烈的印度公务员考试中脱颖而出,谋得一份好工作.不过,父亲的这一愿望因为战争等原因而落空了.但对我而言,没有成为公务员却是我今生几次重要的人生转折之一.     

我最早发现动物使用工具

通过一个简单的动作,它告诉我,动物与人类的差别并不那么大。实际上,不会走路时我就喜欢动物了,所有扭摆爬行的东西都让我着迷。所以,1956年一位朋友邀请我去参观肯尼亚的农场时,我把这当成一次极好的机会。我径直去了我工作和给我这一通知的伦敦电影制片厂。当时我23岁,这么做也许有点鲁莽,但我要去非洲,我读过那么多关于非洲的书报。为了凑足这次旅行的费用,我搬回父母家住,还做了一份侍女的工作。     

永远的师尊——悼念夏禹龙先生

<正>认识夏禹龙先生已45年了,他是对我影响最深的师长之一。那是1973年7月,我到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辑部工作,虽然这本杂志受到"四人帮"的控制,但编辑部却聚集了一批来自理论界和高校的知识分子,尽管当时不得不违心地编写一些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文章,但大家始终关注着国外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我也因此耳濡目     

玛丽·居里的照片

我是在纽约新罗谢尔长大的,有一次我在布告牌上看到一幅照片,上面是玛丽·居里:她坐在一棵榆树下面的凳子上,一手搂着她的两岁女儿伊夫,一手搂着她的9岁女儿艾琳,当时我对她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共同发现了放射性的事情不甚了解.后来才知道了,作为女性,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她是一位卓越而执著的科学家.那时我还是个无知的孩子,不知道她是怎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     

一位身为人母的科学家的心路历程

<正>我38岁那年怀孕了,而当时的我刚刚获得一个永久性研究职位。此前我一直是一个自由且敢于冒险的人。为了我的水生蓝藻研究,我加班加点地工作,不停地出差。在我读博的最后3年,每年夏天我都是在远离祖国(阿根廷)的美国实验室里度过的。之后我又在这个实验室里做了整整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一路走来,我收获了爱情、安了家,并且踏上了为人之母的道路。已经做了母亲的姐姐提醒我,我的首要任务将要有所改     

氢弹试验的波折和周总理的深谋远虑

“万一投不掉怎么办?”周恩来总理目光炯炯,盯住我问道。 时间回溯到1971年9月初的一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关于研制导弹、核弹的中央领导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周总理是主任),我当时担任空军司令部机务部部长,负责投掷核弹的飞机改装工作。会上,当我汇报到采取什么措施保证飞机从空中把核弹投下去的时候,总理两次向与会者和我提出这个问题。     

游走于艺术和科学之间——回忆吴冠中教授二三事

我虽很早就听过吴冠中的名字,但从未见过.直到1990年代初,当时,李政道教授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在组织国内外学术活动的同时,积极倡导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推进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的沟通.因工作关系,我帮助李政道教授做些与艺术家的沟通和联络,因此才认识了冠中先生.     

实验和理论共生共息

很早我就对科学产生兴趣,与我对数学从小就有兴趣有关。在上初中时,我迷上了化学和实验室化学仪器。我在高中所受的教育是一流的,由具有奉献精神的大师授课,男女生分辨,接下来的时间就是麦吉尔大学的学习生涯,按照当时的规定还要进行学位学习。我大学时代的导师卡尔A．温     

改变你的小心眼

心理咨询工作室: 我的个性不好,遇到一点小事就爱生气,一生气好久心情都不好。我希望有朋友的陪伴,希望有同学和我一起玩,一起交谈,但是我总是和同学处不好,倍感寂寞。别人跟我开玩笑,我很容易认为玩笑过分,而同学又觉得我神经过敏,心眼太小。我和同学发生冲突,当时自己挺生气,事后也常后悔。我羡慕那些性格开朗的同学,他们总是有人缘,我很想改变自己,请帮助指教。点点     

《黄鸣龙的光辉道路》一文读后

自然杂志编辑部,并转王若望同志: 在自然杂志2卷10期上读了王若望同志的文章,题为《黄鸣龙的光辉道路》.心潮澎湃,感慨未能自已.我同黄鸣龙教授仅一次交往,我们的专业并不一样.然而黄鸣龙教授的学术观点与对科学研究方向道路的看法竟成为我终身的座右铭. 那是在1952年,黄鸣龙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到杭州来探望其兄弟黄鸣驹教授.我正好在黄鸣驹教授领导下工作,当时是一个年轻的副教授,才三十多岁.黄鸣龙教授     

黑熊：救救我！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听说过活熊引流胆汁的事,据说这项技术是从国外传来的。当时我还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和情感,所以并未引起注意。真正引起我汪意的是1994年的一条电讯,它谈到了养熊取胆的问题,并称在我国经过批准注册词养的黑熊大约有5000头。当时,我就在想,那么没有“注珊” 的呢?可能远远不止这个数。至此,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我与剔犀漆器结缘

<正>漆器对于我来说,不是工作也不是艺术,是生活,是一种精神归宿。漆器弥补了我精神层面的追求。有一种机缘注定我要做这一行,注定我会爱上它,毋庸置疑。2008年夏,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前的长椅上,我听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青涩年华的姑娘走进了剔犀制作的世界,那时的她并不懂得什么是漆器,只是被它回转的纹路和立体的层次所吸引。在当时的工厂里,她是个爱工作的美女,爽朗的笑声和美妙的歌声是她留给大多数同事的印象,可她也同样     

荡开"强迫幻想"的尘雾

心理咨询工作室: 我是一名初三学生,近几个月来,一直为脑子里的恐怖幻想苦恼不堪。起因是我的一个亲戚因吸毒毒瘾发作失控.砍了自己的手指,我被当时血淋淋的场面吓坏了。此后,我的脑子里总是晃动着这个可怕的镜头,自己极想驱逐,但是难以自主。为此,我白天感到恐惧、焦虑,晚上失眠,学习成绩由第一名降到五十多名。老师,我该     

动物艺术促环保

由于工作和爱好、太空美术和动物美术作品就成为我几十年来欣赏和收藏的对象。1987年我在外文书店偶然买到一册北美动物画家的彩色画集,其中收集了10多位加拿大和美国画家的200多幅动物美术名作,使众多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动物形态跃然纸上,生动而可爱。当时我仅仅从这本画集中了解到一些画家和作品,并未想及其他。1991年我从一期《参考消息》上读到一篇“北美掀起野生动物画热潮”的文章,对这本画册所反映的动物画家和作品有了进一步了解,随后又在美国《读者文摘》上看到介绍北美动物画家的文章,进一步引起我的注意。但是直到我到了美国之后,才比较全面地认识到北美野生动物运动的规模、意义和对环境保护所起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