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与伊朗和解凸显中美外交理念深层差异

<正>此次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宣布恢复外交关系，中国的积极斡旋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这与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拉帮结派、激化冲突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中美两国的中东外交政策截然不同，折射出两国外交理念的深层次差别。美国,中东和平搅局者沙伊矛盾由来已久，却并非完全无解，可以说，正是美国造成了沙伊关系恶化乃至中东局势混乱。中东地区宗教势力错综复杂，伊朗、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矛盾交错，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点，实行“拉一派、打一派”的政策，以确保自身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     

试论"艾森豪威尔主义"产生及夭亡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末，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它是美国当局为填补英法势力撤出中东而形成的所谓“力量真空”，镇压中东在二战后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同时以中东亲美国家为基地，与苏联展开争夺而出台的外交政策。它并没有考虑中东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严重违背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中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下很快夭亡。艾森豪威尔主义产生及夭亡的背景与过程，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土耳其软实力在中东的运用及其影响

自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软实力日趋增强。文化、“土耳其模式”以及外交政策是土耳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对中东国家使用软实力及运用软实力参与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不但使中东民众改变了对土耳其的态度，而且使“土耳其模式”成为供变革国家参考的发展模式，它还影响地区格局的重塑，有助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发挥影响力的过程中存在着制约因素，能否克服这些困难是土耳其进一步提升软实力，以及成为中东首屈一指的强国并占据地区主导地位的关键。     

在中东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正>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动荡的地区,也是近年中国外交面临机遇和挑战最多的地区之一。在中东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必须紧密结合中东的实际,形成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符合中东实际情况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和外交机制。首先,应从周边外交的范畴认识中东的区域重要性。如何通过解放思想、增强对中东地区战略重要性的认识,是至关中国中东外交顶层设计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中东地区已从我国周边战略延伸地区调整为大周边的     

从伊朗看日本中东能源外交

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与中东的能源外交，并把维护能源安全视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经四年的谈判，日本与伊朗就阿扎德甘开采问题签署了合同，这表明长期以来日本在中东地区推行的能源外交政策有了更大的突破，但是，随着伊朗核问题的紧张，这样的能源外交对日本来说同时也是一种挑战。     

埃及是中东“和解潮”能否引向非洲的关键

<正>近年来，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紧张局势呈现持续缓和势头，多国走向和解。2023年3月10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一对“中东夙敌”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宣布同意恢复外交关系，这将中东地区国家“和解潮”推向高潮，其中最引发国际舆论关注的是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关系改善显著，5月7日，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发表声明同意恢复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     

布什政府外交举措惹人非议

布什政府上任3个月以来,对前政府的外交政策作出了不少调整,在朝鲜半岛、中东以及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等诸多国际上态度趋于强硬,“单边主义”倾向明显。美与各大国的关系也不顺畅。美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得罪欧盟;美俄互逐外交官事件使两国关系降至冷战以来又一个低点;美侦察机撞毁中国战机后显示出傲慢、无礼,这引起了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不满。     

中东新变局的已知和未知

<正>牛新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十年，是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最动荡的十年，大家称之为“中东大变局”。2 0 2 0年至今的三年，中东从动荡、冲突向稳定、和解转变，这股“和解潮”可以称之为“中东新变局”。我主要从三方面谈“中东新变局”的特征，其中哪些是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     

拜登政府中东政策：基本轮廓与地区国家应对

正中东地区作为世界地缘政治焦点和能源中心,具有双重战略价值,历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方向。拜登入主白宫后,在中东问题上以新姿态示人,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对手和盟友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勾勒出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轮廓。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全球战略重心继续东移,则是拜登政府中东政策规划的更宏观背景。本期封面话题邀四位学者撰文,解读拜登政府日渐清晰的中东外交政策。     

“和解潮”推动中东摆脱“阿拉伯之春”遗产

<正>丁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实现和解。沙伊矛盾在中东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性，两国和解引发连锁效应，多个地区冲突迎刃而解或获得解决契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大幅降温，安全局势显著缓和。沙伊和解、叙利亚回归阿拉伯大家庭、埃及与土耳其恢复关系将中东“和解潮”不断推向高潮，这分别意味着地缘政治争夺缓和、阿拉伯国家克服“阿拉伯之春”负面影响、     

“误闯”中东——布什在反恐斗争认识上的误区

再过几个月布什总统就要“交班”走人了。不论谁接班，都不得不接受布什留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战争遗产了。布什原以为他能很快结束这两场战争，并企图在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民主”样板，从而引导整个中东走向“西方化”，实现由美国领导的“大中东计划”，借此牢牢地控制中东地区。     

德国与美国冲突的必然性

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重要的标识和信号，表明德国已经重新步入国际政治强国行列、成为一个世界政治大国。然而，这一地位确立所付出的代价是德美关系陷入了自二战以后最为深重的危机，现有欧美关系以及欧洲国家内部之间相互关系的格局也受到一定冲击。德美争执聚焦在美国对伊动武问题上，涉及的却是世界新秩序塑造的根本原则问题。在这方面，德国奉行的是一种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同美国布什政府目前实施的现实主义的“权力国家”外交政策是针锋相对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国家”外交政策在二战以后成立的…     

关于外交政策的断想

外交政策,是全部外交活动的核心。一国外交的成败,多系于外交政策的正确与否。外交政策正确,可收安邦定国之奇效;外交政策谬误,则必罹祸国殃民之巨灾。外交家在制订外交政策时,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形势比人强政策来自形势。外交政策来自国际形势,这虽是老话,但却是唯物主义的。国际形势是第一性,外交政策的明智有效主要在于它正确地反     

再上“黑名单”,伊朗有些微妙

伊朗被美国纳入“邪恶轴心”后,德黑兰公布一项民意调查,其中35%的人认为是犹太人对白宫施压所致,36%的人认为是布什欲转移国内矛盾,17%的人认为是美国出于对9.11后中东新形势的评估,甚至还有12%的人认为在于伊朗外交政策的失误。     

阿拉伯人的“忧郁症”

“改革战争”最近英国《经济学家》有篇文章称，布什的“倒萨”战争实质是一场“改革战争”，在美国的宏大战略中，伊拉克仅仅是一个开端，美国的最终目标是改造整个中东，建立一个“新中东秩序”。事实上，早在去年就有许多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9.11后，美国不仅对其安全和外交战略进行了重新审视，将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上升为最重要威胁，并且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了检讨。布什政府第一次将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改革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直接挂钩。2月26日，布什就未来中东政策发表演讲，对“倒萨”目的做了迄今为止最明确…     

酝酿中的中东新格局，积极的中国作为

<正>2023年3月10日，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中国、沙特、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4月6日，沙特、伊朗外长相聚北京，宣布即日起恢复在2016年断绝的外交关系。沙伊这一对“中东夙敌”宣布复交，在全球激起广泛积极反响。它不仅意味着中东地区以沙特与伊朗为首的两大对抗阵营走向和解，也反映出“后美国时代”中东地区秩序正加速深入演进，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中东国家和解进展令国际社会目不暇接，新的中东地区格局正在酝酿。     

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百万人委员会”活动为个案分析

美国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参与和影响很大，这一点在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中尤其明显。在冷战年代的中美关系中，美国国内的院外援华集团几乎都持亲台反共的主张，“百万人委员会”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现截取肯尼迪时期“百万人委员会”所从事的一些活动，作为个案来分析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美国国内因素是如何影响政府外交政策的。     

打破孤立，叙利亚外部环境显著改善

<正>2 0 2 3年5月7日，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召开外长会，同意恢复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叙利亚自2011年内战爆发后时隔12年重返阿拉伯“朋友圈”，意味着近些年中东地区出现的“和解潮”实现新突破。阿拉伯大家庭重新接纳叙利亚，显示出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致力于加强合作、消除地区冲突的共识，这为解决叙利亚危机带来机遇，     

此轮冲突难阻中东“和解潮”

<正>本轮巴以冲突以异乎寻常的方式突然爆发，举世皆惊。这不仅因其事发突然，难觅先兆，还因此前中东地区仍整体沉浸在“大和解”带来的祥和氛围中，直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血雨腥风让整个地区再次笼罩在动荡的阴影中。国际社会对这场冲突的忧虑并不局限于巴以，还在于冲突是否将外溢失控，危及中东安全，并使方兴未艾的地区“和解潮”按下停止键。     

“人权外交”剖析

随着人权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人权外交”也成了一个颇为时髦的字眼。什么是“人权外交”?它有广义、狭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人权问题”作为其对外关系基石的一项外交政策;二是特指美国自卡特总统任职以来所推行的将“人权原则”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的外交政策。本文主要是讲后者。形成过程“人权外交”这一名词,是美国前副国务卿戴维·D·纽瑟姆在1966年出版的《人权外交》一书中提出来的,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则是卡特政府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