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学到天体——哥白尼“日心说”在16世纪德意志的出版与接受

哥白尼“日心说”的传播，与近代早期德意志的天文学研究兴趣密切相关，德意志也成为第一个出版《天球运行论》的国家。德意志的天文学研究从15世纪晚期开始蓬勃发展，在“日心说”的推动下迎来重要转折：从翻译介绍转变为理论创新。《天球运行论》的出版过程分为观点介绍、部分出版和全文面世三个阶段。在《天球运行论》节选本和全本的出版地维滕贝格和纽伦堡，学者们在积极参与出版的过程中，也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天文学学术讨论。梳理《天球运行论》早期版本，辅以分析十五六世纪天文学作品在德意志的出版数据，既可加深对近代早期天文学知识谱系的了解，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德意志科学发展的历程。     

16世纪哥白尼学说的传播——再论科斯特勒与金格里奇之争

著名小说家科斯特勒与哈佛大学天文学与天文学史双料教授金格里奇曾就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一书“有人读”还是“无人读”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对二人的论据展开讨论，发现二人结论实际上是针对不同读者群体而得出的。以此为切入点，对16世纪《天球运行论》的流传情况进行讨论，并从不同层次对日心说的传播进行初步探讨；指出《天球运行论》一书由于自身的创新性和复杂性，不能与同时代的其他天文著作的销量相提并论，而且《天球运行论》一书的传播并不直接等同于哥白尼日心说的传播；16世纪的日心说得到了不同层次的人群不同方式的传播。     

管理需要艺术更需要科学

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是人们讨论和争论的话题，到底是科学多一点还是艺术多一点，也是一直悬而未果的。时下，在神州大地上的企业培训课中更多的是：“沟通十法”、“合作十一种”、“如何讨好上司”、“怎样控制下属”、“恭维的艺术”、“企业生存厚黑”、“管理兵法”……书店里摆在堆头上或者是显要位置的几乎都是这一类书籍占多；机场里候机厅中的电视也是二十四小时播放着这一类节目。     

生物学的方法

生物学是研究有生命的东西的一門特殊科学。当然,它与研究非生物的物理学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是自然界的反映,它来源于对象的历史过程的不同。用两种特殊科学所具有的知識来彼此互相帮助,不用说是很好的事情,就是在技术方面也可以直接利用另一种特殊科学所用的方法。然而,生物在实质上不同于非生物,所以生物学首先应該好好认清生物学的方法。在自然界中,只有生物学规律和物理学规律,而没有“中间规律”。生物所以部分地遵从物理学规律,那是因为生物是以非生物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緣故。也就是,支配生物的规律,确切地說,就是以物理学规律为基础的生物学规律,而不是它们的“中间”的规律。如果把生物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放在生物学和物理学的中间,想在这里开辟一门新的特殊科学,那么这     

科普宁：苏联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拓荒者

2022年是苏联著名科学哲学家科普宁诞辰100周年。科普宁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他关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研究成为苏联哲学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之一。科普宁是坚定的认识论主义者，反对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他促进了苏联科学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指出科学研究就是科学认识的过程，即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知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他坚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观念”的范畴，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相得益彰。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之下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而不是随波逐流，是科普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哲学遗产。     

尼采的科学哲学述评

尼采的科学哲学既不属于“旧的”实证主义的、逻辑语言学的、分析的形式,也不属于“新的”历史的、解释学的形式。他认为科学的问题不能通过科学本身得到解决,必须从哲学上来澄清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尼采主张从艺术的视角来透视科学,又从生命的视角来透视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的科学哲学是艺术和生命的哲学。     

揭秘测谎仪运作原理

特工测谎的辛酸泪测谎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不同部门的测谎专家对这门“艺术”都有自己的领悟。中情局对国家安全局的测谎结果不屑一顾,同样,国家安全局也不拿中情局的测谎结果当回事。而在这种“多元化”的测谎中     

不必辨清“生态环境”是否科学

“生态’指主体与主体外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相互关系。“环境”指主体外的客观环境(过去指物理化学环境，现也包括生物因子)。因此，两者概念完全不同，说：“生态环境”是概念重复或大致重叠，是不对的。说由此“生态环境”一词不科学，不能用，也是不对的。我从来理解“生态环境”一词，就是“生态和环境”，或“生态或环境”。     

科学与宗教:从史实到理论

20世纪美国的"猴子审判案"和"平等对待"法案引起了创世论和进化论的世纪之争,但这不过是历史上科学与宗教三次历史性碰撞的缩影.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运动定律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先后对宗教提出了挑战,促使宗教通过重构和发展新的学说做出回应.根据伊安·巴伯的看法,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分为冲突、无关、对话和整合四种类...     

问题与算法——从发现的逻辑看人工智能的局限

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是科学发现和知识发展的关键,而目前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的认知的关系的研究较少去探究两者在“提问”和问题应对方面的差异,因此有必要探讨“问题”与“算法”的联系。从科学问题的形成、应对直到形成理论的过程等来看,AI难以提出创造性的科学问题,而科学问题也难以单纯用算法解决。主要依据是：一些重要科学发现过程中存在假设“先于”观察的现象,以及问题形成和认知跃迁往往是非归纳、非算法的过程等等。因此,在科学发现的能力方面,基于算法的AI可能具有较大的局限。     

沉寂难湮功绩 闪亮的科学之星罗伯特·胡克

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罗伯特·胡克(1635～1703),不仅与卡笛儿、波义耳、惠更斯、雷恩、牛顿等生活在同一时代,或几乎是同一时代,即欧洲16和17世纪的“新科学”时代,其科学成就也可以与他们相媲美。他是一个全才式的人物,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以惊人的动手技巧和创造能力对当时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气象学、钟表和机械、生理学等学科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在艺术和建筑方面也颇有建树,因此被誉为“英国的达芬奇”和“最后一个文艺复兴人”。他曾用自制的显微镜观察木栓,发现了细胞,并首创“细胞(cell)一词,沿用至今;他曾根…     

关于托勒密地心说的评价问题

托勒密地心说的评价问题,似乎早已定论。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地心说是一个荒谬而又繁杂的唯心主义体系,是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支柱。在一些有关书刊中,它只是作为哥白尼日心说的反面陪衬而被提到。这样看待托勒密的学说是不恰当的。地心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宇宙学说。它不仅在很长时期里对人们的生产实践有着直接的实用价值,而且对于唯物论宇宙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建立和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它被恩格斯同欧几里德几何学一起列     

日本关于科学中的分化和综合问题的专题讲演(提要)

汤浅光朝:分化和综合的历史展望根据辩证法的发展逻辑,不以综合为前提的分化是没有的;有分化,综合才成为可能。分化和综合,是科学发展这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不论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同时大体上看到这两个方面存在于科学发展的自我运动之中。但是,从表面上的现象看来,有“分化”盛行的时代和“综合”盛行的时代,二者好似交互地出现着。如果采纳巴特菲尔德和斯诺等人所提倡的“科学革命”的概念,那么,可以说,所谓科学革命的时期,就是科学体系被全面改组的时期,也就是新的“综合”的框架完全显现出来的时候。早先出现的旧的知识体系的组织,不断地分化而又再分化,在其思维的框架中充满大量无法完全处理的矛盾,这一组织就会失去它的作用,退出历史的主要舞台。 17世纪就是这样的交替时期。在这个交替时期,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事情就是新的“综合”。近代科学成立时期的伽里略——牛顿的时代,即17世纪,可以说就是“综合”的时代。     

进化论美学研究如何可能?——主论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所谓进化论美学就是用进化适应性原理,即自然选择理论和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美和艺术的发生、发展和影响。整体来看,美与进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体美的标准与进化动因,二是自然美的特质与进化环境,三是审美偏好的进化根基与文化介入。而艺术与进化的关系也要分为两大部分来考察,一部分是动物的"艺术"与被动进化,另一部分是人类的艺术与主动进化。通过运用科学美学的研究方法,进化论美学研究不仅突出了人类审美偏好的进化根基,而且还总结出人类审美活动的共同特征。     

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意义和背景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认识上的升华。也是广大干部从事国家各项事业建设与管理的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它的发表与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领导意识与执政理念在今后社会实践中必将得到不断的深化与发展,这一重要理念的实践也必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未来。就此意义,我们应该广泛关注和研究讨论这一思想,使之切实得到贯彻。正像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的：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失掉这次发展的机会。落后,使我们一而再地失去大发展机会人所共知,“科学”从“生产技术”中分离并萌发是在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此后,古希腊与中国志士仁人就有了科学活动。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中国的科学知识水平一直是西方望尘莫及的。唐宋时代,中国科学知识曾达到顶峰。第一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明朝,中国在变本加厉地重农抑商政策和封建统治之下使中国科学思想停滞不前。恰在此时,即从十四到十七世纪西方执行重商政策,民主与科学思想涌动,此时出现哥白尼(1473～1543年)、牛顿(1642～1727年)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实验时代”,也引发了后来瓦特(1736～1819年)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也就是这三四百年,我们完全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也失去了进行一次科学、文化、经济大发展的机会,走上由先进到持久落后的漫长道路。第二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在西方取得明显的科学与经济优势的时代,中国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坐不住了。在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之间的35年,被历史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时期,从清朝统治者到学界商界的科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掀起兴办工厂、修铁路、办学堂、办报纸以引进外国科学思想、先进技术装备和军械武器的洋务运动的热潮。代表人物是湘军和淮军领袖,历史名人曾国藩与李鸿章。他们提出向“番邦”、“西夷”的洋人学习。引进一些工业设备和科学知识,也使中国社会发展发生不小的变化。涌现出一批科学家。但由于顽固派的实力强大,他们坚守保全封建体制不可动摇意念不变的思想,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使长达三十余年的封建王朝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了。与此同时,我们邻国日本,几乎与我国同时受到英、法、美、荷列强的入侵(1863年美国军舰炮轰日本下关,英军在鹿儿岛登陆),1864年,日本与列强签下不平等条约。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与中国清王朝处于同样被动挨打的经受侵略的境地。但日本没有“天朝大国”的包袱,也没有顽固不化的重农抑商思想,1862年,大规模派遣日人赴英荷学习,兴起“兰学”(学西方)运动。当时中国派遣到英国的人数11人,而日本人已经有500多人,赴荷兰学习的人数更是远远超过中国人。以科学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这些日人归国后,成为1868年明治维新的主力,明治维新的成功达到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目的。而我国比日本普及科学观落后了30年。30年前日人还学中国,30年后却使我们“泱泱大国”与“小日本”地位倒置,使我们屡遭日本帝国的迫害和侵略,中国学者留学日本者众。我国以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和严复(1853～1921年)代表的革新派领袖与科学启蒙大师不甘心落后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康、梁发动了“戊戌变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但这个提倡科学、鼓励发明、成立译馆、筹办学堂的“新政”又在清政府镇压中彻底失败了。第二次中国发展的机会又匆匆而去,而德国、日本获此良机崛起,它也埋下了新老殖民主义列强的世界大战的隐患。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德国引进和发展了英国的科学与工业,以霍夫曼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看到了化学的重要,开发了化学工业,形成了重要出口工业。1880年德国工业发展超过英国,1895年压倒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德国用40年(1860～1900年)完成英国100年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我国一而再地失去经济大发展的机会。第三次失去大发展的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打倒了清王朝,是中国摆脱封建束缚,经济崛起的又一良机。1915年,中国近代史上兴起思想启蒙运动,它以陈独秀(1880～1942年)、李大钊(1888～1927年)、鲁迅(1881～1936年)和胡适(1891～1962年)为代表的思想家兴起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改革与科学进步大旗,宣传科学观,提倡科学精神。当时《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和《科学》杂志成为宣传革新与科学观念的最有影响的号角。1914～1918年,正是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在华欧洲贸易与商品大幅衰减,此时给中国提供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绝好机会。当时,仅1912～1919年,新建工矿企业多达470多个,其速度超过洋务运动以来的任何时期。日美两国也乘机在中国开办工厂。此时,社会思想活跃。于是在1919年中国爆发了欢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斗争。1924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时,政治形势好转,但随后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和日本侵华战争,又失去了第三次大发展的绝好机会。近代史上科学发展观成为“生死结”回顾历史,直到唐宋盛世,我国经济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成为西方、日本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向往追求的富国。明朝末年,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工业革命到来的先兆”,而西方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认定,中国三大发明“成为欧洲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新精神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欧洲通过文艺复兴运动,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精神,到16世纪就兴起以哥白尼、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实验运动。17世纪,我国康熙年间,以牛顿为代表的英国科学革命兴起,1760～1875年欧洲进入以瓦特为代表的产业革命时代,随后是美国(1865～1890年,清代同治与光绪年间)和日本(1868～1900年,清代光绪末年)相继完成产业革命。我们一而再地失去发展机会都在于政府高层决策者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历史事实表明,经济起飞与发展的机遇是人们思想解放与科学意识的统一的结果,西方靠文艺复兴运动,日本靠明治维新,中国靠改革开放,无不如此。思想解放带动认识世界的科学实验活动,随之,人们行动起来以科学精神去改造世界,这就是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整体面貌,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这种人类社会变革过程无不靠认识科学、掌握科学,以科学精神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发展观。值得我们反思的是1840～1864年期间,中日两国同受英、美、法、荷炮舰威胁,而且也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皇权统治并且都是签订了与欧美列强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跻身列强,中国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混乱漩涡。这个分野要害何处？在推翻封建王朝是一样的,日本推翻了德川幕府,中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以“求知世界,意志统一”;一个是“天朝大国”,目空一切,“耻言西学”,自我封闭锁国,内斗不止。但根本分野在于内忧外患之时缺乏科学的理性思维,不能解放思想,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因为如此,科学的概念滞后,“科学”名词出现也就晚了。本来日本引进的是中国近似于科学的概念,日本引用《中庸》“格物致知”的概念,提出：“致知学”,即“实践出真知”之学。但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科学启蒙大师、教育家福泽瑜吉在翻译“science”时译成“科学”,开始在日本广泛应用。1893年,在30年之后,康有为引进了日本用的“科学”二字。随后,中国科学启蒙大师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才把“科学”二字在中国加以推广和应用。现在正如温家宝总理一再指出的：我们不能再失去这次非常难得的经济崛起的战略机遇。为了和平崛起,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意义重大。它关系到现在和未来的祖国繁荣与富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一、提出科学发展观表明,我们全党全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机遇,明确和平崛起发展思路,不能再受干扰,也不能自己乱了阵脚。二、这也集中表现了全党全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进一步深刻认识的集中表现,它将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方针深入人心。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确实把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吃透。“三步走”的战略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完全体现。坚决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永不动摇。三、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的指导思想。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党中央号召我们把全民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上来。发展观在于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科学发展观,显然是“科学观”与“发展观”两个概念的结合,这就有必要弄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观”？1993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前后,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提出编一本科学技术教材,让全国县级以上干部学习,这本书就是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并作序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我在写第一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就首先遇到“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科学这个概念看似人人皆知,但严格界定其内涵并能服众,却十分困难。我拜访了科学家,也收集到很多种定义和说法,但都是从一个侧面揭示或描述其本质特征。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家丁·D·贝尔纳说的：“科学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有不同意义。”经过反复研究比较,确认19世纪首创进化论的生物科学大师达尔文(1809～1882年)提出的科学定义对实践最有指导意义。他在1859年遍游三大洋四大洲之后写出永世巨著《物种起源》,之后29年,他悟到什么是科学的内涵和本质。他在1888年发表的《达尔文的生活信件》中提到：“科学就是收集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和结论”。这个定义,揭示了科学的过程,也揭示了科学的本质要素是“发现实事和规律”这个基因要素。他作为一位伟大科学家,他的一生业绩也证实了他对科学概念的界定与理解。科学概念第一要素是“事实”,这个“事实”可以是自然界的事实,也可以是社会的事实。科学家就是发现前人别人都没发现的事实。如法国居里夫人(1867～1934年)发现放射性元素镭,英国戴维(1778～1829年)发现钾和钠,又如苏联科学家N·D·康德拉季耶夫(1892～1941)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长波理论”,所有这些探索未知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共同特点就是“事实”。这就引申出科学的第一基因是“事实”,是“实践出真知”,是“实事求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人的言行与思考要“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是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最近,在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党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一再强调和引用,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就把“科学”二字的本质点到家了。小平同志是被世界公认的一位诚实的领袖,实事求是的领袖。科学的本质的第二要素、基因,那就是规律。所谓规律,就是事实与事实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发现事实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发现规律。“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就是风与月、础与雨的关系。掌握这个变化关系,就可预知天气变化,为我所用。这就成为学问、知识。规律是客观的,很久以前就存在的,所以说,可发现但不能创造,但学问和知识是反映客观事实的主观范畴的东西,因此它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作为学科、专业就是事实与规律构成的知识体系。科学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本质、内涵,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就是按规律办事。没有别的了。人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勇于进取、寻求变革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方法也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历史证明,全民具备科学精神之日,就是经济与社会大发展之时,现在群众的科学素养与领导干部科学意识汇合而成的高位势能是明日国家高速大发展进入强国之林的取之不竭的源泉。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内涵“科学”的本质含义清楚了,科学的发展观的深重意义也就清楚了。其本质就是实事求是的发展观。清末,我国创造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学前身,其校训即为“实事求是”。毛主席在延安给党校题词也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之后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我看书不多,我知道‘实事求是’四个字”。可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伟人与科学家心中的重要地位。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内涵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同志多次讲话中都有深刻论述。为了在本世纪前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他强调两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即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成为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二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树立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观念。因此,下面三个概念就非常关键了。一是“全面”。即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五个方面实现“五个统筹”,从而达到持续发展,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此要正确对待GDP增长问题,不能一味追求,而忽视人与环境的问题。另外,也不能降低GDP增长速度。专家认为,要保持7%以上的速度。二是“协调”。即在处理好改革进程中的宏观与微观、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总之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才能保持改革与发展二者的稳定关系。三是“人本”。即把“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本就是民本,就是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首位。因此,提出人本工作就是在发展经济前提下,做到如下四条：第一项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第二项是尊重保障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第三项是提高全民素质;第四项是创造既能使人们平等发展又能发挥人们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说到底,科学发展观是国家、地方、企业发展的本质,是对全局的总体认识和基本观点,是它决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影响。同时,它也是个思想方法论。首先分清主次,先要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历史的主体;二是坚持系统思考与重点发展的统一,即坚持事物普遍联系与主要矛盾的统一的唯物辩证思想方法,即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追求形式忽视本质,追求手段忽视目标,追求片面忽视全局,就成为我们走向小康在思维方式上的最大敌人。 *杨沛霆先生是《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总编,长期从事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的宣传工作,给中央领导和地方各省市级领导讲课达18年之久,上文是他应编辑部所邀撰写的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编者     

《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出版

明末清初时期的中西文化会通是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学界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文学者关注有加,却忽视了对清朝开国后第一位最重要的科学家、被《清史稿》誉为"一代畴人之功首"的薛凤祚的研究。薛凤祚在其《历学会通》中最先采用修正了的哥白尼日心说,最先引进了对数,并超越     

建议用“萨斯”取代“非典”

最近在我国出现的一种传染性很强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也就是“萨斯”病 ,而我国部分政府官员和媒体到现在一直把这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称为“非典型肺炎” ,并且简称“非典”。笔者认为 ,用“萨斯”比用“非典”要科学、准确 ,也能和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致 ,从而和世界接轨。因此 ,建议我国政府官员和媒体带头使用“萨斯” ,逐步取代“非典”。SARS是世卫组织的正式命名　SARS ,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最近出现在亚洲并且传到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正式命名。“萨斯”是英文缩写SARS的译音。作为缩写的SARS取自severeacute…     

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词符其义”

1986年1月20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扩大)会议纪要中指出“关于名词审定的公布形式,委员会重申,以中文带头,并附以相应的英文(或拉丁文)……”。气象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1986年3月24日北片(北京)会议,4月5日南片(南京)会议〕纪要中也指出“中文打头,配以相应的英文或拉丁文”。这与过去出版的英中科学词汇(例如英中气象学词汇)有所不同,后者是以英文打头,配以中文的。这种不同是目的不同所致,根据这些不同,我们可以对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加以探讨。英中自然科学词汇,编写目的在于从英文来查阅相应的中文名词,以便在英译中时确定合适的中文译法。所以一个英文词可以列出几个相应的中文词。具体译法要根据英文词的内容、词义及该英文的上下文来决定。因此,必然需要英文打头,配以中文。例如“Polarization”的相应中文为“极化”与“偏振”。但在谈到电磁波时,不能译为“极化”,只能译为“偏振”。而在谈到物质因磁感应而分正负两极时,只能称为“极化”,不能译为“偏振”。我国科学名词,大多来自外国词的翻译,所以有人一见到中文科学名词,就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外文原词,虽然有些名词来自外文的意译,但也有不少中文科学名词来自外文的字面或词面翻译。这是因为按字面或词面来翻译,最为省事,而且有些文字翻译者,不一定是所译这门学科的专家,有时所译的是一些新引入的科学名词,一下子难以从原文中体会到其确切的含义,不得不按外文的字面或词面翻译。虽然如此,大多数用这种办法翻译出来的中文名词还是确当的。但是也还有一些外文名词由于用这个办法翻译,译成的中文名词不能符合原文的真正涵义,很不确切。但由于长期而广泛使用,就难以改正过来。例如云雾物理学中,常用“Concentration”一词,一般译为“浓度”,其实还应当看具体情况。当讨论溶液性云雨滴成分时,译为“浓度”是可以的。但如谈到单位体积空气中所含凝结核、气溶胶质粒或雨滴个数时,虽然英文也叫“Concentration”,中文应当译为“数密度”,而不应译为“浓度”,以免和溶液水滴成分浓度的概念相混淆。另外,“科学名词”和“习惯术语”是有区别的。“科学名词”是根据词义来厘定的,它应当是“名词符合实际含义”。而“习惯术语”有的固然就是“科学名词”,但有的却是某一些科技工作者为了使用方便,习惯对某一概念所作的通用称谓,它可能是科学名词的简称,这种简称有的简得合理,有的却简得很不科学。也可能仅是对原始概念中某一、二个特征的形象化夸张之词或类比之词。所造成的术语只能片面地表达原概念,它们不属于“科学名词”,只能称为“习惯叫法”,如果对这些习惯叫法采用“望词探义”的办法探索其原义,只能造成认识的混乱。我们应当对它们进行修改,使之成为科学名词。外文书籍杂志中常有应用不确当的术语的。例如“Aerosol”,原义是“气溶胶”,表示既包含气体,也包含其中悬浮质粒的一种整体物。但为了方便计,英文中又将“Aerosol”表示这个整体物中的悬浮质粒,即将气溶胶中的悬浮质粒也称为“Aerosol”。这种为方便而采取的一词两义,是不恰当的。把一个东西的“整体”和“部分”都用同一名词表示是不科学也不合理的。因为它必然会使人误解。可以认为：作为“气溶胶”意义的“Aerosol”属于“科学名词”,而作为“气溶胶微粒”意义的“Aerosol”属于不确切的术语。将“Aerosol particle”简称为“Aerosol”是应当反对的,正如把“气溶胶微粒”简称为“气溶胶”是荒谬的。可是英美科学文献上竟不合逻辑地广泛采用这种错误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词汇中列为：Aerosol 气溶胶,气溶胶粒子这是不妥的。应当改为如下的列法Aerosol 气溶胶Aerosol,(particles),气溶胶粒子较好。后一种列法,等于是否认“Aerosol”可译为气溶胶粒子,而是肯定“气溶胶粒子”的英文原文应是“Aerosol particles”。另有一种名词不能表达词的本义,这种情况是科技发展所造成的。一般说来,最初确定一个科学名词时,总是“名符其义”的。因而是确切的。但以后由于科技的发展,实际意义突破了名词的表面意义。起初仅是略有突破,故名词还基本上尚能表达意义。其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实际意义突破名词的表面意义较多,名词已不能很确切地表达实际意义。最后突破点过多,原名词不仅不能确切表达内涵的实际意义,而且如按原名词的表面意义来追索实际意义,会大大误解含义。可见“词”与“义”两者,“义”是主动方面,“名”只是为表达“义”而确定的。由于意义在不断随时代而发展,名词也就有“生、老、病、死”或“一分为二”。当涵义因发展而不能由原名词来表达时,原名词就成为废词,或者原名词重行规定其使用范围。其不能为原名词所表达的部分含义,另订新词。例如“Green house effect”译为“温室效应”,其义为将来自太阳的短波辐射尽量允许通过而到达地面,而阻滞地面及低层大气的长波辐射逸向太空的大气保温效应。当时人们认为这种效应与农业上的温室玻璃保护室内植物、保持室内温度不致下降的作用是一样的。因而认为用“温室效应”来类比大气保温效应是十分恰当的。这样就把大气的这种保温效应,称之为“温室效应”。但在1909年,胡特(R.W.Wood)做了一个实验。他建了两个相似的小室,一个盖了玻璃,另一个盖了岩盐晶片(roek salt)。岩盐对长波及短波辐射都是透明的,因此盖岩盐晶片的小室应不存在温室效应,温室效应仅存在于盖玻璃的小室,预期盖岩盐晶片的小室内,温度应低于盖玻璃的小室。但测量结果,这两个小室内达到了几乎相等的高温。这说明温室效应并不是主要由于玻璃能令短波通过而将长波吸收之故,而主要是由于玻璃或岩盐晶片阻止室内暖气上升,不使热量移出室外,又阻止室外较冷空气进入降低室内温度所致。根据研究,玻璃阻止室内冷暖空气交流造成的保温效应比它允许短波辐射进入而阻止长波辐射逸出的保温效应大到四到五倍。但大气的保温效应却的确是由于大气能使短波辐射透入而阻止大量长波辐射逸出大气所致。这样一来,用温室效应来类比大气保温效应,变成为不伦不类。如果再将大气的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就成为“名”不符“义”。在这种情况下,R.G. Fleagle和J.A.Businger在《An Introduction to Atmospheric physics》(1963)中建议将大气的允许短波通过并阻止长波逸出的保温效应改称为“Atmospheric effeet(大气效应)”。J.M.Wallace和P.V.Hobbs在《Atmospheric Science,An Introductory Survey》(1977)中也同意这个新名词。但这个新名词并不确切。因为“大气效应”这个名词太含糊了。例如我们在大气中观测星体,由于星光的散射,使我们看到的星,似乎较大,这也是大气的效应。此外,“蒙气差”也是大气效应使然。所以为区别大气的光的效应,我认为应称之为“Atmospheric heat preserving effect,而在英中气象学词汇中写为：Atmospheric(heat preserving)effect大气保温效应较好。括号表示英文原文中没有,但是应补上为好。另一方面,“温室效应”(Green howe effect)这一名词是否废用了呢？也不废用。由于薄膜温床、土壤增温剂的发展,它们的增温效应或保温效应的确与玻璃温室的效应可以类比。因此“温室效应”的内涵意义已与气象名词史中的历史上“温室效应”的意义不同了,它仅表示由于安装了透明或半透明膜状或片状物,使室内外空气及热量难以交换而导致的室内保温效应。这是旧名词有了新涵义,使旧名词得到了新生。但旧涵义却给予了新名词“大气保温效应”了。由于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到通行,有一个推广过程。具有旧涵义的“温室效应”一词,在气象、气候学界久已通用。而且在相邻学科中也在采用。很多人还不知道上述胡特的实验,因此目前仍有不少文献在把大气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我们有责任在英中气象学词汇中将其纠正,并在中文科学名词审定中,名实相符地确定“温室效应”和“大气保温效应”这两个名词,并明确其间的区别。综上所述,英中科学词汇是以英文词为主来考虑中文译名的。所以必需以英文打头,配以中文。中文译名必须按英文名词的实际含义来译,而不是字面或词面的翻译。又因为一个英文名词,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词义。因此一个英文科学名词应当可以配有几个不同的中文名词。但是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是审定中国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的标准当然应当是中文科学名词是否与其实际含义相符。而不是是否与英文字面或词面意义相符,这是因为用中文科学名词的是中国人。他在写中文科学论文时,并没有必要先考虑所用名词相当于英文什么词。他要使所写的论文能为人看懂,所需要的是他所用的科学名词能否表达名词所代表的实际意义。能表达,则其论文就能为人看懂,否则就不能被人看懂,从而先去写论文的目的。在科学教学中,也要求“名符其义”。使学生接受科学知识较为顺利。如果审定名词的人首先考虑的是中文名词是否与英文字面或词面的意义相符。那么由于英文字面或词面意义不一定都是和实际含义相符。结果所确定的中文科学名词,就往往做不到“名符其义”,这样的审定是失败的。在确定中文科学名词时,虽然不必考虑外文,但确定名词后,仍应考虑与中文科学名词相应的外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科学须要国际交流。但是这时是“中文打头,附以外文”。所以应是根据中文科学名词来翻译外文,即中译外的问题。并不是从中文科学名词来追索外文的原词问题。而且在“附以外文”或“中译外”时,也不应只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字面或词面意义来译,而是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实际涵义来译。当然如中文科学名词在审定时已能“词符其义”,则按中文科学名词的字面或词面意义来译,亦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审定中文科学名词后所列的表应是“中文打头、附以外文”的意义。当然,中文也有科学名词和科技习惯用语之区别。在我们进行中文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对于合乎名词内涵实际意义的习惯用语,也应当作为科学名词加以肯定,但对那些不能表达真正涵义的习惯用语性名词,却是应当摒弃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将它们译为外文。例如“飞机拉烟”这一习惯用语是指飞机凝结尾迹。但可能被人误解为飞机被高炮击中而边飞边冒烟燃烧的现象。既有“飞机凝结尾迹”较确当的名词,就没有必要再用“飞机拉烟”这种不确切的习惯用语。尽管“飞机拉烟”还在有些飞行员中使用,但在科学名词审定中,应否定这个名词以防止不确切习语的扩散。方法就是不将这个词列入科学名词之列。这是有利于科学名词的纯洁化与规范化的。什么叫“名符其义”呢？一个名词只能用少数几个字。但却要表达其实际内涵意义。这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对于较为复杂的意义,要想简单明了地表达在名词中,有不少困难。只有含义较为单纯的,确定名词才较为容易。如“雨量器”、“云系”等。较为复杂的,则名词中点出其最主要特征即可。如“寒潮”(“寒”是指其冷暖特性、“潮”是指其来势特点)。再复杂些的如“雷达”〔它是英译中造出的名词,原文是“Radar”,而“Radar”是英文“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无线电探测与测距)”的缩写〕它能很好表达其内容意义。表达风向与等压线关系的定律有许多种表述方法。并曾为许多人发现过这种关系。为强调白贝罗(Buys Ballot)的功绩及其表达方法,所确定的“白贝罗定律”这一名词也是确切的。在确定中文科学名词时,应对名词的含义重行加以明确,以达到“名符其义”。例如“湍流”一词,从字义来看,按《说文》,湍：“疾濑也”。查《辞海》,濑：“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可见“湍流”原义是水流过沙石而产生紊乱的流动,属于“动力乱流”。另一方面,外文乱流叫“Turbulence”,“湍”音“Tuan”,其始音相近,因此将“湍流”作为“动力乱流”的名词,有其优点。但不应推广其意义为包括一切乱流。因为将“湍流”包括“热力乱流”显然没有根据。“湍”字明确地仅有动力乱流之义而无热力乱流之义。也有人将乱流称为“紊流”(“紊”表示丝线之乱),用它表示各种乱流当然可以。但正象用“湍流”表示“动力乱流”一样,这名词太古气盎然,不够直截了当。其实,既通俗、又直截了当、不会引起人们误解的名词“乱流”已为不少人采用了。而且在“乱流”前面加上“动力”或“热力”两字而变为“动力乱流”或“热力乱流”,就能表达两种产生原因不同的乱流,既方便、也含义明确、又妥贴,因此用“乱流”这一现成名词是很理想的。它符合“望词知义”、“词符其义”的原则。当然,用“湍流”两字似乎“典雅”一些。但“典雅”和“妥贴”两种属性如互不相容的话,从确定科学名词的原则来说,我宁可要“妥贴”,因为“妥贴”意味着“词符其义”,至于“湍”音“Tuan”与英文的“Turbulence”的始音相近的优点,早已因为“湍”字太“典雅”而常被人误念为“Chuan(喘)”所抵消掉了。因此从“词符其义”的原则来许定,我认为用“乱流”、“动力乱流”、“热力乱流”等一套名词较好。当然,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气象书籍将乱流称为“湍流”,但是也有一些书仍用“乱流”。当前是气象学名词审定之时,审定的目的就应当是判定名词的优劣,并以“词符其义”为标准的。将“乱流”定为规范化气象学名词,并无多大困难,只要在审定表中写为：乱流(曾称湍流) Turbulence 即可。可能有人会认为,如果中文的科学名词以中文打头,配以英文,而英文是根据中文词翻译的,并不是追索中文科学名词的英文原词,因而会发生下列一些现象,即：先由英中科学词汇中由英文名词查出相应的中文名词,然后再在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利用此中文名词查出相应的英文名词。这最后的英文科学名词与最初在英中科学词汇中的英文科学名词,可能出入很大,这不是矛盾了吗？我认为这不是矛盾,而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并没有必要追求这种相同。但是由于英中科学词汇中的中文名词,我们要求的是按原英文名词的实际意义译出的,即使是按英文名词的字面或词面译出。但极大多数是“词符其义”的。而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的中文名词,绝大多数与英中科学词汇中的中文名词是相同的。审定表中的英文名词,又是按“词符其义”的标准译出的。因此可以保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按上面办法所得的最后的英文科学名词与原始在英中科学词汇中的英文名词是相同的。仅有在少数情况下,这两种英文名词并不相同。相同是合理的,不相同也是合理的。因为这种不相同,或许正可说明中文科学名词审定表中的中文科学名词,由于通过“词符其义”的甄别,更科学、更确切,而且由此所译出的英文名词,也更明确、更具体、更易使读者明了其内涵的意义。结论是：科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应是“词符其义”,气象学名词审定的总原则,也应当是如此的。     

纪念卡尔纳普、赖欣巴赫、济塞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维也纳举行——维也纳-柏林-布拉格:科学哲学的发展

1991年是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汉斯·赖欣巴赫(Hans Reichenbach,1891—1953)和埃德加·济塞(Edgar Zilsel,1891—1944)的百年诞辰。维也纳科学与艺术研究所、“维也纳学派”研究所和维也纳市文化部、科学和研究部、艺术和教育部一道于1991年10月1日至4日联合举办了题为“维也纳-柏林-布拉格:科学哲学的发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隆重纪念三位学者的百年诞辰。     

尼采对科学的价值重估——对戴珲的《尼采对现代科学的评价》一文的回应

尼采时科学的评价围绕着他所发现的“科学难题”这个中心展开，他认为科学乃是苏格拉底的理性乐观主义的表现形式，科学的真理意志与柏拉图一基督教形而上学共享一个基础，即虚无的意志，否定生命的意志。但是，对科学的评价也是尼采的价值重估的一部分，他的“积极的虚无主义”要求科学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即从艺术和生命的视角对科学重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