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惩”意识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衍化

中国古代小说自汉代始,便具有了要服务于儒家政教伦理的要求。此后的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基本延续了这一小说观,并逐渐衍化为中国古代小说特有的一种劝诫意识。在唐传奇中,开始普遍出现以起首、结尾的“引子”“楔子”来暗示、解释小说叙事立场的“劝惩”结构。到了宋元明的话本、拟话本小说,尤其是明清世情小说中,小说家们更多将劝诫题旨内化到小说的深层肌理。“劝惩”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选择、结构形态和审美视野。     

南飞雁官场小说的伦理学解读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中,南飞雁的官场小说呈现出某种独特性。他将官场小说与世情小说相融合,创作出独具特色的官场世情小说。他的小说通过两性关系勾连起社会万象,从而展现物欲时代和现代科层制下的世态人情。他的小说还通过传统父亲的"在场",揭示当下社会秩序形态的保守性和稳固性,同时传达出惶恐不安的时代情绪。小说文本中暧昧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一方面显露了作者创作价值观的犹疑和矛盾,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下时代的某些分裂症候。     

试论陆机的“缘情”说

陆机的“缘情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儒家规范了的“诗言志”占主导地位。“诗缘情”出现后,它对儒家的“诗言志”是个巨大的挑战;言情文学日益兴起,促进了我国五言诗的发展。陆机早期受了儒、道两家思潮的影响,略有形式主义创作倾向。晚年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在《文赋》里着重阐述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其文学主张是“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强调文质的统一。这是他的审美意识的进步和提高。     

从欲望书写到人性审美——论李师江的小说创作

李师江是"70后"作家中对小说创作具有清醒意识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从身体写作的无耻叙事,到都市小说的狂欢化叙事,再到古典白话世情小说的老实叙事,变化很大。无论哪种风格,诚实化叙事都是他小说创作的生命,也是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不断的文学转型中,李师江的小说走向成熟。     

浅析杰克·伦敦小说的超人思想

杰克·伦敦的小说中充满着为生活而斗争的超人思想 ,塑造了一系列的超人形象 ,本文对他不同创作时期的主要作品中的“超人”进行初步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传统和现代意义。     

拷问理性——试论金庸后期作品的思想内涵

金庸后期作品的思想内涵与他前期和中期作品是很不相同的，他笔下的人物也从理念式的“前英雄”、人格神式的“英雄”，发展到了真正人意义上的“后英雄”。创作上发生的这种蜕变，与金庸此时的思想变化有关，这段时期，他对绝对理性以及传统儒家理性进行了反思与拷问，并试图通过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达到重光理性的目的。     

心灵轨迹的流露－读哈代“威塞克斯”小说

哈代“威塞克斯”小说创作,是他心灵历程的记录。本文依据其心灵发展的历程,旨在探讨哈代“威塞克斯”小说创作的三个时期,就是他心灵经历的三个阶段;达观－悲观－批判。     

人格退行: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

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分析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理,是一种新的视角。沈从文在乡土小说中所建构的理想的生存图式,心理根源是其人格发展在童年时期出现的“停滞现象”,在都市遭受精神挫折后,出现了“退行”。这种“人格退行”决定了沈从文湘西乡土小说的创作基调和整体风格。     

诠释学视野下的儒学研究——试论黄俊杰东亚儒学经典诠释思想

黄俊杰“东亚诠释学”建构目标,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儒学经典诠释传统为触点和重要理论来源,以日本、朝鲜等东亚其他国家的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为开拓点,以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以“经世”为目的,探讨如何在“全球化”或“超国家化”的趋势下,在保留本土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儒家精神作为东亚文明的共同资产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这对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析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戏谑性改编

戏谑性改编是米兰·昆德拉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通过戏谑性改编,在主题上一方面颠覆了传统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嘲讽了现代人的存在境况;在小说史意义上,一是拓展了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二是让小说史真正成为“史”。即各时代的作品具有了关联;在现实意义上,则是对“元叙事”的质疑,对现代社会处于“被缩减的漩涡”的反抗。     

人性的直白与个性的立体——略论我国长篇世情小说的人物塑造

《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长篇世情小说分别以其具有鲜明个性化特征的人物，特别是性格“异化”的典型人物从各自的典型环境中走出来，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示他们灵魂深处的奥秘，并用自己的心与不同立场、观点和不同时代、社会的读的心相碰撞，从而不断地溅出耀眼的火花。这同时又说明了小说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长盛不衰。显然和人物塑造方面所持的“深切人情”、“人各有当”、“个性立体”的创作主张紧密相关。     

论从儒家"民本"向现代"民主"的转换

儒家“民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它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统治者为政要以民为本，爱护民众。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儒家“民本”思想一方面蕴含着超越性的永恒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科学方针，实现儒家“民本”向现代“民主”的转换，对当前中国坚定“执政为民”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奇"的审美观念到以"奇"为美的理论

“奇”的观念，源于人类为了生存而与自然界的斗争，并因此而与神话结下不解之缘；神话以“奇”为美的艺术传统，逐渐形成小说美学传统。明代后期，提出了“奇”与“正”、“幻”与“真”的命题，从而赋予“奇”的观念以现实内容。世情小说把世俗世界引进艺术世界，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完成由“神”向“人的过渡。小说以“奇”为美，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思想、审美思维与审美情趣。     

新世纪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以贾平凹、莫言为中心

新世纪文学是一种借助于时间上的变革获取其正当地位的文学阶段,新世纪文学发展于文化焦虑的中国语境之中,为摆脱“东方学”陷阱,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文体开始有意向古典文学传统回溯,借鉴其写作手法,确立中国小说的独特意义。贾平凹和莫言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史传传统”中的以传写史、现实主义和民间视角的手法,“诗骚传统”中的抒情和言志的手法以及“叙事传统”中的笔记体、章回体和文本杂糅等文体构建手法,在借鉴中有所创新,在新世纪文学向外“还贷”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意义。     

《文心雕龙》文学德育思想研究

《文心雕龙》从“文以明道”的哲学高度和“文变染乎世情”的现实层面,论述了文学的德育功能;从文学“陶铸性情”、“顺美匡恶”和“社会教化”的作用等方面,论述了文学德育功能的具体发挥;从个体价值实现与服务社会政治、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论述了文学德育的目的,从而在继承传统儒家文教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德育思想。     

小说创作微言

在肯定新时期小说创作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直指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从创作源泉的迷离、创作理念的迷乱、小说功能的迷蒙、作家人格定位的迷糊四个方面，阐述了转型时期出现的小说创作“综合症”。     

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众文学刍议

“大众文学”又称“通俗文学”,是比“高雅文学”更具商品化意义的种类。日本大众文学开始于20世纪初,在30年代得到定位。战后,由于“中间小说”的发展,日本大众文学越发难以界定。进入90年代后,日本大众文学除了具有时代特征外,历史题材、海外题材、移民题材等也被纳入其创作范畴。推理小说、情感小说、风俗小说等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日本大众文学的多样性。国际化、求异化、商品化越发成为当今日本大众文学创作和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主流。     

中国古典小说以“奇”为美的理论

“奇”的观念，源于人类为了生存而与自然界的斗争，并因此而与神话结下不解之缘；神话以“奇”为美的艺术传统，逐渐形成小说美学传统。明代后期，提出了“奇”与“正”、“幻”与“真”的命题，从而赋予“奇”的观念以现实内容。世情小说把世俗世界引进艺术世界，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完成由“神”向“人”的过渡。小说以“奇”为美， 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思想、审美思维与审美情趣。     

为爱高歌--冰心文学精神探论

“创作总根于爱”。冰心在“五四”时期创作的“问题小说”，正体现了她虑国忧民的一颗爱心。在对社会人生的探索中，“爱的哲学”成为冰心文学创作的灵魂和渗透于冰心作品中的文学精神。“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在长达70余年的创作岁月中，这位令人崇敬的文化伟人和文学泰斗，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上，坚实和丰富她的文学精神。她一生的创作就是对爱的高歌，具有长远的意义和价值。     

《金瓶梅》文学估值与明清世情小说之流变

产生《金瓶梅》的时代只能是萌芽时的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时代 ,它不同于产生《三国》、《水浒》的时代。因为与其把后两者看作小说 ,还不如把它们视作长篇传奇故事更为合适。《金瓶梅》是以个人主义为内在动力的现实主义创作法、广泛的读者群、经济个人主义者社会出现后的产物。这一点 ;中外文学都遵循共同的发展规律。本文以美国当代小说理论家瓦特《小说的兴起》为鉴照对象 ,分析中外文学中真正意义的小说诞生的社会条件 ,确定《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坐标位置 ,并对《金瓶梅》后中国世情小说的流变及发展分期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