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文体研究”笔谈——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

按照西方近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规则，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文学有文学的文体（抒情体或叙事体），批评有批评的文体（大抵是论说体）。但是，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不去论说而去叙事（如汉代的史传体批评）或抒情（如六朝的骈体批评和唐代的诗体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等，从文体分类上考察都不属于论说体而是文学文体。如何看待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破体”现象？或者说，如何评价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这种文学性或诗性特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意义不限于“批评文体”本身，而是可以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找到一种新的入思方式或新的理论突破口。     

民粹主义的解放区样板实践--论赵树理的创作

俄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运动和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促生了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赵树理的创作深受其影响。民粹主义倾向使得赵树理过分地迁就农民的欣赏口味和习惯,使其在采用民间形式的同时,也附着了传统因袭内容的重负,体现在语言、情节、形式和创作策略等方面,如才子佳人模式、大团圆结局、清官意识、求多求满的民间审美趣味等。赵树理是实践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光辉范例,背弃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有时甚至走上了反知识分子的道路,使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发生了严重的倒置与错位。     

“说剑”情结与“速死”心态—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点思考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既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更和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职责定位以及自身如何处理与统治者和民众的关系有关。遗憾的是，对此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正确解决的途径，反而在一次次的政治斗争中沦为权力机器的工具。由此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使命和前途感到迷惘甚至绝望，龚自珍由渴望“说剑”而最终回到“吹箫”；章太炎因国师梦的破灭鬲产生“速死”心态，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最佳例证。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只有首先做好对自身的文化启蒙和精神解放工作，才能谋求成功扮演历史赋予的角色。     

碑铭文的写作传统

近代古代文学研究对碑铭文体的关注一直很缺乏,所以此文将对历代有关碑铭文体的论说进行梳理,以界定“碑铭”文体的范畴,进而为“碑铭”文体正名;回顾了碑铭文历代的实际创作情况,借用明代文体学家徐师曾将碑铭的实际创作分为正体、变体、变而不失其正体以及别体的理论,解说碑铭文创作的演变轨迹。     

论林贤治散文批评的精神向度

林贤治的散文批评以“思想性”“疼痛感”“批判性”等方面的“激情与偏至”在研究者中独树一帜。这一风格的形成,不仅缘于他发现了自由作为散文文体内在精神规约的重要意义,还缘于他对“以人生为坐标”的综合性批评原则的坚持,以及他对知识分子反抗精神和平民情怀的强调。他从“散文与人”的角度进行散文文体的研究,不仅拓宽了散文批评的精神向度,找到了一条思想与人格混融一体的批评路径,也将散文拉回到作为人内在灵魂的自然流露这一朴素的形态之下,以真诚的态度、综合的观察、承担的意识和道德的要求探讨了作家的使命和散文的意义。     

浅谈近代白话文运动与思想启蒙

开启白话文运动新声的人物是黄遵宪 ,但是白话文运动超出文体革新的拘囿 ,与戊戌变法的思想启蒙运动相契和。因此 ,近代白话文运动是“文体革新”“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三者的结合体 ,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完整体系     

论戊戌学会的现代社团特征

戊戌维新时期,正在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新绅士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社会近代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时代背景下,以西方现代社会学（“群学”）理论为思想基础在各地建立了众多学会。这些学会大多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体系,内部关系体现着西方现代民主和平等的原则;采用了集会演讲、创办报刊、刊印图书、举办学堂、兴办图书馆等活动形式,有的学会还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和设备开展活动;这些学会具有文化启蒙、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之现代功能。因此,戊戌年间的维新学会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新型社会团体。     

论刘勰诗本体论诗体的规范与进化观

既强调诗体的规范又强调诗体的进化的诗的进化论，是刘勰诗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勰在诗歌的形式本体上的思想是既保守又激进的，他很重视文体，语言，体验和想象，刘勰诗的形式本体论的主要学说是“诗有恒裁”说：强调诗歌有体，诗人应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甚至认为四言为正体；又不反对诗体进化，主张“随性适分”、“质文代变”。     

灵魂深处的拷问与自救——心理学视野中的“设论”体

心理学视野中的“设论”体，具有超越文体本身的文化内蕴，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问对体，而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苦闷与自救的精神载体。“客主问对”的结构形式，从心理本质而言是内心矛盾双方的对话；现实的“合理化”、谐谑，以及道、佛的渗入则是心灵自救的具体方式。     

体制为先与严分体制:钱钟书的"辨体"理论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其《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都有集中体现。他往往在引述历代经典文体文献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独到的文体批评见解和论断。在其文体观念之中，“辨体”这一古代文体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又是其用力所在，主要包括体制为先与亦遵格式、严分体制与得体失体、严于辨体与文体界限三个方面。通过对其著述中相关辨体文献的辑录整理和分类分析，系统地构建其辨体理论批评体系。     

论建国后头27年报刊话语的政治思想启蒙诉求

在建国后头27年，对政治民主的诉求和思想启蒙的诉求是报刊话语言说中两个基本的主题，但由于封建传统影响的顽固性和冷战等国际背景的制约，这种言说与这段历史一样，显得十分曲折、艰难。建国后头7年，这种言说坚持得好，但1957年反右以后，就逐步离开正确的轨道，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报刊则沦落成为践踏民主、践踏科学的“喉舌”和“工具”。     

楚辞诗体三源论

楚辞这一新诗体就其文体本源而言，出于古代巫史之辞；就其语言形式特色而论，则是屈原以文为诗的创造结果。此外，楚辞语言形式还吸收了《诗经》四言体中某些类型的特殊因素。至于所谓“南楚歌谣”的影响，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南楚歌谣”之说尚缺乏可信的证据。     

一曲启蒙知识分子的悲歌——对“魏连殳”形象的解读

本文试从社会生存、作者主体精神和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的三个层面对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形象进行解读。“魏连殳”的形象是鲁迅先生的自画像。他的悲剧不仅是一场大众对先知者不理解的悲剧 ,而且也是一场“五四”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自身命运永远的悲剧。     

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

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志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新青年》“随感录”研究

"随感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所首创的报刊专栏,"随感录"以其独特的言说方式在它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五四运动"的主将,成为他们抨击封建思想文化和不良时政的一种理想方式。他的开创者陈独秀不仅首创了"随感录"这种讲究时效性、新闻性的杂感类专栏,启发了当时的许多报刊纷纷仿效并开辟了"随感录"以及类似的专栏,为当时知识分子开拓了一种新的批评空间;同时"随感录"也成为了一个文体概念,陈独秀首创的这一文体成为了中国现代杂文的雏形,并为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启蒙落潮与文体选择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文坛经历了两次启蒙文学运动,两次启蒙运动落潮后,文学对文体的历史选择不同.本文从知识分子阶层构成、文学面临的历史选择、两代作家文艺理论储备三个方面探讨了其中值得关注的原因.     

论中国古代诗论、画论在文体上的相通与互渗

中国古代素有“诗画内源”和“诗画一律”之说，这种“同源”和“一律”的关系也表现在诗论与画论的文体上。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着相通与互渗之处。本文试从文体样式、批评话语以及内在品格三个方面，来讨论中国古代诗论与画论在文体上的相通与互渗之处。     

明清传奇杂剧组合体戏曲形态的变格

明清传奇杂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组合体戏曲形态，属于戏曲形态的变格。第一种是隐藏式组合体戏曲形态，构成组合体的各个独立的“组件”隐藏于一部传奇的体制之中。第二种是泛杂剧体戏曲形态，包括“泛杂剧体杂剧”和“泛杂剧体传奇”。第三种是寄生性组合体戏曲形态，指戏曲作品寄生于小说中而组合成的变体形态。这些戏曲形态打破了固有戏曲体制的限制，形成多样化的戏曲文体样式，实现了不同文体之间的沟通与融合。     

小议「ティん」的较力持续意义

一般认为日语的“体”的研究开始于松下大三郎。其后，金田-春彦把“体”的问题再次提出，他围绕「ティん」的用法与动词分类，论述了“体”及影响“体”意义的要素。使“体”的研究走向新阶段。随后，“体”的研究迅速发展，在寺村秀夫、工藤真由美等的推动下，现在“体”的研究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水平。「ティん」作为体的形式之一，它所表达的各项意义也越发清晰，本文主要就它的效力持续意义及其与其他意义的区别进行详细分析。     

诗志词情

通过对不同文体批评之间的多方位比较，将可能澄清许多笼统、含糊、夹缠不清的理论问题，更为清晰地揭示各体文学批评以及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精髓真貌，为中国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增长点，将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文章旨在从传统文论观的“志”与“情”中，去探寻诗词之辩，以期把握诗词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