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问陶三峡风物诗的性灵

张问陶是清朝中叶乾嘉时代冠绝蜀中的诗人,其诗独抒性灵,讲求自然、天真.诗人一生四度往返京蜀,经长江三峡两次,沿途写下了大量吟山咏水、观风赏物之作,最著名的是摹写三峡自然景观、风土人情、文物古迹的诗歌,真切自然而空灵,极富艺术特色;其诗歌理论代表了性灵派的文学主张,与他的诗歌创作桴鼓相应.     

张问陶的蜀道川江诗

清代性灵派诗人张问陶写有大量的蜀道川江纪游诗，表现了巴蜀风光的雄奇秀丽美，抒发了诗人真挚沉郁的忧患情。其诗沉郁空灵，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论王安石晚年诗风

王安石晚年罢官隐居后,诗歌创作较前期风格迥异。题材上以描写湖光山色的景物诗为主,也更多地注重对艺术的锤炼。这些诗风格趋于含蓄深沉,意境空灵,清雅脱俗;也有不少涉及佛理与禅义的内容,引禅入诗,以诗说禅,诗意恬淡自然,辨理精深,有禅诗风格。     

优美与壮丽的合奏--王维诗歌艺术特色成因探析

有“诗佛”之称的王维，其诗歌艺术特色以“优美”和“壮丽”著称。具有一种空灵悠远的境界。为何他的诗歌创作会有这样的特色呢？儒、道、佛观念对王维审美情趣的影响，结舍他所经历的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颠簸，形成了王维独特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念，构成了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     

“慕谢始精文”——也论韦应物的诗歌渊源与风格

韦应物不仅“慕陶”,也具有“慕谢”情结。韦应物对谢灵运诗歌艺术的汲取贯穿了其创作过程，韦、谢在家世背景、仕宦经历及佛道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成为了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学习大谢的重要基础；韦应物对陶渊明的师法有迹可循，但“效陶”并非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韦应物并非陶渊明人格的继承者；陶、谢诗歌本就具有一致性，均以崇尚自然为精神旨趣，这是后世对韦应物“效陶”“效谢”难以分辨的主要原因。韦应物在兼采陶、谢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较强的个体意识，形成了“至淡而至浓”“至浅却至难”的诗歌风貌，因而能区别于大历诸子而自成一家，在中唐文坛独树一帜。     

天籁自鸣天趣足——张问陶“趣”内涵初探

张问陶是清中叶继袁枚之后性灵派重要诗人。后人探讨其性灵诗论多从性情、天性、血性入手,而忽略“性灵说”另一要素“趣”。本文从创作主体之真趣、创作过程之灵趣、创作客体之逸趣三方面揭示张问陶“趣”的内涵。     

画虎画皮难画骨 --论古典诗歌中"意境"的可译性

“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理解和阐释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把钥匙。汉英两个民族由于语言不同、文化不同,自然在诗歌创作方面艺术意境的表现也不同。正因为如此,译者往往很难(甚至不能)将中诗的意境传递给译语读者,因而构成了中诗外译的一大缺憾。     

论黄庭坚的审美理想及其与诗法之关系

自然天成的浑融之美是黄庭坚孜孜以求的审美理想,它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中有深刻体现,而且贯穿于诸如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的鉴赏中,因而代表了黄庭坚艺术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而平时为人所重视的强调人工锻炼的“诗法”说则与此崇高的艺术理想构成了辩证的统一关系,即由人工归于自然的艺术真理。     

“空灵之神韵”与“神性之意味”——王维与华兹华斯自然诗呈现的审美境界之比较

王维享有“诗佛”之美誉,华兹华斯被称作“湖畔派”之魂,二者都是各自所在时代自然诗人的杰出代表。在面对人生的苦难时,王维与华兹华斯都返回到自然之中,都到宗教之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自然与宗教成为两位诗人解脱苦难的途径,这是相似之处。但王维与华兹华斯由于受到中西方不同宗教的影响,二者的自然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境界,即王维深受禅宗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空灵之神韵;华兹华斯则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其自然诗呈现出神性之意味。     

清代夔州诗论稿(上)

清代夔州诗群名家辈出,康熙帝玄烨及大诗人王士禛、宋琬、朱彝尊、纳兰性德、王夫之、毛奇龄、陈恭尹、李调元、张问陶、陶澍、龚自珍、刘光第等诗坛巨擘,皆以其杰出的创作为夔州诗增色添彩.诗人们凭吊八阵图、白帝城,杜甫草堂等古迹,即景感怀,表现出浓厚的伟人情结,这是清代夔州诗创作的主题之一.     

王维对张九龄山水诗的接受

一代名相张九龄,被王维视为知己,二人关系密切。张九龄的山水诗可说是盛唐山水诗繁荣的前奏,对盛唐山水诗的发展和繁荣具有直接推动力,深深影响了王维等盛唐一代诗人。王维对张九龄山水诗的艺术手法、思想内容和诗歌意境等方面都有所接受和继承。     

二胡表演中的氛围营造和意境美

二胡是中国的传统乐器之一。文章主要分析了二胡表演的情感营造和意境营造,以及二胡表演的艺术美包括空灵之美、传情之美以及神韵之美等,并选取二胡作品中的经典名曲《二泉映月》为个案,旨在具体呈现二胡这项表演艺术的魅力。     

略论比兴对诗歌艺术的影响

比兴是《诗经》重要的艺术手法，《楚辞》在《诗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比兴，这对于诗歌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引入了新的表现题材并加以扩大，其次发展到兴寄，进而发展到物我融一的艺术意境。可见，比兴不仅是《诗经》的艺术手法，还应该说是整个诗歌艺术中的重要的艺术手段，在诗歌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苏曼殊的比较文学研究及其特点

苏曼殊是清末中外学比较的先驱之一，他对中西诗歌的艺术风格、东西方学的异同以及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等作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他主要运用平行研究方法分析跨国家、跨民族、跨语言的学现象，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表现出开阔的化视野。     

论文廷式对苏辛的接受

清代著名词人文廷式对苏辛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上倡导革新意识,树立“不尚苟同”的词学理念,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苏辛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创作观,充分发挥词的抒情功能：其二,文廷式的个性胆识、精神内核和气度胸襟与苏辛相近,故有苏辛式的豪放选择,精神上直承苏辛,创作技法上踵武苏辛,但文廷式的生活遭遇、个性气质与苏辛有所不同,因而对苏辛的接受具有承与变的双重特征,在词作中显现出有别于苏辛的独到词境和风格。     

边连宝与《杜律启蒙》

边连宝是清代中叶著名诗人、学者。他出身于文学世家,自幼受父亲影响深爱杜诗,一生命运坎坷。其思想以儒家为主,性情耿介,淡泊名利。边氏著述丰厚,蔚然大家,其中《杜律启蒙》是他的一部力著。该注本体现了边氏一整套注疏理论,重视分析杜诗艺术,文字通俗易懂,注解方式不拘一格,妙解新见迭出,颇具诗人眼光。另外,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批评原则。是明清时期众多杜律注本中颇具特色的一种。     

论曹植的生命意识

曹植是三国时魏诗人。他的诗、赋、各体散文,不论数量质量,都堪称当时之冠。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他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     

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月亮意象

李商隐是晚唐一位极具个性的诗人,他一改元白诗派平实粗俗、韩孟诗派奇异诡谲的诗风,开创了凄美浑融、瑰丽沉绝的诗歌风貌。他善于将外在的物象融入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创造一种朦胧缥缈的意境,并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觉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时世之怨,在一定层面上赋予了这些意象特定的人生哲理和宇宙时空感悟,月亮意象在这其中具有代表性。     

论黄庭坚学杜及其得失

黄庭坚对杜甫和杜诗非常推崇,既注重其思想意义,更推崇其艺术技巧。黄庭坚在自己的诗歌中大量使用杜诗的典故,作诗喜以杜诗为韵,更重视对杜诗句法的学习。但是,黄庭坚学杜颇有未至之憾,他的诗好用僻典,在句法和形式上故意求奇求怪,并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他的诗歌题材狭窄,眼界不宽,也缺乏情韵,特别是对民生疾苦不大关心。这都是黄庭坚诗歌的学杜未至之处,也是其诗歌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