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新思考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对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对该款作出法律解释性意见,认为这里的八种犯罪,指八种犯罪行为,并非八个具体罪名。根据刑法规定,结合这一立法解释性件,联系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我们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亦应给予新的具体解释,并应出台一些相关的法规。     

未成年人的犯罪与刑罚探析

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作者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规定的不同年龄阶段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未成年人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不能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对抢劫罪中抢劫主体问题的探讨及研析

抢劫罪不仅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而且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是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严重犯罪之一。本文对抢劫罪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及其是否仅限于一般主体进行了探讨,并对刑法第289条的首要分子构成抢劫罪的理解问题作了研析。文中就刑法的有关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情况予以分析。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关于主体刑事责任年龄最低规定,适用于刑法第263条、刑法第267条第2款部分规定及刑法第289条的规定。而不适用刑法第269条转化抢劫罪。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之建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依法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对精神病犯罪人的处罚规定,这为司法实践中处理精神病人犯罪的案件提供了合理根据。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医疗程序还存在一些不足,在其性质定位上仍存在着认识偏差,适用对象范围及决定主体方面过于狭窄和单一,费用负担及事后监督机制也不尽合理。因此,完善对我国强制医疗制度的建构是当前迫切的任务。     

犯罪构成的犯罪主体条件——年龄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条件

根据刑法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存在主观罪过的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行为，就可构成犯罪。刑法第17条是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不是犯罪构成年龄的规定，年龄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条件。刑法在规定犯罪主体条件时，只强调行为人存在主观罪过，没有规定行为人要达到多大年龄。犯罪，就是存在主观罪过的行为人实施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探析

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的倾向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刑法对其没有威慑力.我国<刑法>等法律对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应予以修改,即降低未成年人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标准,这样才能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浅议未成年人的犯罪与刑罚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有所不同,因此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应该有着明显的区别。笔者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规定的不同年龄阶段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谈谈个人的看法。     

试论我国追诉时效起算制度

追诉时效制度作为刑事责任免除的法定事由之一,体现了刑法对于国家求刑权和量刑权的限制。追诉时效起算制度作为整个追诉时效制度的起始,旨在为其确立具体、明确、可操作的时间标准,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刑法》第89条第一款对于追诉时效的起算做出了相应规定,然而立法术语的模糊,使得理论界对其理解莫衷一是,实践中也常引发适用标准混乱的局面。在综述不同学说有关追诉时效起算问题的理解后,通过分析"犯罪之日"立法语义及合理界定特殊状态犯罪,在明确行为与罪的关系的基础上,从求刑权的限制和犯罪人人权保障的角度,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对追诉时效起算制度进行立法完善。     

论盗窃罪中单位之犯罪主体问题

现行刑法在盗窃罪中未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加以规定，但单位盗窃在现实生活中日益泛滥，且单位盗窃行为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同时单位有能力承担由其盗窃行为所引发的刑事责任，并符合刑罚目的。故本文认为单位应作为盗窃罪的犯罪主体。     

浅析古代矜老原则对我国现代刑法的启示

我国古代的许多朝代在刑事责任问题上都采用了矜老原则即对老年人犯罪适用从宽处罚,这对我国现代刑法尚缺乏对老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规定是一个启示.     

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名。组织行为的对象只要未满十八周岁即可,年龄不应该有下限要求,组织残疾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的也应该规定为该罪;组织未成年人从事的活动应包括一切"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而不能将其仅理解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精神病人或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的有严重危害后果之行为,当然属于本罪组织行为的内容;本罪与那些把未成年人当成工具实施的犯罪之间是法条竞合或者想象竞合的关系;本罪侵犯的客体应该是复杂客体,建议将本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     

《刑法》第201条的疏漏

新刑法第２０１条在立法技术上存在重大疏漏，主要表现在：遗漏了相对量在１０％～３０％之间并且绝对量达到１０万元以上的、相对量达到３０％以上并且绝对量在１～１０万元之间的、相对量不满１０％但绝对量数额巨大的偷税犯罪，同时，在犯罪手段的列举、扣缴义务人偷税的刑事责任、偷税罪与逃税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的统一等问题上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此，偷税犯罪的立法宜作修改     

刑法客观主义视野下对犯罪着手的认定

刑法客观主义强调行为及危害作为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犯罪的本质也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和裁量刑罚的根据。客观主义与法治观念更为契合,它追求正义。从刑法惩罚的是行为这一本质出发,对犯罪着手进行了再认定,并且也说明了在刑法客观主义的视野下对犯罪着手的认定因实行行为而异。     

试论我国犯罪的分类标准——兼对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的剖析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典在刑法分则的第三章第五节单列＂金融诈骗罪＂,有人认为这一节的设立明显违背刑法分则以犯罪客体为犯罪分类标准,在刑法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质疑,从而开始重新探讨我国犯罪的立法分类标准。本文从＂金融诈骗罪＂这一节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刑法典的犯罪的分类标准,并对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条文作出了修改、完善,但是,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理解和认定上的困难。《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还需要进一步界定"食品安全"的内涵,细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其他严重情节"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便于司法机关准确界定罪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现实中仍存在司法认定的困难,不能适应新的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要求。在对刑法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时,要注意严密刑事法网。另外,再次修订刑法时,应当增设生产、销售妨害食品安全器具罪等罪名,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对象,扩大对"掺入"罪状的描述。     

“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思考

无被害人犯罪是西方学者在犯罪日益增多、司法资源不堪重负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一种犯罪类型。目前,有关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学说都有待商榷,应将其界定为:基于被害人同意,且未对刑法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危害的行为。从刑法的人权保障思想和刑法的歉抑思想出发,我国应顺应国际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将无被害人犯罪实行非犯罪化。     

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刑事责任的根据及其界定

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二犯罪主体说和一犯罪主体说的争论,在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处罚的形式根据是刑法规定,而深层次原因在于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在人格上具有双重性。同样,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的界定也有不同认识,但均有失偏颇,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应该是指有资格代表单位,并在其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以单位名义组织实施单位犯罪行为的自然人。     

期待可能性与责任判断——由许霆案引发的刑法思考

在许霆案中,法院的一审判决被民众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在民众充满感性色彩的责难背后,蕴含着对许霆是在银行失误所导致的巨大诱惑下实施犯罪这一情节的考量要求。这种要求在法理层面体现为把期待可能性作为刑事责任判断的规范要素,在行为人由于客观情状导致其不实施犯罪的可能性降低时,减轻甚或免除其责任。在责任判断中,把期待可能性的降低作为法官援引刑法第63条第2款对被告人超法规减轻处罚的法理根据,符合我国刑事立法规定和刑法理论旨趣。     

论刑法会不会灭亡——对刑法不合理性的反驳

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之一,是规定犯罪和刑罚及其罪刑关系的法律。因此,在界定刑法的时候,应当以犯罪和刑罚这两个基本范畴作为逻辑起点。有学者即从刑法逻辑上的不合理性包括犯罪、刑罚及刑事责任之间定义的逻辑矛盾,犯罪本质的不合理性及刑罚的不合理性采导出刑法的不合理性,进而得出绝对结论——刑法必将灭亡。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需进一步商榷。以下作者就从犯罪的本质和刑罚的合理性来说明刑法存在的合理性,刑法应该是与人类共存亡的。     

转化型抢劫罪司法适用若干问题探讨

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实践中属于难点问题之一.通过对刑法第269条立法本意的进一步理解,具体分析和论述了转化型抢劫犯罪的转化前行为和转化后行为以及转化的客观、主观条件,以期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更好地把握、认定这种类型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