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宽严相济

从我国刑事立法看,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然而,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的转变,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也应充分体现刑事政策的这种变化。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的要求,作出必要的完善:可以通过提高死刑标准来限制死刑的适用,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中的贩卖、运输毒品行为,可以从宽处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而对于制造和走私毒品犯罪则可以从严处理;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正确把握毒品数量这一适用刑罚的标准。     

论彭真的刑法思想

彭真的刑事立法思想、刑罚适用原则以及打击犯罪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等是彭真刑法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彭真刑事立法的两个重要思想是刑事立法要注意轻重缓急，既要有正确理论指导，又要了解实际情况。在刑罚适用上要注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严重犯罪要从重从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原则。彭真认为打击犯罪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一手抓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另一手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     

刑事政策概念探析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学的基本范畴。刑事政策概念众说纷纭,不利于刑事政策学科的长远发展。坚持刑事政策学科的独立,是研究刑事政策概念的前提。作为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刑事政策,不同于刑事公共政策,有别于刑法规范,更不是单纯的犯罪对策。刑事政策是国家基于犯罪原因认识,对已然犯罪采取的以刑罚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反应和处置活动。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产生背景和现实性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基于对犯罪“严打”的反思和对犯罪规律的再认识,还基于对刑罚功能有限、司法资源有限的现实考虑,更基于建设和谐社会、均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适应全球两极刑事政策趋势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性质定位,决定了其在社会犯罪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和涉及的范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实性质还不是基本刑事政策,而是属于刑事司法政策,这种状况不利于达到政策固有的或者期望的宗旨。     

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刑理基础

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切合人权保障、谦抑、宽容的刑法理念,体现了公正报应和功利预防的刑罚目的,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已成为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顺应此种潮流和趋势,有利于我国刑事立法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     

毒品犯罪司法适用中的宽严相济

在毒品犯罪的司法适用中,应当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地位。为了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首先需要从观念上树立起保障人权的理念,不将毒品数量作为决定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唯一标准,而要综合考虑毒品犯罪案件的具体情节。对毒品犯罪适用财产刑,有助于消除毒品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经济基础,能够抑制行为人实施毒品犯罪的心理,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意义。     

刑事政策民意考量机制的建构——“源头管控模式”探寻

刑事政策指的是国家或执政党依据犯罪态势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目的的方略。而民意的内涵稍显复杂,具体可分为伪民意、感性民意、理性民意。民意对刑事政策的作用具有双向性,其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刑事政策合理性、可接受性的提高,但也会导致非理性刑事政策的产生或者干预刑事政策的实施。故应采取"源头管控模式"以减少民意对刑事政策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其正向作用。源头管控模式概括而言即"源头控制,疏纳结合,执行独立,双层筛选"。     

未成年犯罪人自由刑适用研究

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问题一直是刑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刑事立法中已经明确规定对这一类犯罪人不得适用死刑,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指导思想,对未成年犯罪人亦应谨慎适用生刑。     

浅析刑罚慎刑思想及理性分析

当＂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罚的理念已经成为当今立法、司法、执法的主流的时候,刑罚的报应主义与单纯的惩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慎刑应该是作为21世纪刑罚价值取向的主要的内容和潮流,对我国的影响来说主要表现在我国刑事政策、刑罚种类和刑罚意识的转变,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不同的罪犯情节,依据法律的规定适用合适的刑罚。在当今的中国,刑罚的慎刑思想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拐卖儿童犯罪

拐卖儿童屡禁不止,失踪儿童日益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不仅需要法律的约束与制裁,更要综合考虑社会多方面因素。刑事政策对国家的刑事立法起指导作用,从而影响整个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重要作用。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以刑法打击为主,综合社会多方救助方式,共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拯救被拐卖儿童。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三个区别对待

为全面贯彻好、落实好、运用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对立,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年初以来,我院在公诉工作中,根据犯罪的趋向和规律,合理区分和界定严重犯罪、轻微犯罪,明确打击的重点和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范围。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将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机制,刑事和解制度,量刑建议等运用到具体的办案中,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做到了宽与严的有机统一,收到较好办案综合效果。具体做到了四个区别对待:     

集资诈骗案件中刑事推定的应用与滥觞

推定为从已知的事实推论未知的事实的方法,而刑事推定基于国家从严打击某种犯罪的刑事政策的考量,更有利于入罪,不致于轻纵犯罪。考察几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不难发现＂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史中体现了刑法边界的历次扩张。主观心态的认定确实需要借助刑事推定方能实现,但是其也应当允许反证,并对推定的基础事实和推定的适用作严格的规定,如此才能实现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论拐卖人口类犯罪的立法重构

打击拐卖人口类的犯罪一直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现行刑法将妇女、儿童以外的其他人口排除在外,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关于拐卖人口类犯罪适用的困境,因此应对拐卖人口类的犯罪进行立法重构,以便更有效地预防和惩治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     

论监狱执行中的“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为刑罚执行提供指导思想,刑罚执行是刑事政策的重要实践路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对于刑罚执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其对我国监狱刑罚执行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细化罪犯的分类,对其分别管理;实行累进处遇制度,推进狱内行刑社会化;保障监狱内罪犯的基本人权等三个方面。     

女性毒品犯罪之基本状况及治理路径——基于1000个案例之实证研究

女性毒品犯罪治理效果事关毒品战役成败,亟需对女性毒品犯罪状况展开实证分析,考察涉毒女性的主体身份、主观动机、作案方式等特征,研判女性走向涉毒道路的原因,从而为治理女性毒品犯罪提供针对性措施。通过实证分析1 000个案例后发现,女性毒品犯罪高发,且呈现出累犯、再犯、前科人员占比大等特征,这归因于女性对新型毒品危害性认识不足、女性社会角色不利以及犯罪打击效果不佳等因素。     

关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罚金刑及犯罪主体的法律思考

近年频繁发生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其主要的原因是行为人无视国家对劳动安全的监管,违法生产造成的,其犯罪的动机大都是贪利.贪利犯罪,是刑罚罚金刑的主要适用对象.然而,我国刑法规定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却没有规定罚金刑.并且,我国刑法对本罪的犯罪主体的规定也过于垄统,不利准确打击行为人.本文对本罪罚金刑适用及犯罪主体化做了些粗浅的研究,旨在充分发挥刑法功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此类犯罪的发生.     

关于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罚金刑及犯罪主体的法律思考

近年频繁发生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其主要的原因是行为人无视国家对劳动安全的监管,违法生产造成的,其犯罪的动机大都是贪利.贪利犯罪,是刑罚罚金刑的主要适用对象.然而,我国刑法规定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却没有规定罚金刑.并且,我国刑法对本罪的犯罪主体的规定也过于垄统,不利准确打击行为人.本文对本罪罚金刑适用及犯罪主体化做了些粗浅的研究,旨在充分发挥刑法功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此类犯罪的发生.     

浅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符合打击腐败犯罪的要求,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然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现实中仍存在许多困境,为了解决该罪所产生的问题．必须从立法方面进一步完善．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假释制度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工作中的体现就是对于那些依照法律规定符合假释条件的犯罪人尽可能多地采用非监禁化处遇、最大化实现假释制度的功能作用,从而改变目前假释适用率低、假释制度资源闲置的现状。     

单位累犯制度研究

大量存在的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与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累犯的不规定之问的矛盾，是立法的不足，是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不完整。借鉴法国刑法典以及参考我国海关法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单位犯罪刑事政策。增设单位累犯制度已成为弥补立法的缺陷以及满足有效预防和打击单位再次犯罪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