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能够诱发居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如何在社会生活和消费领域推动绿色转型是各国政府应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学界对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给予了广泛关注,对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却关注不够,以绿色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相关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本文基于2008–2019中国30个省份年度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来检验环境规制对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并系统探究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生活方式的可能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绿色生活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正向影响居民的绿色生活方式.另外,绿色环境意识在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分析进一步丰富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及结果的可靠性.通过本文的研究,试图打开环境规制引导居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作用的“黑箱”,同时为政府引导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绿色增长视角下环境规制强度对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针对环境规制的实施是如何影响导向性技术创新选择以实现绿色增长这一问题,构建了以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绿色增长目标为目标函数、以保证均衡增长率的持续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为约束条件的非线性最优控制模型.利用最优控制理论和极大值原理,分别得到了棕色技术创新投资收益率、绿色技术创新投资收益率和资本分配的定量表达式.模型的数值仿真结果表明:尽管棕色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生产弹性上存在优越性,但绿色资本才是维持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促进资本分配转向绿色技术创新领域,且强度越大越有助于绿色资本利用,而进一步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目标实现具有更有效的推动作用.     

环境规制、绿色并购与环境绩效

企业绿色并购行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但其实施动机和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尚不明确.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分阶段实施为外生冲击,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上市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能显著提高污染企业绿色并购概率,并且绿色并购带来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显著提升以及环境绩效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目标企业并未集中于环境规制强度弱的地区,排除了污染转移的替代性解释.同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激励的绿色并购具有重大并购占比高、关联并购占比低,业绩承诺金额少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漂绿”工具的替代性解释.最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下的绿色并购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和外部关注度高的企业.本文对绿色并购行为进行深入考察,这对理解环境治理压力下的企业具体应对策略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来自投资者互动平台的证据

双碳目标发布后,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逐步提升,其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外部压力不容忽视.本文基于沪深两市投资者互动平台数据构建绿色关注指标,以20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了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这一影响在非重污染行业、无排污费用或环保补贴等公司更加显著,个人投资者绿色关注对环境规制产生补充作用,且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引导个人投资者绿色投资理念,对于促进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和补充环境规制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市场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与绩效的影响

政府市场型规制较高的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决定了其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优势.为此,对比分析了无市场规制+集中决策(情景1)、无市场规制+独立决策(情景2)、价格型规制+集中决策(情景3)、价格型规制+独立决策(情景4)、竞争型规制决策(情景5)下企业市场最优定价策略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计算出了每种情形下的系统废弃物排放量、系统经济效益和系统消费者剩余.借助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不同决策情景下,各外生变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努力水平与创新绩效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同规制类型和博弈决策类型有关.集中决策情形下,系统废弃物排放量和消费者剩余会降低,系统经济收益增多;在市场规制下,系统经济收益和消费者剩余会升高;在集中决策下,市场规制会降低废弃物排放量,在独立决策下,市场规制会增加系统废弃物排放量,但是无论什么决策类型下,随着市场规制的引入,废弃物排放强度都是处于下降趋势;在竞争型规制决策情景下,系统废弃物排放量和系统经济效益均实现了最小化,但是社会福利达到了最大化.上述分析对于政府进一步优化市场化规制工具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下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策略稳定性研究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基于博弈三方的行为模式进行稳定性分析。通过对政府多项环境规制手段进行敏感性仿真分析,发现：(1)企业绿色生产策略概率随政府对企业的奖惩力度和公众环保宣传力度增强而增大,而绿色生产和消费补贴则降低了绿色生产概率;(2)公众环保宣传和绿色消费补贴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受消费者绿色消费心理收益约束,在消费者绿色消费心理收益较高时,宣传力度和补贴力度反而不能促进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因此,政府进行环境规制要“因地制宜”,多手段综合运用。     

时空一致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2000年至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本文计算出三类环境规制强度: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利用门槛模型(PTRM)和空间面板门槛杜宾模型(SPDM-PTRM)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分类型环境规制强度在时空统一过程中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约束特征,空间门槛溢出效应,溢出效应衰减边界及特征,结果表明:1)三类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差异性的非线性约束特征;2)特定强度的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溢出效应的空间衰减边界约在1500 km处,且异质性环境规制在距离约束下地理特征具有明显差异.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环境规制工具对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造纸及纸制品企业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回顾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市场化型规制工具和相互沟通型规制工具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影响的九个假设,并构建了理论框架,最后选择我国216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所提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AMOS17.0软件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修正。修正模型的结果表明:(1)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对企业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市场化型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相互沟通型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空气污染会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吗?

环境污染及其引致的环境规制成本是否有助于促进企业进行绿色转型?这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利用2014–2018年A股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空气污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城市的空气污染越严重,其未来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平均而言,城市空气污染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公司的绿色创新水平将提升0.75个百分点,相关影响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空气污染主要通过政府环境治理和公众环保监督倒逼企业提高其绿色创新水平,空气污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媒体关注度高和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强.此外,绿色创新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长期市场价值.总之,文章丰富了空气污染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能够为国家制定污染防治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碳配额免费分配法下寻租对市场运行效率影响

在强制碳减排政策下,企业希望通过寻租等手段逃避减排责任的动机强烈,而现行的环境规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过多的寻租空间.构建基于SWARM的碳交易市场仿真模型,模拟不同寻租环境下碳交易市场排放权交易,从流动性、波动性、有效性三个方面衡量市场运行效率,考察碳排放权免费分配方式下,不同寻租环境对碳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寻租行为会通过改变初始配额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影响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和有效性,但对市场价格波动没有显著作用.寻租行为对市场运行效率"不降反升"的影响反映出初始配额免费分配法并不能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减少政府对碳交易市场的干预,从免费分配方式向定价出售或拍卖方式过渡,不仅能明确价格信号,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还能从源头上切断企业寻租的可能性.     

碳限额交易机制下碳交易价格对供应链碳排放的影响

为了研究碳限额交易机制下碳交易价格对供应链碳排放的影响,我们引入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建立制造商处于领导地位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供应链分散决策模式和集中决策模式下碳交易价格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供应链分散决策模式还是集中决策模式,对于清洁型制造商和低减排成本中间型制造商,碳交易价格的上升会使制造商最优单位碳排放量减少;对于高减排成本中间型制造商,随着碳交易价格的上升,制造商最优单位碳排放量呈现先减少再增加最后再次减少的趋势;对于污染型制造商,随着碳交易价格的上升,制造商最优单位碳排放量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但就最优单位碳排放量而言,集中决策模式下制造商最优单位碳排放量低于分散决策模式.     

碳排放信息披露情况对碳排放博弈的影响

碳关税是欧盟和美国相继提出的一种碳边境调节措施,准备对进口的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旨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利益,防止碳泄露.本文通过构建对称和非对称信息的非合作博弈模型研究了被征收碳关税国家的出口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情况对企业利润、价格和碳排放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被征收碳关税国家的出口企业具有隐藏真实碳排放信息的动机;2)由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性会影响碳关税最优税率和双方的企业利润、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根据分析结果,本文还对发展中国家应对碳关税政策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收入共享与谈判权力对供应链碳减排决策的影响

本文以政府征收碳税且消费者偏好低碳产品为背景，在单生产商单零售商的供应链中研究了收入共享及谈判权力对生产商碳减排决策及成员收益的影响，其中收入共享比例可通过谈判制定.研究发现：若收入共享比例外生，收入共享能使生产商碳减排率增大，收益升高；而若能自由制定共享比例，生产商会选择独占所有收入，而零售商会选择适中的比例.在双边谈判下，若不减排，生产商应得的收入比例等于其谈判权力；若减排，则该比例高于其谈判权力.特别地，若零售商拥有全部谈判权力，他仍会与生产商分享收益，这对双方都有利；而若生产商拥有全部的谈判权力，她会独占全部的销售收入.并且，与不共享收入相比，生产商总是能从谈判收入共享比例中受益，然而，零售商仅在生产商谈判权力较弱时才能从中受益.再者，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或碳税都能刺激生产商减排，且两家企业都总能从减排中获益，而政府可用适度碳税刺激企业尽可能高地减排.最后，当且仅当生产商拥有完全的谈判权力时，收入共享契约才能完美协调供应链.     

需求偏好演化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路径与绩效

消费者对环境创新产品的偏好是企业环境创新的重要动力,而消费者偏好受群体内其他成员偏好影响和外界刺激发生渐变和突变.基于计算实验方法构建模型,模拟不同偏好突变情境下消费者偏好演化过程和企业环境创新过程,揭示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微观动因,并分析不同情境下环境创新策略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实验结果显示,个体环境偏好突变在不同群体环境偏好演化中扮演桥梁角色,并对推动社会整体环境偏好改变发挥重要作用;而当社会整体环境偏好水平较低时,为保护企业环境创新积极性,政府应通过激励或补贴等手段降低企业环境创新风险.并与环保组织、媒体等共同努力,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推动消费者环境偏好的突变.     

集中采购规制下制药企业创新激励与市场绩效研究

本文立足中国医药市场,构建双寡头竞争制药企业和集中采购平台间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制药企业和采购平台的决策行为,探讨集中采购规制、平台的收费模式和产品差异化战略对制药企业创新激励与药品市场绩效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中采购规制并非总是降低制药企业的创新激励,而是受到平台收费模式的影响.其次,集中采购不一定能够提高药品市场的配置效率,当且仅当集中采购效率较高时,才能提高药品市场的配置效率.最后,产品差异化战略不仅能缓解市场竞争对制药企业的不利影响,还能提高其创新激励,且对集中采购规制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具有正向强化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集中采购规制设计,优化集中采购平台的运营及集中采购规制下制药企业的定价和创新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基于演化博弈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分析

针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从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排污企业以及中央政府的决策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标的权重系数、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额、排污收费费率、排污企业的治污成本与污染物削减量,都会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产生影响.最后,为促进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严格执行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外部融资对绿色创新影响研究

外部融资是平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参照点理论,利用固定效应门槛模型,分析并检验了企业规模在外部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中,企业规模在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政府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均具有显著门槛效应.当规模低于门槛阈值时,外部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不显著;当企业规模突破门槛阈值后,外部融资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门槛阈值更高,且突破门槛阈值后,外部融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能够丰富科技金融领域相关研究,并为制造业企业创新融资和绿色发展提供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