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

通过构建CEO和科研人员关于科学研究控制权的博弈模型,分析了CEO的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中将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精神"作为中间变量,结果表明:科研人员对"自由探索"的热爱程度决定了CEO的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只有当科研人员足够重视"自由探索"的时候,CEO的过度自信才会促使企业更加积极地进入创新领域.同时,当企业的单位资金成本降低或者CEO的预期能力增强时,CEO对于创新的积极性会相应提高.该结论不仅深化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相关理论,为经验研究发现的投资理论"异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还揭示了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精神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环保约谈与地方政府环保激励政策:基于企业政府补贴获取的视角

环保约谈政策作为环保监管和政策执行的创新手段,会对地方政府环保政策与企业环保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环保约谈作为准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考察环保约谈对被约谈地方企业政府补贴获取的影响,探究环保约谈是否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政府补贴激励政策,以强化地方企业环境治理.研究发现,环保约谈使得被约谈...     

高管限薪与公司业绩——来自2015“限薪令”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1月1日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简称"限薪令")这一准自然实验,从实证上检验了高管限薪政策对国有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通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DID)和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PSM),研究发现"限薪令"政策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有显著负向影响,动态作用效果显示政策实施第二年比第一年的影响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限薪令"政策对中央企业、高薪酬组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经营业绩的冲击大于地方国有企业、低薪酬组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未来可以考虑建立与国有企业特征相适应的高管薪酬制度,通过加快市场化改革以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     

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股利代理理论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11-2016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择内部控制质量作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模型,研究现金股利与代理成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在内部控制的影响下,现金股利与代理成本存在门槛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高于门槛值时,现金股利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当内部控制质量低于门槛值时,现金股利则难以降低代理成本.这说明,良好的内部控制是现金股利发挥治理功能的前提与基础.通过统计发现,高于内部控制质量门槛值的公司数量更多、股利支付公司占比更高.表明股利代理理论在我国是有效的,且正是由于该门槛效应的存在,使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现金股利.因此,本文不赞同以往内部控制与现金股利之间的"结果"或"替代"假说.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同伴效应研究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两个角度,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同伴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存在同伴效应,即公司是否派现受到同伴公司的显著影响,而且,该现象集中在高成长性且低现金流公司样本中;同时,研究并未发现上市公司的派现水平存在同伴效应.这些结果表明,在半强制分红的制度背景下,高成长性低现金流公司为了争取到再融资资格,会充分考虑同伴公司的派现决策并做出反应,但它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同伴公司是否派现,而不是其派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学习、行业竞争以及高管声誉关注是公司派现意愿同伴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公司财务决策同伴效应的相关文献,有助于在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理解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     

风险投资能筛选并培育优质企业吗?——基于中国创业板的模糊断点回归分析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能否筛选出优质企业进行投资并促进被投企业的业绩改善，是判断新兴市场国家风险投资行业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问题，针对国内市场的研究匮乏.本文以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VC能否筛选出优质企业以及能否为被投企业带来业绩改善，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基于逻辑回归，VC未必能筛选出优质的企业，表现为企业业绩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2）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进行内生性调整后，VC能够促进被投企业的发展，对被投企业的业绩改善有正向作用；3）从经营效益和创新角度研究VC影响企业业绩的潜在机制发现：一方面，VC降低了被投企业的销售成本率，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另一方面，VC的进入为被投企业带来行业经验和资源等，促进被投企业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国内VC具有"增值"作用，能够创造经济价值，但不具有"筛选"作用，揭示了VC对被投企业业绩的影响及潜在作用机制，为VC能促进被投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证参考.研究结果对于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大股东制衡、互动效应与现金股利

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影响;进而,基于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讨论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其他大股东则可能抵制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实施隧道行为;2)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不仅存在制衡作用,也存在互相勾结的可能性;3)外部监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更可能促使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附和控股股东.     

广告竞争下制药企业创新战略选择与市场绩效

立足于制药产业研发——营销双密集的产业属性,探究广告竞争下,制药企业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和药品市场绩效.研究发现,制药企业的创新战略选择取决于创新投资和广告投资的内在关系和创新效率.当创新投资和广告投资之间存在挤入效应时,研发创新可能导致囚徒困境的结果;其次,适中的医保福利水平对制药企业的创新意愿有正向影响,过高或过低的医保福利水平,均会降低制药企业的创新意愿;最后,当创新效率足够高且创新投资强度中等时,更多的制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可实现患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改进.否则,更多的制药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将导致患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损失.研究结论可为制药企业协调创新战略和广告战略、政府部门优化医保支付政策和创新激励政策提供可操作性建议.     

所得税优惠与政府背景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税收优惠政策的税制设计与贯彻执行环节均对企业有效税率和技术创新投入发挥重要影响作用。以我国2004~2013年A股主板民营上市公司为例,采用双维度聚类回归方法,从有效税率和企业所得税法视角实证检验企业所得税优惠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分析政府背景对企业所得税法激励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有效税率与民营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企业所得税法与其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背景能够强化企业所得税法对民营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稳健性检验与上述结论一致。研究结果为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研究还表明,在政策贯彻执行环节,应消除企业政府背景的干扰。     

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其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通过研究设计剔除混杂因素,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其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显示,剔除混杂因素与不剔除混杂因素的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混杂因素的存在会导致研究结果有偏。剔除混杂因素后发现：当企业没有面临融资约束时,研发补贴或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研发补贴或税收优惠的创新促进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但是当两种政策组合使用时,无论企业是否面临融资约束,政策组合均能显著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因此,政策组合相比单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稳定。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相关政策组合的制定有重要借鉴意义。     

EVA考核,研发费用管理与央企创新效率

以2009年实施EVA(economic value added)考核这一事件为契机,基于研发费用管理视角考察EVA考核对央企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和超越对数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实证研究后发现,实施EVA考核显著提高央企的研发费用正向管理水平,且通过研发费用正向管理这一中间渠道能提高央企创新效率,意味着EVA考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央企创新方面委托代理矛盾.在进一步研究中,以"微利"或"微增"央企为切入点,发现高管进行研发费用正向管理时会兼顾企业利润总额,其目的仅是为了获取更高考核值.因此,EVA考核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     

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基于企业金融化视角

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基于2007–2019年非金融类沪深A股上市公司,研究了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企业金融化视角展开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企业金融化加剧了此效应.进一步区分企业的异质性,本文发现在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低透明度企业中,企业“脱实向虚”对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投入抑制关系的增强效应更为明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成立.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投资风险高、收益快的金融资产,从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本文研究结论能够应用于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深化对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选择关系的理解,有助于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股价效应和经营绩效对企业双重融资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1999～2006年期间有效数据为样本,本文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和OLS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股价效应和企业经营绩效对中国上市公司双重融资与其他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股价效应和企业经营绩效一方面通过权益融资的市场时机效应影响了双重融资与其他融资方式的选择,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以市值账面比表示的股价效应同时也包含企业增长的信息,与较低的目标资本结构相关,而企业经营绩效则通过影响资本结构的偏离而与杠杆率呈负相关关系,这与动态平衡资本结构理论假设一致.因此本文认为市场时机资本结构理论和动态平衡资本结构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创新 ——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7年数据,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两个指标衡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进而检验其对国有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向关系,但与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呈显著正向关系.该结果表明,尽管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20年伊始发生的新冠疫情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相对其他企业显著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增持的现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减少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的现金流支出.企业在调整现金持有决策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预防性动机,即持有现金以预防未来现金流短缺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而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并不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增持现金的行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有表现,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疫情的冲击下,管理层并未产生明显的悲观情绪,但普遍表现出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情绪,这种不确定情绪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传导作用.最后,研究表明,企业在疫情期间增持现金的行为能够引起市场积极反应,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投资机会与股权结构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

用2001～2005年4927家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检验了公司投资机会和股权结构对财务政策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公司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下,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与其投资机会显著负相关,与股权集中度正相关;公司对高级管理者的现金补偿与投资机会正相关,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同时,有证据表明,少数大股东联盟可以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面向产业创业创新政策模拟的ABS系统开发

为了考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企业对政府制度的反应,开发了基于Agent模拟的企业创业创新政策作用的系统,模拟了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并研究了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技术的发展状况.该系统集合了Agent模拟与统计分析功能,根据分析目的与要求实现对模拟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企业研发活动存在最优的创新研发投入比例以实现最大的技术增长,并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企业的最优研发政策向创新性投入偏移.政府在不同情况下,可以调整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以实现本国高技术企业的最优发展.     

基于内外部因素的军工企业创新机制研究

主要探究企业创新投入、人力资源管理和政府支持3个方面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军工企业为例构建实证模型,通过收集20家军工企业2007年-2015年的相关数据,构建回归模型验证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发现,创新投入、员工福利、政策环境和政府补贴对于军工企业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并且,创新投入和员工福利之间具有互补作用。此外,研究结果也证明,政策环境负向调节着人力资源管理和军工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对于军工企业创新机制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军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准实验分析的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准实验研究方法,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思想和双重差分模型,对债券融资与创新绩效的内生性进行有效控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债券融资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债券融资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实验组企业的创新绩效显著高于控制组;进一步地,债券融资规模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债券发行数量越多,创新绩效水平越高;此外,在债券融资的影响因素方面,企业规模、成长性、资产负债率和现金债务比是影响制造业企业债券发行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证实了债券持有者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包容性,并且债券融资的流动性、长期性等特征能够帮助企业在债券市场实现投资者与创新活动的匹配,进而为提升制造业创新绩效奠定基础.     

信息要素大循环下的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研究:基于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是我国经济要素循环畅通的基础和保障,是构建要素大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基于2007–2017年我国地级市高铁开通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城市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并运用企业信息透明度、机构持股和分析师实地调研等数据,从改善市场信息不对称、提升市场信息效率角度验证机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开通高铁能显著降低股价同步性,该实证发现在引入企业固定效应、控制飞机出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后依旧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城市高铁开通显著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获取成本,提升股价信息含量和市场定价效率,对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水平较低以及外部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可以显著增加分析师实地调研活动,提升分析师报告句子数和涉及财务信息句子数,以增加股价中企业特有信息含量.研究结果揭示了城市开通高铁促进上市公司信息跨地区流动和传播的经济功能,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有效提升资本市场效率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