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注意义务判断标准的类型化分析

在侵权法中,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它的确定和明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可以类型化为：抽象判断标准和具体判断标准。前者又可从行为人以及行为的角度分为理性人标准和危险标准;后者又可分为习惯和惯例标准,法律标准以及事实自证标准。     

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和裁判标准适用研究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规定略显粗糙，导致司法适用出现混乱情况。通过比较英美法上的“适中标准”、德国法上的“专家标准”、日本法上的“善良管理人标准”，以及分析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该问题的判决，英美法上的“适中标准”适合我国国情。此外，法院判决必须考虑如下因素：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公司经营的行业或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经营状况等。     

违法行使职权类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标准研究 ——基于68件司法判决的分析

如何确立启动标准是违法行使职权类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法规范制定者在确定启动标准时并没有明确表态，在“行为标准”“结果标准”间游走。然而，通过对68件司法判决进行类型化分析，发现检察机关在实践层面不存在疑惑，以公共利益遭受实质性损害为标准。为平衡两者关系，有必要确立启动标准判断的三阶段方法：一是以违法行使职权行政行为与公益受损害结果的关联度为依据来区分“借力型公益诉讼”与“自立型公益诉讼”;二是区分风险预防与实际损害标准，“借力型公益诉讼”按实际损害标准处理，“自立型公益诉讼”则采取“沙漏型”标准，即对原来双阶段判断标准进行改造，诉前阶段采取风险预防标准、诉讼阶段采取实际损害标准；三是辅助单行法律法规实现启动标准判断的规范化。     

共同危险行为诉讼免责抗辩研究

共同危险行为诉讼中的免责抗辩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实体法领域,难以得出较为合理的解决途径.应当认识到,共同危险行为诉讼中免责抗辩的本质是对因果关系推定效果的排除,故应当从诉讼法的视角,以适用条件及证明标准对免责抗辩进行规制,落实心证公开保障其本原价值,并确立推定加害人为免责抗辩的新途径,从而解决我国共同危险行为诉讼中免责抗辩产生的问题,提高共同危险行为理论适用的合理性。     

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之界限

从构成要件理论，即主体、客体、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以及行为的损害结果四个方面的宏观角度和具体侵权行为，即侵犯财产行为、侵犯人身行为以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微观角度，阐述了侵权行为与犯罪的界限，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界定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避免两者混同，破坏法律秩序，损害法律权威。。     

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

刑法意义上的危险驾驶行为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员因对其自身驾驶技术过于自信,在自身处于无法安全驾驶状态、机动车处于非正常状态下仍执意进行驾驶,或非正常驾驶机动车,对不特定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以及公共财产安全形成严重威胁,但未发生损害后果的行为。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判断标准和定罪要件进行理论分析,不但有利于司法实践正确定罪量刑,而且有利于刑法规制的完善。     

浅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保护被告人上诉权的一项重要原则，应从三个方面把握其特点：上诉人的范围特定，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不得加重处罚；我国法律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的限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上存在的争议。     

对商家销售含知识产权商品行为的归责原则适用

对于商家销售含知识产权商品的行为,依照哪种根据或标准作为判断其责任的归责原则呢?在法律界有不同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亦有不同的做法,从而对知识产权人及商家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关系、影响甚大。对此,笔者以为,判断这类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是根本的归责原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是对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充,此外,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一般也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一、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是判断销售含知识产权商品行为的根本归责责任原则 所谓过错责任原则,在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某种联系的前提下,只有当行为人主观方面对所负的义务或明知而故意违之,或应知而过失违之。在存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     

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之性质

从美国的制度变迁来看，传媒对司法的监督经历了一个从禁止，限制，发展到理性化的过程，因此，传媒监督既不是权力，也不仅是一种社会功能，它是一种权利，如同所有权利一样，传媒行使对司法的监督也要受一定限制，即不能损害公正审判，这正是传媒权利与司法权力的理性均衡点。     

宪政视野下中国司法腐败问题探析

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司法腐败受到司法体制不当的影响即司法权的异化的影响，所以司法腐败不仅仅是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出于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司法职业纪律、司法道德，损害司法关系或者司法权的行为。现今中国的司法腐败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宪政问题。遏制司法腐败不但应理顺司法体制，而且要提高立法质量。     

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成功与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继“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后对人身权保护的又一次飞跃,在统一性、补白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上均有创新和突破。但该解释在理论和实践上亦存在着不足,反映了我国立法技术欠成熟和司法解释欠完善问题。立法应当立足于“人”和“一般人身权”的新高度,全面审视人身关系的价值。     

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司法制度改革概论

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仅存四年,但仍在司法制度上进行了大胆改革,做出了有益于后世的探索。此外,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还抛弃了北洋时期司法不党的规则,开始实行司法党化。     

无权处分情形下合同效力问题研究——对最高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第3条的解读

合同法司法解释三（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了无权处分情况之下处分合同有效,至此,善意取得制度以合同有效为构成要件的阻碍已经消除.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质在于“善意”,是法律对实务中这种特殊现象的一种总结和对交易安全的特殊保护,与合同的效力并无逻辑关联;此外,判断合同的效力不应区分买受人的善意与恶意,因为买受人在签订合同之时仅仅只能对出卖人是否愿意与之签订合同的负担行为有认识,对出卖人是否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的处分行为永远是“善意的”;在出卖人“善意”出卖他人之物的场合,可以依是否构成重大误解来进行解决.     

论死刑的限制

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它的适用必须受到严格地限制。限制死刑的路径多种多样,立法论者主张通过修改刑事立法来限制死刑,司法论者主张通过司法程序来限制死刑。在我国,限制死刑的最佳路径应数解释论,即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什么是罪行极其严重,什么是必须立即执行。     

论产品责任中的纯粹经济损失

对于纯粹经济损失案件的处理究竟是适用合同法的调整还是适用侵权法的救济,各国至今没有统一的司法实践。纯粹经济损失已成为各国法官们面临的棘手问题。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看,我国现有的立法资源还是为产品责任中的纯粹经济损失作了相关的规定,然而法律的模糊性要么让法官陷入有心无力的境地,要么造就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因此有必要构建我国产品责任中的纯粹经济损失保护制度以便解决司法实务面临的尴尬。     

论司法中的偏见

偏见在司法中可以分为正当的司法偏见与不正当的司法偏见,两种偏见都会对司法过程产生一定影响.心理学上的"信念固着"理论和"锚定"效应理论可以解释偏见对司法认知和决策的影响.司法实践中既要确立识别司法偏见的适当标准,又要采取有效的方法尽可能避免偏见对司法的负面影响.     

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监督评估机制初探

目前,我国检察系统尚无统一的案件质量监督评估体系,没有一套完整、科学的案件管理理论及实践体系。现有的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管理工作,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以成立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的方式来加强案件管理,正逐渐被广泛认可。对此,建立监督和评估相分离的案件质量管理机制显得十分必要。     

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合适,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     

加强刑事立案监督的路径分析

刑事立案监督是我国法律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刑事立案监督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监督对象不周延、监督范围不全面、对立案监督案件缺乏后续跟踪措施;二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案源不足、证据标准难以把握、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刑事立案监督乏力、人力普遍不足等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其在立法上以及工作机制上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