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伶的社会性别身份

在中国社会性别角色的“男尊女卑”中,中国优伶性别角色存在着特殊的两性结构性质：男性优伶的女性化和女性优伶在“公共领域”里的男性化。前者使男性优伶也沦为与女性优伶卑贱同格,“男女皆卑”;后者使女性优伶成为一种公共欲望对象,并和男性优伶一起是一种色情消费的社会对象,从而构成为“卑贱者”和“色情者”的“文化象征”,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性别死结。     

中国史学对于女性优伶的想象和描述

在中国社会性别制度中，女性被定位为远离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似乎成了男性的专权。中国女性优伶却是一个例外，由于特殊职业性质，女性优伶必须进入公共领域，也使中国史学产生一种二律背反。其实，正是由于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优伶演艺活动，使女性优伶更加具有女性的特质，或者说更加符合公众男性的性想象以及想象的满足，由此，也就成为男性化的中国史家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关注目标，演艺也就成了女性优伶在史籍中的生动印象。中国史学中的女性优伶演艺描述，大多具有良好女性形象气质，而且，史籍中之女性优伶，不但有“色”，且多“色艺俱佳”、“色艺超绝”，是“声与色”兼有，甚至掩盖了在“色”乃至生理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女性优伶在史籍中的演艺印象，加剧了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制度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原则关系。     

论男性文士和女性优伶的文化交游

中国男性文士的权力渴求中,都包含着性的因素,而当被权力系统所边缘甚至驱逐的情形中,男性文士大多会产生一种替代性的性的要求,以应证自身一种虚幻的性权力,女性优伶由于独特社会存在状态,自然成为男性文士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替代对象,从而构成两者之间的密切交往关系,而且,颇含一种文化意味,或聚宴品艺,或作词相赠,或传播诗赋,甚至产生爱情佳话,形成一种男性文士和女性优伶的精神互慰关系,共同抚平遭受挫折和压抑的内心伤痛。     

论优伶性别的历史哲学

在中国史学中，男性优伶大多呈现出一种政治化气质，而女性优伶则是一种演艺化印象。其实，这是一种本质主义论述方法。在实际历史状态中，男性优伶仍然时刻遭遇着压迫其退回女性化社会性别性格的社会势力，女性优伶也并非表明与政治无涉。这种史学策略，流露出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意味。     

男性化的史学与优伶性别的史学“前判断”

在中国史学中,由于选材、笔法、细节等元素都难以超越所在时代和史官个人的先验主体,从而使中国历史也成为一部男性化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贯穿男性气质和意识的历史。中国史学对于男性、女性有着不同的性别前判断,也就影响到了对于优伶性别的态度。男女优伶性别因为整体女性化的社会性别身份,为史学所回避,正史记载甚少,即使有所记载,也基本上是男性优伶,而且,男性优伶在史学中呈现出一种政治化的素质。这似乎与男性优伶的女性化的社会性别身份＂互相冲突＂,但是,它实质上是从相反的角度＂通过相互合作而互相加强＂,来共同巩固和稳定社会性别原则。     

论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双重人格的精神分析

中国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往往表现出一种分裂的双重人格特征。它包含着深刻而又玄妙的中国文化精神意义。由于男性文士身兼多种社会身份,使男性文士的每一种社会身份都是不纯真的,甚至穷则屈原,达则范进,构成了一个独特而又普遍的精神图谱。在处理与女性优伶的关系上,男性文士就不可能单纯从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出发,而必然涉及到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乃至产生一种“摆弄”关系,一方面视之为情感和欲望的寄托对象,另一方面又持有戒备的理性情绪,既施之以诱惑,又缺乏真情的投入,男性文士对待女性优伶也就建构了一种表演性质的面具人格。     

论诸宫调兴起的文化条件

诸宫调产生于曲子词兴盛之后，与南北曲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历了由词体诸官调向曲体诸官调转化的过程。开初是一种“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流行于瓦肆勾栏之中的民间伎艺。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生活的繁富，为诸宫调的产生提供了极佳的土壤。而瓦肆伎艺的繁盛，又为诸宫调的兴盛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最终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样式，流行了二百余年。     

论诸宫调兴起的文化条件

诸宫调产生于曲子词兴盛之后，与南北曲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历了由词体诸宫调向曲体诸宫调转化的过程。开初是一种“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流行于瓦肆勾栏之中的民间伎艺。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生活的繁富，为诸宫调的产生提供了极佳的土壤。而瓦肆伎艺的繁盛，又为诸宫调的兴盛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最终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样式，流行了二百余年。     

明人“传奇”称名的观念基础及其渊源

南戏发展到明代,出现了创作上的分化--重伎艺性的民间南戏和重文学性的文人南戏.历史上,"南戏"("戏文")这一称名包含了文人阶层对艺人们伎艺性扮演行为的习惯认识,它不足以体现文人的文学性剧作的价值和品格,故明代文人阶层意图以"传奇"称名来体现其剧作的文学内涵,以区别于艺人们的伎艺性南戏.这一改称反映出文人阶层对文人南戏价值品格的认定,而选用"传奇"称名也有其文学渊源和戏剧观念背景.     

再议唐代坐部伎与立部伎研究的几个问题

"坐、立二部伎"是唐代文化的产物,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坐、立部伎"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或一种音乐制度大约产生于隋代,完备于唐玄宗时期.唐代"坐、立部伎"属于"燕乐"乐种,到唐德宗时期,"坐、立部伎"走向衰退."坐、立部伎"与多部乐之间是并列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是逐步形成的,在一定时期很可能按乐种分布和按坐、立分布同时存在.     

包装设计师与特种工艺的融合

以特种工艺在包装设计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为启示,分析了包装设计师做好设计,不仅要熟练地掌握艺术设计的知识,而且要紧密的结合设计印刷工艺,做到机械、材料和工艺与设计巧妙结合,才能有力的推动包装设计的进一步发展,讨论了特种工艺中典型、常用的几种工艺在包装设计中的价值,进而分析了利用特种工艺在包装设计中的灵活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设计师对印刷工艺的熟练与掌握,常常在不经意间激发设计的新思路和灵感的发挥。     

王志信声乐作品的艺术特色研究

王志信以家传户诵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神话传说为音乐题材,充分借鉴传统的曲艺、原生态民歌音调和戏曲唱腔的艺术营养,有效汲取西方音乐艺术因素,并大胆运用现代作曲技巧,作品的调式、调性、速度、节拍和节奏灵活多变,改变原民歌结构单一、无法包容丰富内容的不足,走出了一条新的民族声乐创作之路。     

中国古典谋略与战争中的心理博弈

奇正相生、虚实相合,刚柔并济、软硬兼施,因敌制变、因情措法,绵里藏针、对症下药,先胜后战、先声夺人等中国古典谋略思想,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来源于历代丰富的战争实践,汲取了古典哲学思维、兵学思想和谋略艺术中的不朽智慧,对于战争中心理博弈能力、技巧和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末技与大道——谈先秦两汉俳优表演中的滑稽

滑稽作为一种艺术要素自古存在，在历史上它虽以不同的载体出现，但由于其自身属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矛盾，滑稽艺术注定在末技与大道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先秦两汉时期的俳优表演就就是被视为小道、末技的典型滑稽艺术，它依靠解纷解忧的悦笑功能和怨刺劝惩的讽谏功能，向主流靠拢，努力做到合于大道。     

白族亲子民族文化认知的比较研究

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从民族的历史、传统知识、音乐舞蹈、民间工艺、生活习俗礼仪、社会规范、宗教事项、疾病观念、生产技能、心理品质、性别角色和价值观等方面考察了祥云禾甸地区白族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知晓度和认知途径.通过对禾甸中学和祥云三中两所中学共260名白族初中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一地区的白族家长和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知晓度都偏低,且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在文化认知来源上,家长得分均低于其子女得分,且父辈与子代之间存在着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家长在家庭教育认知来源上存在性别差异;学生则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上都有差异.通过分析文化认知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文化认知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其对民族文化教育的启示.     

人性的战场没有胜者——劳伦斯《范妮和安妮》评析

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范妮和安妮》,通过女主人公范妮明知未婚夫与安妮有染,而又无可奈何地选择与其结婚的不幸遭遇,以及对与其相关人物的家庭生活的描述,折射在英国现代工业摧残下被异化了的人性及扭曲了的婚恋和家庭。     

“启功体”泛滥反思

启功书法艺术继承传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存在技法单调、境界狭隘等不足。当今“启功体”泛滥现象反映了现代社会文化多方面的问题，如启功书法的简单易学，大众书法审美鉴赏能力的退化，现代文明的审美感官化以及当今学术批评态度等。表明了中国书法传统审美能力的退化，现代社会对传统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尤为迫切。     

平阳木版画文化集丛探略

平阳木版画是一种民间年画性质的雕版画。在民族传统造型艺术方面,它是彩陶、青铜器、画像石、石刻线画、宗教壁画等民间艺术的反映和延续。平阳木版画文化集丛贮存了可贵的人文知识、创作情感和科学技能,它的兴盛与发展的本土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千余年来积累的"生活性"为基础和契机的,它蕴含着民族创造和审美最本原的精神营养。民间木版画是文化资源链接、交叉、重叠的研究课题,其艺术价值和相关学科的"文化集丛"对民间美术考古、文艺理论和在当代的美术创作及视觉传达设计,以及图像与影视的历史关系研究中都有交叉的再利用价值。     

教学幽默漫议--课堂教学艺术初探

教学是一门艺术,而幽默又是一种普遍应用的艺术手法。文章试从课堂教学艺术的角度探讨幽默在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以期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技术,并使这种技术逐步走向艺术化。     

努力开拓古典诗歌研究的新途径--以《古体诗歌艺术研究》为中心探讨

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研究离本体研究较远,高度不够.李娓教授的<古体诗歌艺术研究>以诗情道性阐说的方式达到了诗歌艺术本原的新发现,从哲学的高度和新的角度开辟了古典诗歌研究的新途径.该著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立论根基,从天道与诗道的形而上品质的高度,以新的角度审视并研究诗歌审美体验、诗歌语言、诗歌炼意、诗歌旋律、诗歌修辞诸多方面的表现特征及其形而上渊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命题与新观点,为我国诗歌艺术的理论研究草构一个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