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与孔子美学思想

孔子的"正名"理论,不仅与言、意、象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在他的美学思想体系中也具有根基性的地位."正名"对君臣父子关系的匡正不仅是"仁"得以确立和推行的前提,也是他修复礼乐的关键所在."正名"还为儒家美学确立了"中和"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深刻影响了儒家甚至整个中国的古典美学.     

论《墨辩》对《公孙龙子》正名思想的阐发

正名是先秦名辩逻辑的重要内容，是当时大部分从事名辩研究的学者难以回避的问题。《墨辩》继《公孙龙子》之对正名作了富有创造性的探讨，从正名的定义、正名的内容、正名的方法等方面阐发了《公孙龙子》的正名学说，完善了正名理论。     

近代中国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以孔子正名思想研究为中心

在近代中西思想汇通的过程中,孔子"正名说"像一个孔道,以柏拉图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思想借助着这一孔道深入地浸入中国思想中。在此情况下,柏拉图主义的孔子正名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影响非常深远。但是,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也遗传性地带来了西方思想的毛病,亦即不能完全解决知行合一的问题。所以,对孔子正名思想研究来说,超越柏拉图主义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为此,彻底抛弃感性与理性二分的柏拉图主义的义理结构,回到儒家式的名实相依的义理结构去,才是一条康庄大道。     

王者以道治天下——马一浮儒家古典名言的政治观

马一浮纯用儒家古典名言表达的政治观,会通《六艺》,俱出《六艺》,悉遵圣言,是地道的《六艺》政治观,亦就是王道政治观。它是在以《六艺》为一体、内圣外王为一体的思想背景下展开的。所谓王道政治,从历史观点上说,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其义,一言之,就是“王者以道治天下”。王道政治为万世开太平,垂法万世。马先生的王道政治观的首出原则是儒家传统的正名。他以正名哲学·正名政治哲学直接推导出王道政治观的主旨是建皇极,行王道。行王道即是君道。（上篇）     

与李茗公先生商榷“逻辑”——兼解“李约瑟难题”

拙作是对《反思启蒙:中国呼唤"逻先生"》一文中"中国传统无逻辑"、中国儒家经典中存在"大量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的"反逻辑传统"、"中国无科学"等观点的反驳。以近代西方关于"逻辑"、"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古代中国是不公正的。近代科学兴起的根本原因是思维方式、方法的差异,直接原因是望远镜、显微镜等一系列观察工具的发明,由此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奥秘才被发现。     

《文子》之“时”观念及其“时变”思想

《文子》"时"之观念以自然四时为范示,并以哲学的形式将其推及到社会政治人事等方方面面,进而形成了其"时变"思想,具有自身的逻辑体系和思想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它既吸收了各家(特别是儒家)"时"观念的丰富营养,又植根于老子道家,使得其既具有道家清静无为的特色,又具有儒家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特点。     

论公孙龙与后期墨家的正名学说

名,在中国古代有名分,名位(爵),名号、名词,名字等多种含义。自孔子以后,随着名辩思想的产生,名实关系,形名关系讨论的兴起,名逐渐被赋予了概念的含义。而“正名”,则相当于普通逻辑的明确概念。 正名学说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精华,先秦儒、道、名、墨、法诸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学说均从不同角度或深或浅地涉及过这一论域,孔子、老子、邓析、墨翟、管子、尹文都曾就此阐述过一家之言。但直到战国未期,由于公孙龙和后期墨家的深入研究,先秦正名理论才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两家的研究可谓一脉相     

公孙龙的名实现

本文从公孙龙的著作《公孙龙子》探讨了其名实现的各个方面，主要提示了其中的合理因素，即公孙龙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的逻辑正名学说，丰富发展了我国古代逻辑学思想。     

从管理哲学视角看先秦名家的治道模式

先秦名家是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该学派主要以诠释"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并将之抽象逻辑化阐释国家管理.其治道思想以"正名"为宗旨,以"道用"为目标,以"定名"为行为标准,以"分离归一"为运行形态,以"名法统一"为约束机制,构成了名家思想的管理体系.以本质现、目标观、行为观、组织观、控制观等构建了管理型名家的治道模式.     

儒家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廉政思想内容丰富,以"德治"为核心,包括以民为本、清廉节俭、举贤任能、德法并举、正己修身五个方面,构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具有伦理性、民主性、现实性、等级性的特点,汲取其中的精华加以阐发,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儒家人性论政治实践的哲学反思

民主是当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人作为人所具有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与当代民主价值诉求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将民主宪政思想强加于儒家学说之中,并以此来实现儒家人性论的所谓现代化,这种为捍卫儒家而捍卫儒家的做法反而遮蔽了儒家人性论的本真精神,消解了儒家人性论的本质规定。扬弃传统的儒家人性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     

从传统到视域融合——伽达默尔的历史观与意识形态理论辨析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历史观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1)三个主要的及相互关联的概念,成见、权威、传统正名。(2)历史视域中的自由意识与效果历史意识之间的理论关联,及其与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理论偏差。(3)历史实践本体论中的"效果历史"与"视域融合"。厘清了这三条理论脉络,便使得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历史观比较完整地显现出来,从而其理论和逻辑的缺陷也能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获得矫枉过正。     

人性的德育诉求

人性论是儒家心性之学的中心内容,也是道德教育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和理论基石。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说,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直接影响传统知识阶层的道德实践,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人性论的角度审视传统儒家的德育理念,道德教育之必要;由于人性中的欲性,道德教育之可能;由于人性中的知性和仁性,道德教育之根本途径,在于"为仁由己",这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内在逻辑。孔子到孟子、荀子,以至于以后的儒家学说,基本上都是这一人性内涵的演绎和发展。     

伦理学视野中儒家忠德思想的多维检视——以欧阳辉纯忠德思想研究为中心

忠德是儒家伦理学的重要德目之一,也是常被人误解的道德范畴。欧阳辉纯教授的《传统儒家忠德思想研究》一书从做人之忠、为政之忠等多维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梳理和考证,阐释了儒家忠德思想的真正内涵,厘清了忠德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科学分析了儒家忠德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代表了新时期研究儒家忠德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对现代高校德育的启示

儒家道德教育思想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它对民众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观念的模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先贤以及他们在元典文本中关于人性的争论始成儒家道德教育的逻辑原点,后世儒家在义利之辨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儒家道德教育内圣外王的价值归依。这对现代高校德育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方法。     

李翱人性论思想的理论特质(上)——儒学人性论

李翱的人性理论的实质是儒家人性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当时影响很大的佛、道心性论相比,李翱的人性论思想立足儒学本位,充分挖掘出传统儒家经典的思想,体现了它的儒学本质,确保了儒学人性论的相对独立性.     

从正名思想看董仲舒的仁义观

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及先秦正名思想,重视考察名号。名实关系是董仲舒论证仁义思想的方法论,董仲舒从字音、字形、字义等正名的角度,分别阐述了仁、义在人与人之间对待关系的含义和原则。而且董仲舒站在天人关系的角度,将仁的根本纳入天道的存在与运行,提出"以天释仁",在凡号和散名的意义上,赋予"仁"更广泛更深远的"凡号"的意义。同时又指出"仁义之处"在道德实践环节,二者合一,仁义一体。     

儒家孝德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评价

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初形态的儒家从孝德的层次和境界、行孝的标准和原则以及孝德与仁德、孝与忠的关系角度入手,将"孝德"从个人、家庭领域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从而使它成为一个丰富和完整的伦理概念。从孔子到董仲舒,"孝德"思想在理论层面上,由伦理向哲学转变;实践层面上,则由道德规范向意识形态转变。与此同时,它也遭到了不同方面的批评。对儒家孝德思想进行合理诠释和定位,不仅需要正确认识上述的两种转变,还需要从孝德自身的内在逻辑中来对其进行重新评估。     

王夫之与儒家道德的转型

本文以王夫之对儒家道德的诠释与检讨为案例,考察、分析儒家道德在明清之际所发生的异动情形。王夫之通过对"理"、"气"关系的调整,推动了儒家道德本体的转换;王夫之通过对权利与义务、理与欲、义与利、知识与道德等关系检讨与调整,推动了儒家道德价值的转换。王夫之学术实践,不仅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启蒙运动,而且提示了道德本体建构的正确方向。     

张謇慈善思想探源

慈善公益活动是张謇人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謇之所以会对慈善公益事业高度重视，并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商人的正名愿望、绅士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强意识。佛教只是张謇用以迎合大众心理，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的工具，而不是他投身慈善事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