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译本《尤利西斯》的创造性翻译研究

意识流的代表作《尤利西斯》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文作品,其中文全译本主要有金隄译本和萧乾译本两种。金译本《尤利西斯》被评论家称为＂忠实原文而不够灵活＂。其实,创造性翻译的运用,是金译本翻译的真正方法,其翻译并不拘泥或是＂直译＂,而是在等效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非常灵活地传达文学作品的艺术完整性。     

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视角下沈从文《丈夫》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沈从文《丈夫》具有浓郁的湘西风情,广受喜爱,其译本很少得到研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指出,翻译是改写。译作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本文将以《丈夫》三个译本着手,分析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如何操纵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的。     

《牛虻》中译本中人物形象的删节研究

伏尼契的处女作《牛虻》的主人公牛虻为影响中国近三代人的英雄人物,对二十世纪50年代初我国出版的《牛虻》译本中人物形象作一历史研究,探讨《牛虻》译本中有关人物的删节与当时受政治意识形态制约的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对建国时期文学翻译中的人物存在的种种偏离现象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从《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看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根据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通过甄选伊万.金(1945年版)和施晓菁(1981年版)翻译的两个《骆驼祥子》英文译本,针对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翻译的影响程度及其在译文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剖析,同时通过两位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译者在《骆驼祥子》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相似或相异的翻译策略,尝试性地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翻译的操控。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麦田里的守望者》不同译本脏话翻译差异的原因探析

本文用语料库检索方法对孙仲旭和施咸荣《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中脏话处理的差异进行了量化比较,结合勒费弗尔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两个译本中脏话的不同处理的原因进行了探析。验证了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两部分。而两种意识形态交互影响,通过译者的主体性导致了译者翻译行为上的变通以及翻译结果的不同。     

《论语》中"礼"的英译刍议

<论语>的众多英文译本中,理雅各和韦利的译本较有代表性.本文主要探讨这两个译本对"礼"的涵义的英译,分析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以及这两个译本的闪光点和一些误译之处,以便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礼".     

意识形态对文革时期美国文学翻译的操控——以荣如德的《爱情故事》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诗学、权力关系和赞助人等因素影响着翻译，其中，意识形态是操控文学翻译的主要因素。将以文革时期荣如德的《爱情故事》译本为例，探讨该时期特殊的的美国文学翻译现象，并揭示意识形态如何对翻译策略进行操控。     

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调查研究——以金平县联防村黄苦聪人的习俗文化为例

金平县联防村的黄苦聪人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从高山箐林中搬迁定居至今,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传统的新米节与＂老年＂相应置换为中秋节与春节;丧葬仪式延续了传统,而婚俗却有较大变革。这些体现了其习俗文化既坚守传统,又受文化涵化的影响,呈现诸多变迁。     

论意识形态对《名利场》杨必译本的操控

《名利场》经由杨必的翻译后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引起了学者争相研究,但是大多数研究仅局限于纯语言层面的探讨。本文从勒菲弗尔提出的对于翻译过程影响的三大因素之一的意识形态因素出发,研究50年代意识形态对杨必译本的操控,将该译本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探讨。     

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教育的终极价值是＂立人＂,教育最基本的社会属性是意识形态性。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对教育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功利性和工具性所带来的阶级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借助国家机器遮蔽教育的个人意识、全民意识、人类意识,致使教育承载过重的时代使命而弱化教育的生成性和发展性。当民众主观能动的理性判断能力不足以与不加思考的＂习惯性接受＂和自我肯定的＂立场性接受＂相抗衡时,国家机器的强势灌输就使教育的意识形态性空前膨胀,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消解教育的终极价值,使教育不像教育。     

河南当代诗歌的发展流变

新中国成立后,以河南籍作家为创作主体的河南文学创作队伍日渐形成,诗歌创作也日渐丰富成熟。＂十七年＂时期河南诗歌受其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多为＂颂歌＂;新时期以来,河南诗歌在创作视野、诗体艺术上均有很大拓展,呈现出百花齐放、多元共存的格局。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三国演义》中“义”的英译审视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虽以战争为主线,但其中的主要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义”贯穿了整部小说,因此,“义”的多义性能否在译本上还原,其多义性对应的翻译选词有何特点,翻译方法如何,这些翻译选词和方法受什么因素影响等话题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章基于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以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小说第一卷的罗慕士译本和虞苏美译本做了“义”的英译对比研究。研究发现,罗译本和虞译本在翻译选词上存在明显差异,罗译本中honor和loyal占比较大,虞译本则更偏向于使用loyalty和justice。此外,翻译方法上也各不相同,罗慕士偏向释译和厚翻译,虞苏美偏向浅化翻译甚至省译。文章认为,翻译差异主要受译者主观能动性、译者惯习、译者资本和其他行动者等因素影响。     

意识形态对毛泽东诗词翻译的影响

毛泽东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已被翻译为多种文字。意识形态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内翻译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前苏联第一个推出外语译本,亚非拉第三世界人民对毛泽东的索拜促使他们接受毛泽东诗词,改革开放后我国更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给译者更大的翻译自由。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间的转换,在评论译作时,不应只着重译作是否“忠实”于原文,还应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语言外因素对翻译活动和译本的影响。     

纠客 我就是找碴儿的

知道什么是纠客吗？不知道吧,那你OUT了。＂纠客＂,是指一群到处找Bug的民间高手。Bug一词,原意是英文中的＂臭虫＂,后来人们用来称呼电脑程序中隐藏着的未被发现的缺陷,而在影视剧中Bug被翻译为＂穿帮＂。眼下,这个新潮群体日渐兴盛,到处＂惩奸除恶＂,并且乐此不疲。     

求同与求异——论杨必《名利场》译本中的“文化传真”

杨必的译作《名利场》被盛赞为我国译苑中的一株奇葩,其成功之处在于译者如何＂忠实＂地再现原文的风格和内容。从＂求异＂和＂求同＂的角度分析杨必《名利场》译本中的＂文化传真＂度;指出译者在某些方面过于追求＂求同＂而忽略了＂求异＂的重要性,有失＂文化传真＂,其所谓的＂忠实＂不过是对译者自身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目的语文化的忠实;强调＂求异＂在文学翻译中对＂文化传真＂的重要性。     

论20世纪文学趣味与文化的转向

＂文学趣味＂作为在一定文化中习得的感性的审美价值判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趣味区隔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文学趣味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但文化趣味的走向主要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统治阶层内部斗争的结果。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求建立代表工农大众趣味的新文学,建国后这一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得以实现。可以说文学趣味的转向体现了文化的转向。     

记录“她”——那消失的一半历史

为什么英文＂历史＂一词的意思是＂他的故事＂她花了十年时间,游历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拍摄和记录沿途接触的女性故事。＂‘历史＇在英文里为什么是History（他的故事）,而不是Herstory（她的故事）？＂从走入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那一天起,彭怡平就没放弃追问这个问题。在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中,     

安阳方言中的一组语音合流现象

普通话里的结构助词＂的＂①,语气词＂呢＂和方位词＂里＂在安阳方言中的读法一致,且三词都受其前面字音的影响而严格地分为四种读音。本文具体分析了这四种读音各自出现的条件,并试图探析这组语音合流现象产生的原因。     

中文版式的设置及域代码在教学中的运用

Word原本是为编排英文设计的,比如＂拼写和语法＂主要就是针对英文设计的。后来Word进入国内为了适应中文格式,专门增添了＂中文版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遇到特殊需要时,我们还要借助于＂Word域＂才能更好地对。本文借助一个简单实例,对其进行加以探究,不但加深了初学者对中文版式的理解,而且使之对域也有了初步了解。     

意识形态对翻译出版的影响研究——以Animal Farm在国内的翻译出版为例

Animal Farm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部经典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中文译本已达36本。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该小说在中国不同时期翻译出版的情况。通过研究表明,因为受到了不同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该小说翻译出版的情况表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