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碳政策下供应链减排决策优化

建立了碳交易-碳税(环境税)并行政策下的两阶段供应链减排决策模型,研究了混合碳政策对供应链定价、产能、利润、减排率及最优的有偿配额比例、竞价底价、混合策略等的影响,并引入优先采购协议和碳排放约束-收益共享契约对供应链实施协调,得到既能降低供应链碳排放水平,又能增进供应链社会福利的Nash均衡减排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高强度的碳政策并不一定能有效激励企业减排,提高消费者对低碳产品认可度和碳市场活跃度才能推动供应链良性减排;(2)我国当前最优的有偿配额比例为3.4%,有偿配额-减排补贴的配套机制不仅能激发碳市场活跃度,而且其竞价成本效应和转移支付效应可对高污染落后产能发挥逆淘汰作用;(3)限价策略下的集中式决策能够实现减排效率的Pareto改进。最后,采用数值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环境政策工具比较: 基于企业减排的视角

论文采用企业最优规划模型, 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污染税、 可交易污染许可、污染排放标准和减排补贴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影响、对企业技术更新的激励效果、对污染排放总量的控制和政策实施成本. 研究表明: 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减排的技术能力和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 污染谎报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和政府监管力度,而与减排的技术能力无关; 在技术更新的激励效果方面, 完全遵守的污染排放标准是最优的、其次是不完全遵守的污染排放标准、再次是污染税和减排补贴、可交易污染许可效果最差; 在污染排放总量控制方面, 若企业存在技术改进可能, 污染税、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可以达到相同的政策效果, 可交易污染许可的效果最差, 若企业保持现有技术水平不变, 则污染税、可交易污染许可、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可以达到相同的政策效果; 在政策实施成本方面, 污染税、减排补贴和污染排放标准具有相同的实施成本, 可交易污染许可的实施成本最低.     

混合驾驶环境下的早高峰出行行为分析

本文同时考虑了自动驾驶汽车与普通汽车在行车与停车两方面的行为差异,研究了两者共存时瓶颈交通走廊的早高峰出行行为.考虑了以下三种情形:1)自动驾驶汽车仅提高道路通行能力;2)自动驾驶汽车仅降低出行时间价值(VOT);3)同时影响道路通行能力与VOT.分析了每种情形下所有可能的均衡出行模式,并推导发现,晚出发的出行方式具有更低的均衡出行成本.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分别讨论了自动驾驶汽车渗透率对走行、延误和空驶等成本的影响,以及通行能力、VOT的变化对系统总成本的影响.     

碳税政策下的供应链减排决策研究

针对政府对碳排放征税及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存在偏好,分别研究了随机需求下批发价契约及收益共享契约下生产商的碳减排决策问题,并比较了减排前后两种契约的最优参数.研究表明,收益共享契约能够协调不减排/减排下的供应链,并改进链上成员的收益;并且在两种契约下:都分别存在唯一的减排率使生产商/供应链整体收益最大,并且对批发价契约下生产商和零售商,及收益共享契约供应链整体,都分别存在一个使他们能从减排中获益的减排率上限.减排后,最优批发价的升降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增加量,共享比例取值范围的变化取决于供应链的效率,且当消费者愿意为低碳产品多支付的价格比例高于单位生产成本的上升比例时,共享系数取值范围下降,反之,则上升.     

物联网环境下碳配额和减排双重约束的企业资源共享策略

制造业之间的产能不均导致了许多潜在的浪费,为使现存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利用,物联网平台可以帮助制造商双方进行信息对接,克服产能不均的限制,实现资源共享.本文以两个制造商为研究对象,探讨双方进行产品转移的最优决策问题,建立了碳配额和减排双重约束的利润优化模型.在两种情景下(双方碳配额都充足,一方充足一方不足)分别讨论了制造业之间产能共享的优化决策,并通过数值分析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配额不足能促进企业的积极减排.产能充足的企业的减排成本及碳价格对双方资源共享的条件有直接的影响.在企业减排成本接受范围内,产能充足的企业的减排有利于其竞争优势的提高.     

限额交易减排政策对企业生产策略的影响

随着减排要求日益强烈,排放限制已成为排放依赖型企业生产策略制订的重要约束。基于报童模型分析框架,分别在强制减排政策和限额交易减排政策的约束下,建立了企业期望利润最大化的优化模型。根据两种政策下企业最优产量决策和最大期望收益的比较发现,尽管限额交易减排政策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产量,同时减少排放量,但并未相应地减少企业的期望收益。     

动态惩罚机制下企业环境遵从行为演化动态分析

为应对日趋凸显的环境污染问题,运动式执法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区域环境治理中频繁使用的治理工具。就规制实践而言,企业环境行为选择愈发显著的受到动态惩罚机制的刺激与激励;但在理论层面,该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深入探讨了动态监管机制下的企业环境遵从行为演化动态及其规制策略设计问题,以期为相关决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监管能力存在明显约束的条件下,精心设计的动态惩罚机制能够成为实现区域内企业环境遵从行为良好诱导与控制的有力工具;并且,相比模糊型动态惩罚机制,明确型动态惩罚机制能够取得更好的规制效果。然而,研究进一步发现,就我国现阶段国情而言,政府仍需将如何走出‘两高一低’的困局作为环境治理改革的关键性任务;同时,也需注重由运动式环境执法向常态式环境执法的转变。     

供应链环境下核心企业系统的混合动态建模与仿真

系统动力学方法和基于Agent建模方法单独应用于供应链系统或企业系统建模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详细分析了供应链环境下核心企业系统混合建模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核心企业内部考虑混合建模的基于多Agent系统和系统动力学方法的混合动态模型,可供供应链各实体间以及核心企业系统内部各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耦合的分析;解决了JADE软件环境下系统集成仿真的关键技术;对该模型的仿真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验证了供应链及其核心企业系统混合动态建模的可行性。     

碳交易政策下三级供应链双领域减排合作

随着供应链的进一步延伸,越来越多的运输企业被纳入其中,由此带来的3PL企业的碳排放问题也受到日益关注,在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具有偏好和碳排放权可交易的背景下,以定价和减排作为排碳企业的两个不同决策领域,分别分析了三级供应链系统在分散决策、协调决策和合作决策下的合作减排问题。结果显示,供应链企业在减排领域开展合作将有利于各自企业的减排效果,并且供应链企业所开展合作的领域越广泛,程度越紧密,越有利于供应链整体的减排效果。     

非对称减排技术水平下企业减排投资策略及合同设计

针对政府引导企业减排问题,考虑企业的减排技术水平与减排资金投入均为企业私有信息的双重信息不对称问题,将政府向企业的支付考虑为一个排放量的线性函数,构建了政府和企业间的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企业减排激励合同的设计。求解模型并分析最优激励合同,并与减排技术水平对称时的情形做了比较。结果表明:当政府不确定企业的减排技术水平时,政府的期望收益和激励强度下降,而拥有私有信息的企业的减排资金投入降低收益却增加,说明政府获取企业的减排技术水平的信息,有利于改进激励策略,为政府引导企业积极减排提供了决策支持。     

需求偏好演化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路径与绩效

消费者对环境创新产品的偏好是企业环境创新的重要动力,而消费者偏好受群体内其他成员偏好影响和外界刺激发生渐变和突变.基于计算实验方法构建模型,模拟不同偏好突变情境下消费者偏好演化过程和企业环境创新过程,揭示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微观动因,并分析不同情境下环境创新策略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实验结果显示,个体环境偏好突变在不同群体环境偏好演化中扮演桥梁角色,并对推动社会整体环境偏好改变发挥重要作用;而当社会整体环境偏好水平较低时,为保护企业环境创新积极性,政府应通过激励或补贴等手段降低企业环境创新风险.并与环保组织、媒体等共同努力,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推动消费者环境偏好的突变.     

政策协同：节能减排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政策运行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无序性的加剧,深入研究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在概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出台情况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节能减排政策以及政策协同研究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梳理,发现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其不足和实施困境、评估其效果、分析不同政策情景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成本、探寻最优的政策途径、 分析政策福利以及进行国际比较与借鉴等方面,而对于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问题关注较少;政策协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讨论其现状、必要性、协同效果和实现机制等. 借鉴政策协同的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进一步从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协同现状及效果评估、国外协同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最优协同方式探寻、国际协同模式和最佳协同程度分析、 避免协同失败和负效应的途径探索、非节能减排政策与节能减排政策间协同分析、协同机制构建等七个方面讨论了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协同的后续研究方向.     

混合研发形式下的企业投资决策

混合研发是将自主研发与协作研发相整合的一种研发形式。考虑产品替代性建立混合研发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对称性网络中混合研发3种合作方式即单边、双边和完全合作下的企业最优研发投资,并比较这3种合作方式对研发投资的影响。     

碳交易机制下具有学习行为的生产和减排策略

研究了碳交易机制下制造商在有限计划期内的生产和碳排放控制策略,其中固定生产成本与固定碳排放量同时受到学习行为的影响且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时变特征。通过将最小总成本对应的生产策略与最小碳排放总量对应的生产策略及不考虑碳排放时最小总成本对应的生产策略进行比较,分析了碳交易机制对生产次数、最小总成本及碳排放总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最佳学习因子使碳排放总量达到最小值;碳交易机制下最小总成本对应的生产次数与碳排放限额无关;制造商可以通过调整生产次数达到降低现有碳排放总量的目的。最后通过数值实验对碳排放参数和学习行为参数进行了灵敏度分析,并指出了实验结果的经济含义和管理启示。     

云环境下海量数据资源管理框架

针对互联网的海量数据的处理,提出了一个管理框架THCloudFramework.该框架包含了云环境下的数据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主要有资源物理存储和逻辑存储、副本管理与迁移、海量存储网划分和负载均衡、资源虚拟化、用户资源使用方式及其资源组合等.分析了存储资源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实现,详细阐述了海量存储网的生成、更新及其负载均衡.分析了海量数据的统一转换与管理方法.提出了海量信息资源的安全管理实现方法及其资源的组合实现方案.该框架给出了一个云环境下数据资源管理与应用的完整方案,为云计算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     

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研究公众参与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环境治理的决策演化过程,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行为交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策略主要受企业行为、公众参与和地方经济效益变化的影响,受地方政府行为和环境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公众参与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策略跨越{不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消极治污}的不良锁定,达到{严格执行环境规制,积极治污}演化均衡的必要条件。通过加大对企业消极治污行为的处罚力度、提升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成熟度、提高地方政府规制不力的声誉损失等措施可有效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策略收敛到理想均衡。     

基于企业减排的森林碳汇需求决策机理与政策仿真

本文基于企业对不同减排路径的选择,采用一个不确定条件下的积分算法,构建了企业对森林碳汇的需求决策模型,并以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碳交易试点的7个省市中北京、上海、湖北、广东4个省市为案例区,选择火电、化工、钢铁3个碳排放密集型代表行业,按照各样本省市这3个行业目前参与自愿减排的数量比例,共计选取89家自愿接受碳减排的企业为案例,每个案例企业再具体调查31个具有独立投入-产出核算的能耗单位,总计2759个减排单位样本。通过计算样本减排单位自行技术减排成本,拟购买的森林碳汇项目供给成本,案例区减排配额的价格,进而考虑政府减排技术补贴与购买森林碳汇补贴两种不同补贴政策组合所构成的三种政策实施情景,模拟分析了样本减排单位在不同政策实施情景下对森林碳汇需求的决策过程。模拟结果表明:在当前无补贴政策的初始状态下,只有181个样本减排单位将选择购买森林碳汇减排,占比7%.如果政府单纯实施技术减排补贴政策,则当补贴提升至168元时,购买森林碳汇减排的减排单位数量将上升为332个,占比12%;反之,如果政府单纯实施碳汇减排补贴政策,则当补贴提升至168元时,购买森林碳汇减排的减排单位数量将上升为910个,占比33%;如果政府同时实施技术减排补贴和碳汇减排补贴政策,两种补贴都提升至168元时,购买森林碳汇减排的减排单位数量将上升为1683个,占比61%.本文所提出的基于企业减排路径选择的森林碳汇需求决策模型为研究企业对森林碳汇需求的形成机理和评价政府不同的碳减排政策效应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为未来我国增汇减排战略的制订与实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基于混合三寡头模型的企业跨国竞购行为

构建了混合三寡头的三阶段跨国并购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企业在海外竞购中"恶性竞争"问题,给出企业跨国并购的可行集及并购使福利提高的范围和条件。研究得出,当国内企业进行跨国竞购时,公有企业总会比私有企业表现更积极,对外国企业的出价更高,这是公有制企业的性质使然,也是公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为解决上述问题,应该尽量避免仅有国企参与竞购的局面,要给予国内私有企业与国企一起参与跨国竞购的公平机会,以私企作为标尺和参照,可以抑制国企的过高出价,改善社会福利。     

碳交易下考虑产业共生的制造商减排行为演化博弈分析

在能源低碳化转型和工业绿色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制造商可以通过产业共生利用废弃物替代原材料进行清洁生产,实现节能减排。基于此,本文建立了碳交易下制造商群体在竞争市场中的双方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其生产决策和减排行为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商双方采取不同策略时,实施碳减排的一方相较于另一方,可获得更多的利润;双方采取相同策略时,在一定条件下,实施碳减排获得的利润大于不实施碳减排策略。(2)制造商群体演化博弈显示,当制造商群体初始状态处在边界点时,其演化稳定策略保持不变;当初始状态处在内点时,其最终状态为：一定条件下大部分制造商选择碳减排策略。(3)过高的碳交易价格会使不实施碳减排的制造商的利润随着实施碳减排的制造商减排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因此,政府需考虑市场竞争合理设定碳交易价格,以有效推动制造商通过产业共生实施碳减排。(4)实际生产中,本文建议制造商通过联盟合作、提升降碳生产技术等多种手段,降低废弃物减排成本和产品含碳率;对于政府而言,可以考虑在碳交易市场机制之外采取混合征税或者补贴等其他规制措施,进一步推动制造商实施碳减排,促进产业共生的形成。     

节能减排政策制定部门的协同有效性——基于1195条节能减排政策的研究

依据收集的1978年至2013年间颁布的1195条节能减排政策,采用统计分析和合著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各节能减排政策制定核心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同情况.在对各部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过程中的协同程度进行量化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模型深层次研究了发改委、财政部及环保部等政策制定核心部门两两协同对节能绩效的影响和对减排绩效的影响,探究了环保部与其他节能减排政策制定部门协同的效果.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节能减排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协同逐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部门协同现象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在节能减排政策制定的协同过程中,财政部、发改委和环保部扮演着环境治理的"铁三角"角色,环保部作为节能减排工作的主要承担部门,与其他部门协同的程度小于财政部和发改委等掌握权力和资源的部门,且环保部与其他两部门的协同对节能减排绩效的影响尚不显著;节能和减排两大技术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对等的关系,同两部门间的协同对节能的影响和对减排的影响存在显著性不同,相关部门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有待进一步认识二者的差异以提高节能减排的效率.本文还从深化部门合作、强化相关部门作用及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