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对投资行为及动机的影响

公司现金持有决策是 "最大化股东价值"的"预防性动机""交易性动机"与"最大化私人利益"的"自利性动机"相较量的结果;由此形成的现金持有量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投资行为及其动机的表现呢 ?本文以1998～2003年连续4年以上有数据的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现金持有过量与不足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论证,发现:现金持有过量公司的超额现金量会引起固定资产投资、长期投资的增长,短期投资的下降.现金持有不足公司无影响;现金持有过量公司的长短期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以及超额现金的投资使用效率相对现金持有不足公司较低.这表明现金持有过量公司的投资行为以及过量现金的投资使用行为都存在过度投资现象,投资行为的自利动机表现强烈.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对融资时机偏好的影响

以1994～2003年连续6年以上有数据的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前三年净利润平均增长率代表公司成长性；以公司股权市值与账面价值之比衡量股价偏离度；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公司现金持有量是否能发挥其预防性动机的作用，选择较好的融资时机从而避免较高的融资成本？现金持有量的多少是否会影响公司融资时机选择偏好强弱？得出的结论是：现金持有过量的上市公司有强烈的融资时机偏好；无论成长性高低，现金持有过量公司的融资时机偏好都强于现金持有不足公司的时机偏好；在现金持有不足的样本中，低成长公司的融资时机偏好较强。     

融资约束、客户关系与公司现金持有

采用2001～2014年我国A股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融资约束理论对客户关系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机理和具体路径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研究发现,客户关系集中度越高、客户关系波动性越大,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高,且这种影响在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里更为明显。对客户关系集中度以及客户关系波动性增加公司现金持有的机理进行分析,证实了较高的客户关系集中度和波动性能够增加公司外部融资成本,进而增加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其具体路径为:客户关系集中度越高,越有可能向主要客户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得到更少的商业信用,同时降低了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客户关系波动性越大的公司,向主要客户提供越多的商业信用,并得到越多的商业信用,但客户关系波动性对公司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影响程度比对公司从客户得到商业信用的影响程度更大,同时,客户关系波动性越大的公司获得银行贷款越困难。为从客户关系的角度解决中国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过高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负担、融资束缚与现金持有能力

以2005~2013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从现金持有能力角度,探讨公司社会负担对财务运营带来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承担的社会负担越多,公司现金持有能力越小,这种影响在经济欠发达和失业率居高的区域表现尤为明显。对公司社会负担减弱企业现金持有能力的机制和机理分析验证了公司社会负担可以影响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进而得出公司社会负担造成微观经济投资主体行为扭曲,阻碍公司提供经营效益的提高和激励机制的发挥,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结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20年伊始发生的新冠疫情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相对其他企业显著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增持的现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减少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的现金流支出.企业在调整现金持有决策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预防性动机,即持有现金以预防未来现金流短缺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而现金持有的代理动机并不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增持现金的行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有表现,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疫情的冲击下,管理层并未产生明显的悲观情绪,但普遍表现出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情绪,这种不确定情绪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企业现金持有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传导作用.最后,研究表明,企业在疫情期间增持现金的行为能够引起市场积极反应,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企业商业战略、融资约束与现金持有价值

企业商业战略会影响组织信息环境的构建,形成迥异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波及投资者对于企业持有的现金定价。选取2007~2014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企业商业战略对于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融资约束条件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相对于执行分析型战略的企业,执行进攻型战略的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有所降低,而执行防御型战略的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有所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程度对企业商业战略与现金持有价值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执行进攻型战略的企业而言,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加深,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而对于执行防御型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加深会加强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正向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研究

随着环境和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凸显.本文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现金持有价值在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和分布的厚尾特征,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克服一般均值模型的模型设定限制,发现:1)在资本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了现金持有的价值,并且随着企业市值的增加,这种正相关效果更加显著. 2)在产品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能显著提升高销售增长率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在低销售增长率企业中,低水平社会责任则会损害现金持有价值.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能够缓解管理者与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矛盾,从而改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认知并赋予更高价值.本文的结论也为管理者自觉从事社会责任活动提供了部分证据.     

不同规模企业兼顾投资动机的现金持有决策动态规划模型

现金持有水平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事项,本文利用连续型动态规划对管理者和股东的现金持有最优决策进行了研究.基于投资动机持有现金的研究结果表明:不管是规模不变还是规模变化时管理者和股东的最优决策都是bang-bang控制,现金和非现金资产与企业(股东)价值之间都是存在倒U形关系.而且考虑现金真实回报率后,管理者和股东最优现金持有决策的bang-bang控制点有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导致一类新的委托代理成本.     

基于动机理论的现金持有决策模型与数据模拟

Keynes的货币持有动机理论是建立现金决策模型的重要基础,在同时考虑企业三种现金持有动机的基础上建立现金决策模型。结合文献中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经验结果进行数据模拟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企业应该关注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的现金需求,而非投机性动机的现金需求;二是企业经营资产收益率和投机回报率只有在出现极端值的情况下才会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产生影响;三是未来预期投资规模不会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经验研究开拓思路,有利于详细考察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变动的不同原因。     

现金持有、研发投资平滑和产品市场竞争绩效——基于中国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

研发投资支出需要大量资金长期、持续地投入,而企业的融资却充满了风险,高科技行业企业尤甚。研发支出的波动将引发高昂的调整成本,因此,企业需要维持相对稳定的研发投资水平。采用80家沪深两市A股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其自2007年新会计准则规范研发投资相关账户信息披露后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现金持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平滑作用及其在产品市场上所产生的竞争效应。结果表明,现金持有能很好地平滑企业研发投资,这种平滑作用还对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产生了影响,在研发投资支出平滑程度较高的企业中,研发支出与现金持有对产品市场竞争绩效有更明显的积极作用。此外,当企业面临融资受限时,现金持有对研发投资有更明显的平滑作用,且平滑程度高的企业其现金持有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积极作用也更大。     

企业现金持有对投资的平滑作用比较分析——基于投资资金风险诱因的视角

实证检验了现金持有在企业投资支出中的平滑作用,并从投资资金风险诱因的视角,通过分组回归,比较分析了企业融资受限程度、现金流风险和对冲需求对其现金持有投资平滑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投资凸性调整成本后,企业现金持有增量对投资支出有显著的反向作用,说明企业通过降低现金持有水平、释放流动性的方式来平滑其投资,且这种平滑作用在高融资受限、高现金流风险和高对冲需求的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     

现金持有、信用等级、债券利差

近年来,国内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引发投资者对于未来债券市场的担忧。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发行上市的公司债为研究对象,采取了货币资金与(总资产-货币资金)比值和营运资本与(总资产-营运资本)比值度量企业现金资产和流动性资产水平,结合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特点,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了现金持有、信用等级、债券利差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现金持有对公司债券利差的影响与信贷周期关系紧密;第二,发债主体信用评级越高,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越能显著降低公司债券利差。     

不同行业竞争特征下现金持有对投资的平滑作用的比较分析

利用中国2001~2012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带凸性调整成本的动态投资模型,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从市场竞争特征和经营竞争特征两个维度出发,选取了市场集中度和行业内企业间经营相似度两个行业竞争度量指标,考察了不同行业竞争特征下现金持有对企业投资平滑作用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竞争特征下现金持有对企业投资的平滑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在市场集中度高以及企业间经营相似度高的行业内,现金持有对企业投资具有更明显的平滑作用。     

现金持有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威慑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企业行业竞争对手的视角,实证证实了现金持有威慑效应的存在性,以及部分通过抑制企业投资支出的中介渠道进而影响企业产品市场业绩。多元化经营调节效应的拓展分析显示,在更为纯净的专业化经营企业样本中,竞争对手现金持有威慑效应更为显著;多元化经营弱化了竞争对手现金持有的威慑效应,使得其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下降,进而降低了其对企业产品市场业绩的负向影响。该研究深化了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相关实证研究,同时为理解企业多元化经营动机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交叉持股是否导致收益的可预测性?--基于有限注意的视角

选取从2005-2008年的A股交叉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发现被持股公司(子公司)股票的历史收益与持股公司 (母公司)股票的当期收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通过构建按月调整的零投资组合, 发现该投资策略可以获得2.01% 的月超额收益率, 在控制了风险因子和公司特征之后依然是显著的. 进一步地, 用公司规模、历史收益、换手率、是否被同一只基金所持有等来衡量投资者的注意力, 发现交叉持股动量收益的显著性对注意力代理变量是比较敏感的, 这恰好与有限注意假说一致.     

不同调整路径下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比较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部分调整模型提出了不同调整路径下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计算方法,并且从全样本、分行业以及分现金状况三个方面,测算和比较了我国上市公司通过商业信用、短期负债、长期负债、股票以及内部留存五条路径调整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主要依靠外源资金调整资本结构,最有效的外源调整路径是股票,效率最低的路径是长期负债,...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同伴效应研究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两个角度,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同伴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存在同伴效应,即公司是否派现受到同伴公司的显著影响,而且,该现象集中在高成长性且低现金流公司样本中;同时,研究并未发现上市公司的派现水平存在同伴效应.这些结果表明,在半强制分红的制度背景下,高成长性低现金流公司为了争取到再融资资格,会充分考虑同伴公司的派现决策并做出反应,但它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同伴公司是否派现,而不是其派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学习、行业竞争以及高管声誉关注是公司派现意愿同伴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公司财务决策同伴效应的相关文献,有助于在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理解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     

董事长早期贫困经历与企业精准扶贫——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6～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对象,探究董事长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同时探究货币薪酬激励与两职合一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董事长早期贫困经历对企业精准扶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货币薪酬激励会增强董事长早期贫困经历对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董事长兼任CEO则会削弱早期贫困经历对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在产业发展脱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多个精准扶贫领域,董事长早期贫困经历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董事长早期贫困经历对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在外部市场化程度以及现金持有水平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宽了高管早期经历及社会责任相关研究视角,也为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精准扶贫责任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无条件分位回归的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研究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作为现代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一直是社会的焦点.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首先研究了公司规模、每股收益、营业收入、流动负债和高管持股比例作用于高管薪酬不同分位点处的条件分位偏效应,结果表明它们在不同分位水平下的影响各异;然后为了获得这些因素的一般边际影响,利用无条件分位回归分析了它们的无条件分位偏效应,结果指出公司规模、每股收益和营业收入与各个分位水平的高管薪酬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而流动负债则为负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低分位水平的高管薪酬正相关而对中高分位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最后对相关结果进行了对比,发现每个影响因素的条件和无条件分位偏效应有所区别,并且无条件分位偏效应的解释意义更具有现实价值.     

高管“抑制”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高管"抑制"措施能够缓解高管"趋利避害"行为,从而提升公司创新绩效。然而,来自中国A股的数据表明:对现阶段中国上市公司而言,高管"抑制"措施尚未发挥应有效用。具体地,本文首先考察了高管"抑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高管薪酬越高、独立董事规模越大越不利于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女性高管规模扩大能提高公司创新绩效。另外,本文还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抑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国有上市公司不同的是,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规模对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