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休闲--历史·文化·哲学的视角

休闲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境界。考察休闲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休闲研究（leisure studies)的兴起,其实质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现代人类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厘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类的自省－未来的路如何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更多的意义是让我们学会思索－如何“成为人”,成长快乐、自由、富有创造力和具有追求真善美能力的人。休闲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本颇值一读的好书--评《兵器进化之路》

信息化时代,信息早已泛滥,书籍作为承载知识信息的载体,同样已不堪重负.一边,新书以无以复加的速度不断问世,一边,真正有分量的好书却风毛鳞角.然而,由军事技术史、军事技术哲学专家--国防科技大学刘戟锋教授新著,北京理工大学编辑出版的<兵器进化之路>,集作者20余年沉潜研究的深厚功底,给军事学术界呈现了一部文字精练,知识性、可读性兼顾,对军事技术研究人员、部队指战员及对军事技术感兴趣的广大青年学子而言,无疑是一本颇值一读的好书.     

《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评介

自近代学术勃兴以来,医史学者对中外医学关系的探讨就一直没有降低过兴趣,而在近年“新史学”口号下倡导的“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研究中,它更成了需要重点讨论的课题之一。其中,由于历史上中印文化的异乎寻常的亲密接触,中印医学的关系史几乎就成了“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的辉煌篇章中,中印传统医学的交流确实占有了灿烂夺目的一页。像印度文化的诸多其他因子影响中国一样,印度医学对中医的     

21世纪休闲前景的透视--《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介评

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各层面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新名词、新课题、新领域不断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甚至引起了科学及社会研究的关注,休闲便是其中之一.休闲是当今大众关注的热门话题,休闲娱乐是商业经济追逐的卖点,而休闲学也正逐渐成长为一个日益成熟的学科研究领域.它之所以倍受社科界的关注是因为实践和科研不断表明,人们的休闲意识和休闲方式既能反映出社会各层面的变化,同时又与这些变化有着互动的关系.探讨并预测变化与休闲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是一个极具时效性和挑战性的课题,美国休闲哲学界著名学者杰弗雷·戈比在<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一书中对这一课题作出了科学、细致的分析.对普通读者、休闲娱乐界相关人士乃至专家学者而言,<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将是一本集趣味性、启发性与学术价值为一体的成功之作.     

一本有价值的物理学方法论专著——评介凯德洛夫主编的《物理学的方法论原理》一书

1975年,苏联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Б. M. 凯德洛夫和H. Ф. 奥夫钦尼科夫主编,由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和技术史研究所的一批高级研究人员参加编写的《物理学的方法论原理》(付标题是“历史和现代”)一书。全书中译文约35万字,即将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一本富有时代特色的科技伦理学著作--评《现代科技伦理学概论--高科技伦理研究》

当今高科技成果已使我们的世界发生了极大变化,计算机网络技术不仅使人们从繁琐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虚拟生存;宇航技术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而且使我们的信息传播、资源勘探、气象预报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成功,不仅使人类进一步了解了自身的奥秘,更好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甚至有了控制自身进化的可能.科学技术似乎变得无所不能,许多人幻想着科学技术可以使他们一切美梦成真.     

关于《九章筭术》之文津阁本

本文通过《九章筭术》之四库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聚珍版的校雠,发现文津阁本的抄录比文渊阁本认真得多,其舛误甚至比聚珍版还少;文津阁本是依据《九章筭术》戴震辑录校勘本的正本抄录的,应该比文渊阁本早;文渊阁本不是根据戴震辑录校勘本的正本抄录的,而是根据其副本抄录的;笔者准备汇校《九章筭术》的过程中,由聚珍版与四库本恢复《九章筭术》的《永乐大典》戴震辑录本是正确的,但是使用文渊阁本则有失偏颇,而应以四库文津阁本为主,以聚珍版、文渊阁本参校对校恢复之,从而为校勘《九章筭术》提供更准确的底本。     

寻找社会转型的科技杠杆--《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评介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刘大椿和段伟文所著《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一书出版 (江西高校出版社 ,2 0 0 2 )后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全书分为五个部分 :一、伟大的杠杆。回顾从近代科学革命到现代科技革命的历程 ,提出对科技革命的积极的回应 ,探讨亘古未有的社会巨变 ,分析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机制。二、社会嬗变的主要助力。客观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把蛋糕做大”的策略 ,细致地探究社会对体制的冲击和调整 ,提出“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知识为主的社会。三、曲折的基本缘由。透过苏联…     

社会学视野下的当代科学形象--《科学社会学新论》评介

科学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类活动，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成就最为独特而显著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及其物化的技术是构筑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维度之一，它不仅塑造了近代以来人类生存的现实背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规定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可能前景。凌顶无低山，曲高和不寡。当此之时，科学受到来自其他文化形式的审视与反思，就是最符合它的本性的、水到渠成的现象。当丹皮尔从历史的角度称赞“再没有什么故事比科学思想发展的故事更有魅力”的时候，人们同样可以从现实的角度期待科学能够成为社会学的适当题材。因此，作为学科的社会学一旦成熟，就立即把目光投向了科学，催生了引人注目、生气勃勃的科学社会学。高建明教授广泛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人类生态思想史的卓越探索及其当代价值——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文本解读

沃斯特以独特历史维度,精心串联并逻辑勾连欧美近300年的生态思想史,系统阐释各时代生态思想并对现实环境问题做深刻而富有哲理的理论剖析,给读者提供更为广阔的思路与独到见解。沃斯特关注自然与人的发展历史的内在关联,尤其注重自然如何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动力,并通过研究怀特、林奈、梭罗、达尔文、克莱门茨、利奥波德等杰出生态思想家的观点深度阐述生态思想对人类认识自然甚至认识自己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在沃斯特看来人类所谓认识到的历史,其实就是自然的发展历史。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成为人类共识的当今时代,沃斯特的真知灼见必将产生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应正确认识人为中心主义，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所谓“自然界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全面发挥人的认识能力和主体性，在行动上力求接近客观规律，求得人类本身的全面发展。     

疾病史与世界历史的书写——《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译本评介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一书,叙述了不同地区的医学传统和疾病史以及人类主要疾病的历史和地理分布,为研究者快速掌握不同国别史中对疾病研究的概况与动态提供了一本极好的研究手册,同时也使我们反思在重视具体文化语境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跨文化的疾病史书写.     

庞迪我、孙元化《日晷图法》初探--兼论牛津本《天问略》中的三种晷仪

文本和技术两方面的细致比较表明,庞迪我和孙元化的《日晷图法》与陆仲玉日晷著作抄本的第一部分以及汤若望和朱確的同名著作内容基本相同,可以认为它们均出自庞迪我和孙元化的手笔.另外,徐朝俊的同名著作与庞、孙二人著作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联系.     

《技术与发明》:一本别样的技术史普及读物

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所著《技术与发明》一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一套名为我们的国家系列丛书中的一种,是一本别样的、颇具特色的技术史普及读物。其突出特点如下。     

一本科学学的新著——介绍《科学的自主》

小毛里斯·恩·里希特(Maurice N.Richter,Jr.)著的《科学的自主——一个历史的和比较的分析》(The Autonomy of Science-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已于1980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Schenkman出版公司出版。全书共九章,179页, 作者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分析历史上和当代的各国科学体制,着重注意科学“自主”的概念,讨论科学相对于社会环境,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并以哪些方式是“自主的”。     

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亨利·埃茨科维兹《三螺旋》评介

目前在我国发挥区域优势,实现自主创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包括实现自主创新的条件和模式是什么?关键是什么?自主创新与非自主创新的根本区别在哪里?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维兹由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地区、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两个案例出发而得出的"三螺旋"理论,可能会给研究高技术区域创新带来灵感和启示.     

可持续发展中的经济博弈--简析《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人类可持续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透过<京都议定书>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发展最大阻碍来自于各国对经济利益的争执.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下,各方还是以妥协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在经济的博弈中,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从根本上就是要找到一条与经济的发展相互妥协、协调的道路.     

品读《一名之立，费三百载》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一名之立,费三百载——logic定名评述过眼录》^[1]的文章,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杨全红先生。文章介绍了“逻辑”一词定名历经三百余年的旧闻轶事,读来十分有趣。杨文旁征博引,将平日所作笔记刊出,每录言论,则以言论之作者冠为名头,言论之后又标出引文出处,中规中矩。以“逻辑”定logic,可以说是汉语术语规范过程的一个缩影,个中玄妙,也值得我们一再深思玩味。据杨文引述,周振鹤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缺少“逻辑”这样的西方哲学的概念,致该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其定名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明末,耶稣会士依拉丁语(logica)音译作“落日伽”,后又意译为“道”、“理”;至晚清,严复译作“名学”。日本人又译为“论理学”。据统计,到清末为止,逻辑的译名计有近五十种,没有一种占压倒多数。民国初年,章士钊力主使用音译“逻辑”,引起报上争吵。其后亦多词并立,至20世纪下半叶,终告逻辑取胜。严复曾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名之难,由此可见。不过,译名难,定名亦不易。以西人所云logic一语为例,据说至清末,其在我国即有50种译名之多。一个术语在一个国家之译名竟达半百,其混乱是怎么也难免的了。为规范和统一该术语,我国学人一直在努力,商榷和争鸣即时有所闻,据称民国初年报刊上还因此上演过一段“文斗”呢。该词之“逻辑”译名最终为国人接受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难怪有人要说：“一词之立,费三百载”！一语“逻辑”,五十异名。“译名”自然不是“异名”,但是译名确实导致异名。中国古文中常有通假,意指汉字的通用和假借,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包括同音通假,如以“公”为“功”,借“骏”为“峻”;双声通假,如借“祝”为“织”,借“果”为“敢”;叠韵通假,如借“崇”为“终”,借“革”为“勒”。古书多用通假字;今简化汉字也常常采用,如借“谷”为“穀”,借“吁”为“籲”等。^[2]“译”与“异”同音,倒也符合通假的定义。然而从译名到异名的逻辑,却是隐藏在“一名总有多人译,思前想后各不同”的客观道理之中。由此,译名之单数仍为“译名”,译名之复数,便是“异名”。章士钊说,这是“文人通病,每不肯沿用他人已定之名”。他认为,“以义译名”(意译)常常不能吻合原意,所举之例便是logic(逻辑),以作为“音译可免争端之证”。但是音译与意译之争似乎经久不衰,难分轩轾。或问,西方逻辑何时登陆中国？第一次中译文本又系何人所为？杨文有答者曰：傅季重：明朝李之藻同傅汎济合译并于明崇祯四年(1631)刊行的《名理探》,为西方逻辑的第一个中译本,以“名理”译logic。明末来华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亚里士多德的logic时,将其译为“辨学”(亦谓“辩学”,见于《辨学遗迹》)。清道光四年(1824),乐学溪堂刊行的佚名译《名学类通》中,则将logic译作“名学”。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严复在作名学讲演时开始使用“逻辑”一词,并着手翻译《穆勒名学》。他既首创“逻辑”这一音译名,又不摒弃意译的“名学”,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名”这个词才与西方的logic含义相近。1902年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氏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胡晓翔：《浅议译名的是非及翻译的标准》,《上海科技翻译》1996(3)。回首“逻辑”术语公案,杨文引王秉钦^[3]言论：第一个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章士钊先生,他在《民立报》和《甲寅》周刊上发表意见,主张音译。章士钊《逻辑指要》称：“明李之藻所译,是葡萄牙人傅泛际书半部,……马相伯讲授逻辑,以致知二字牒之,未定专称,所撰《致知浅说》……。”其中“傅泛际”或与“傅汎济”无异。李之藻(1565—1630)是明末科学家,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万历进士,历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等职。曾随利玛窦学习西洋历算,主张西法,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读杨先生文,使我联想起“经济”。经济是现今高频词,至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媒体的表现如此。关于经济一词的来历,众说不一,颇有争议。有人说“经济”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再传到中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词是“出口转内销”。早年间在中国,也有以音译“经济”即economy的时候,写成汉字,表示为“依康老蜜”(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4]今天再看时确实有趣得很。《甲寅》杂志创刊于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主编。读者容挺公对以音译名词如“逻辑”、“依康老蜜”用作学名提出异议：“……倘指科学,用作学名,则愚颇以音译为不适。”百年以后,时过境迁,“老蜜”不再,“逻辑”依然。说明音译意译各有千秋,绝不是简单一句话所能取舍判断。天下文痴,乐在品书。读好文章,当然过瘾。不过也有小小困惑：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号秋桐。历史上另有“章氏”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也是学者,太炎是他的号。杨文列在“章太炎”名下的言论(64页),称“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此与同文前引陈福康言论(61页)中“章氏认为……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似为同调。但两个“章氏”确有不同。或请释之。^①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愚得以品读一词三百载,幸甚至哉！ ① 确系“章士钊”之误,作者随他人(林行止先生)而错,本刊向读者致歉。——编者     

品读《一名之立，费三百载》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一名之立,费三百载———logic定名评述过眼录》[1]的文章,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杨全红先生。文章介绍了“逻辑”一词定名历经三百余年的旧闻轶事,读来十分有趣。杨文旁征博引,将平日所作笔记刊出,每录言论,则以言论之作     

认识的图画--丹皮尔《科学史》中的认识论思想

丹皮尔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理性研究,是心灵就世界所绘的图画,但图画只是图画,科学无法反映世界的形而上学本质,因此,他反对用理性形而上学来统一科学认识的企图.他认为,科学图画的形成如同七巧板的拼凑,起初并无规则的七巧板,在认识发展的某一时刻则能拼凑成一幅合规则的图案,但是,由于认识是一无止境的过程,因此,认识的图画永无完全拼合之日.丹皮尔认为科学认识有它固有的局限,它不足以反映存在及其整体,因此还需哲学、宗教的补充,但他又反对把科学归并在它们之下,他坚持它们各自的用处,这就决定了丹皮尔对认识的统一性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