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吗?——兼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产生两种说法原因的考证

目前出版的各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等,均把出席我党“一大”的代表包惠僧说成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代表。本文对此提出了异议,并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考证,确切认定:一是出席“一大”的代表包惠僧不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有异于其他十二名代表的“特殊代表”,而是作为广州小组两个代表之一出席“一大”的;二是出席“一大”的代表确切人数应是十三人,但历史上曾有“十二人说”,这是因为另一名代表何叔衡的中途离会、没有终会所致。旨在驱散历史迷雾,依照历史本来面目认定“一大”代表人数,使今后有关史书对“一大”代表人数和代表身份的表述更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     

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吗？——兼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敛产生两种说法原因的考证

目前出版的各类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等，均把出席我党“一大”的代表包惠僧说成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代表。本对此提出了异议，并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考证，确切认定：一是出席“一大”的代表包惠僧不是由陈独秀个人“指派”的有异于其他十二名代表的“特殊代表”、而是作为广州小组两个代表之一出席“一大”的；二是出席“一大”的代表确切人数应是十三人，但历史上曾有“十二人说”．这是因为另一名代表何叔衡的中途离会，没有终告所致。旨在驱散历史迷雾，依照历史本来面目认定“一大”代表人数，使今后有关支书对“一大”代表人数和代表身份的表述更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     

关于中共云南一大代表的考证

可以确定,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10月13日在蒙自县查尼皮村召开。但长期以来,关于中共云南一大出席代表人数,许多当事人说法不一,尤其是出席代表姓名至今尚不清楚。本文依据档案资料,参考当事人或革命老同志的回忆,对中共云南一大的出席代表问题进行考证,以期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关于"一大"的几个热点问题的探讨

陈独秀李大钊等对“一大”不重视；广东只派了陈公博一位代表参加“一大”；包惠僧是陈独秀派到上海向临时中央和“一大”组织者汇报情况的联络员，这种特殊身份使其不是代表而得以接近大会组织者并参加大会。“一大”闭幕于8月31日不符合马林对大会安全的要求；天气情况证明不可能闭幕于8月1日；8月5日在上海开过中央局成员会，这是8月5日闭幕说的由来；“一大”最可能闭幕于8月3日。“一大”的伟大历史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但有相对性的一面，革命和建设取得成绩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当时人们对“一大”意义的认识。     

浅析“立三路线”产生的原因

“立三路线”的出现，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大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李立三，尤其是所谓“立三路线”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许多研究也比较客观，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中共六大、苏联、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的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纵观这些研究，总觉得仍有某种偏颇、缺失与不尽人意之处。所以关于“立三路线”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形与神——中国医学的“魂”论

分析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国传统医学中关于“神”即人“魂”的学说．作者论证，中国人所认为的人“魂”与欧洲的传统有很大的不同，是以物质性作为其特征的，或者说“魂”并不是一个非物质的东西．     

"文革博物馆"从这里开始

咸宁“五七”干校拥有全国各地数不清的干校都没法具备的特色。那里的六千“学员”，有一大批世界知名的作家、专家、学者，属“国宝”级的人物，而他们遭遇的虐待，也特别地残酷。李城外编写《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向阳湖文化人采风》等集子，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贡献而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亵渎。     

《论语》中"三"的运用

《论语》是一部记述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言行的书，它记载了孔子关于政治、哲学、伦理、教育等方面的言论，其中有许多言行是“三”的运用，当然其表现形式又是多样的，如：取“中”而体现着的“三”；求“正”而意味着的“三”；确定实在的“三”的运用；代表多数的“三”；以一引出的“三”，“三”的倍数；三种类；三方面；三要点。所有这些运用都对我们有所影响和启发。     

芜湖市颁布实施《创新决定》和《规划纲要》

近日，《中共芜湖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和《芜湖市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及2020年远景展望》（以下简称《创新决定》和《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实施。     

将星闪耀在外交银河——记将军外交家耿飚(二)

谈判辩论露锋芒耿飚第一次和外国人在谈判桌上打交道是在1946年1月上旬。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在古都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执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军调部受停战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该小组由中共代表周     

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思想渊源探析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本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已具雏形,在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不断丰富,在胡锦涛时代日趋成熟。他们关于党内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学风建设、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途径等方面思想,对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很强的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体现了我们党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     

相同的局面，不同的结局--对中国共产党、台湾共产党历史进程的比较

1920年代,中国境内出现了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台湾地区的台湾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这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出现了相同的局面：左倾冒险者颠覆了党的领导层,迫使党采取激进、冒险、自杀式的活动,使党陷入覆灭的绝境。其结果是这两个共产主义政党走向不同的结局：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在命悬一线之际成功地召开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力量重新掌控了党的领导权,使党起死回生,从此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台湾共产党却不幸被敌人完全摧毁了。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党员素质、政策策略是决定这两个共产主义政党不同命运的最重要因素。     

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影响

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是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其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国内史学界过多地论证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但笔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应该占主流地位。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永葆党的先进性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是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永葆党的先进性。党能否保持先进性，不仅关系到党的存亡和发展，同时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     

论党的先进性要靠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

党的先进性要靠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本文从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靠党员意识来体现，要在自身修养上体现，要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要用实际行动体现，要在与时俱进中体现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之间的关系。     

试析中共与苏共执政的民众基础之差异——基于几个维度的考量

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瞬间丧失政权,原因固然很多,笔者认为根源在于其执政之民众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虽然面临着各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但事实证明,中共执政的生命力强大,这得益于其执政之民众基础较深厚。中共与苏共执政的民众基础之差异主要在于:中共夺取政权较苏共艰难;中共的意识形态较苏共灵活;中共对待领袖人物的态度较苏共辨证;中共改善民生的意识较苏共自觉;中共的廉政建设较苏共有成效。     

洪学智党史观刍议

在7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洪学智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共党史观。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党史基本观点——对党史、对一些重大党史事件、重要党史人物等的论述和评价;包括党史研究功能论——研究党史、写好党史的重要意义;包括党史研究方法论——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事件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原则。认真研究这些理论成果,对于正确认识党史、客观总结经验教训、深化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特殊作用

在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将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特殊作用。就社会层面而言,需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1．政治上充分信任;2．工作上放手使用;3．生活上关心照顾。     

从党群关系的视角透视苏共亡党的必然性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正确处理党群关系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党群关系的畸变,民心的流失,使苏共被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抛弃,是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     

新时期高校党员先进性的平台建设

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保持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前提和基础。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建立发挥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平台,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该文从建立健全党员教育激励机制、党员密切联系群众长效机制、党员带头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机制、学生党员党性意识养成机制、党员权利保障机制等方面对高校党员先进性的平台建设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