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

江户幕府严禁日本人出国,偷渡出国者死罪,因此形成了清朝商船定期开往日本进行贸易的特殊时期。本文以清朝商船为媒介,通过研究日本人接触中国商人、汉文书籍的受容、僧侣的东渡、日本漂流民,发现日本虽然处于锁国时期,却没锁住日本人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热情,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方面一直显示出积极主动的态度。     

《山西商人之研究》序论基本问题的考察

本书论述明代即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或其存在形态,而以所谓“山西商人”作为考察对象.但先交待一下,虽然书名用的是一般的“山西商人”这一称呼,而实际则包含山西商人及其邻省的陕西商人,这与通常称作山陕商人或西商是一致的.明史研究曾经是我国中国史研究领域里最落后的部分之一,其主要原因是觉得这个     

清代晋中商人何以雄中称雄

晋商在山西有地域帮派之分。就晋商发展历程而言,明代称雄全国的主要是晋南、晋东南商人。晋中商人是在隆庆五年"封贡通市"后,才大量闯关东、走口外的。他们拓展了长城以北的市场,进一步扩大晋商的经营范围,逐渐超越了晋南、晋东南商人。进入清代后,晋中商人创办了票号业,施行了股份制,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创造了更辉煌的晋商业绩。     

试论山西票号形成的历史原因

票号的起源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它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票号之所以首先在山西产生,这和山西商人雄厚的商业资本,遍布各地的商业贸易活动和分支机构,声名卓著的商业信誉以及山西商人同政府的良好关系等等密切相关。正是山西商人所独有的上述条件决定了票号先于其他地区而产生了。     

鸦片、白银和战争——“天朝”经济体系的瓦解

作为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对口贸易单位,"广东十三行"既是中国人的"耻辱柱",又是英国商人的"眼中钉"——一部"十三行"的风雨史,就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经济——贸易体系走向衰落和瓦解的缩影。     

山西锦生润票号衰败考论

锦生润票号诞生在光绪二十九年,恰逢山西票号鼎盛时代,然而,也是山西票号"危机四伏"、衰败初露端倪的时期.锦生润票号于民国六年冬月主动"收歇",自有特别的"个案"的原因:锦生润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山西票号,与经营了百年之久的其它票号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仅仅是晚清山西商人开设"账局"的发展和延续,或者是"账局"与专业化汇兑的"票号"的有机结合的"蓝本",属于一种新类型的票号.锦生润票号的衰败及其原因,也是票号发展历史阶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晋商标期制度的几个问题和现实启示

山西商人首创的标期制度，将商业、金融、贸易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贯穿于晋商活动的全过程中，这在中国和世界近代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对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晋商票庄渊源之考证

山西票号曾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但晋商票号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商帮究竟源起何时，在清史、民国史及野史里均未有明确的记载。编撰于民国六年（1917年）的《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中，山西票号创设于清朝初年的论述较客观可信。元宝、银锭《目录》的实物反映出明末的特征，元宝、银锭《目录》的内容揭示了山西票号创设年代应该在清朝初期。大玉川、合盛元、大德兴茶庄成立之初便是茶业、汇兑、存贷兼营，这说明晋商票号与晋商茶庄一样诞生于清初。     

山西商人货运票单印章印迹研究——以《晋商史料集成》为例

山西商人原始经营文书中有大量印章印迹留存。货运票单是其中一种重要类型。山西商人货运票单上印章的形状主要有方形、椭圆形、异形等几种,文字内容、纹饰、印迹颜色、盖印方式均各有特点。山西商人货运票单印章主要在以下几种场景下使用：数字加盖印章,需要明确权利义务的重要文字上使用印章,商号落款印章,印花税票骑缝章等;戳记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印章,文字纹饰均较简单,主要起到减少书写票单工作量的作用。     

由晋商兴衰看山西经济发展

山西商人作为商业中的一支劲旅，在中华大地上称雄数百年。然而凡事都有兴衰，晋商的衰落也本在历史的规划之中，不过衰落到影响整个山西经济之发展的严重性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曾经的那些商人们留下的“传家宝”荡然无存，商人心态、创业理念、社会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改变，使得山西经济的发展随之缓慢。     

“2009年机械电子学学术会议”征文

中国电子学会拟定于2009年8-9月在山西召开"2009年机械电子学学术会议"。热忱欢迎从事电子机械研究、生产、管理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本分会团体会员单位的研究者积极组稿、撰稿并参加会议进行交流。     

“万里茶道”祁县“隆舟谷”段初探

自雍正六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贯通中国、蒙古、俄国之间,又从俄国向中亚、东欧等地延伸,以茶叶为主要贸易品的“万里茶道”正式形成,此前主导中蒙茶叶贸易商道的山西商人便顺势掌控了中俄茶叶贸易。而今山西省祁县作为晋商文化中心,亦为“万里茶道”之中心,其县南“隆舟谷”段,建制沿革悠远,历来为山西南北交通之咽喉。“万里茶道”疏通后,这里更成为茶道的必经之处,晋商们过此谷,需途径清北关镇—来远镇—团柏镇—盘陀镇—子洪镇等节点。如今,这些地方亦遗留了骆驼村、兴和店、关帝庙等众多的关于晋商文化的遗迹。     

1880年瓯海关贸易报告

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先生钧鉴：1879年贸易报告所记录的贸易状况的改善在1880年得以充分延续，并在许多方面更进一步。在促进贸易的众多因素中，定期、准时来到本港的那艘唯一的汽船功劳不小。现在，本地商人充分感受到和理解了汽船运输相对于民船的价值及其对商业的巨大作用，因而给予热心的支持。回想起老闸船时代以及缓慢得让人束手无策的本地陆上邮路，洋人也心感不满。直接到上海的定期汽船交通方便了商人和百姓，也促进了这两年的贸易大发展。     

清代晋中商人何以雄中称雄

晋商在山西有地域帮派之分。就晋商发展历程而言，明代称雄全国的主要是晋南、晋东南商人。晋中商人是在隆庆五年“封贡通市”后，才大量闯关东、走口外的。他们拓展了长城以北的市场，进一步扩大晋商的经营范围，逐渐超越了晋南、晋东南商人。进入清代后，晋中商人创办了票号业，施行了股份制，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创造了更辉煌的晋商业绩。     

明清晋商会馆的形成及布局形制探析

明清晋商会馆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在异地经商时将当地私人宅地改建、或利用当地原有祠庙、或集资修建的旨在联络乡谊、推广贸易的场所。从晋商会馆的总体布局、功能分区、建筑类型和功能及建筑布局方式等方面探析了明清晋商会馆的布局形制,为分析会馆对晋商发展的作用提供帮助,并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创作灵感。     

科学评价"儒商"及其"诚信"

"儒商"实指有文化教养的学者化的商人,而非指单靠儒家伦理经营的商人。它是明代中期以来,市镇商品经济发展,消费主义思潮兴起,士大夫迫于生存的产物。"儒商"的"诚信"商业伦理,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但它也存在过重主观承诺、忽视契约法制的致命弱点。对"儒商"及其"诚信"的研究,应避免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决定论倾向。     

丝绸之路研究的新视角

丝绸之路的建设在最一开始是为了将中国生产的丝绸等制品运输到各个地区国家进行相应的往来贸易,从而促进当时的经济的发展。千百年来,许多的部落民族、来往商人甚至以及士兵等都会经过丝绸之路,更多的还有肩负着复兴文化使命的考察者们。许多国内外的学者热衷于此,尤其是法国与日本的学者,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此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一带一路发展政策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不仅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为汉语言文学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带领我国经济和文化一同走向更高的巅峰。     

铁路之“最”

1825年在英国修建的斯多克顿——达林顿铁路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铁路。 1864年,一个名叫杜兰德的英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长的小铁路,这是在我国出现的最早的一条铁路。当时,蒸汽机车挂着车厢轰隆轰隆地驶来驶去,杜兰德企图用这条铁路作为广告,引诱清朝统治者答应外国侵略者在华修筑铁路的要求。但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并不加以赏识,反而用“观者骇怪”为理由,勒令把这条铁路拆掉了。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投资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窄轨铁路(轨距762毫米),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条建成后曾正式办理客货运业务的铁路。但不久也被清政府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现代商人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现代商人法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相对独立的部门法律，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本文对现代商人法的性质、法律效力和作为其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等问题作了一定理解，分析出现代商人法是一个自治、边缘、综合性的部门法，并进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就必须大力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商事贸易关系，在客观上与现实上使得我国的立法界、司法界面临现代商人法这一崭新课题的研究。     

爱尔兰新贵

"圣人与学者"之岛的居民们证明了,他们也是精明的商人。牛津大学爱尔兰史教授罗伊·福斯特说,经过几个世纪的不幸之后,爱尔兰终于时来运转了。1988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富人中最穷的国家"为标题描写爱尔兰,封面是乞丐蹲在地上讨钱;然而,1997年《经济学家》杂志又以爱尔兰做封面,标题变成了"闪耀爱尔兰"。每逢周末,各个大的赛马场上,随处可见爱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