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叶吴中诗歌与绘画关系的新发展

明中叶吴中地区诗画关系较前更为密切。诗画书印同体一处,更加成为惯常的格式。诗画“野逸”的精神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诗与画形式“意味”的浸透,为诗画关系的内涵注入了新的因素。     

明朝中叶吴中诗歌与绘画关系的新发展

明中叶吴中地区诗画关系较前更为密切.诗画书印同体一处,更加成为惯常的格式.诗画“野逸”的精神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诗与画形式“意味”的浸透,为诗画关系的内涵注入了新的因素.     

“诗画同律”与“诗画异质”——苏轼和莱辛诗画观文化内涵比较

诗、画被称为姊妹艺术。在诗与画对比关系上 ,苏轼倾向于“诗画同律”说 ,莱辛则强调“诗画异质”说。中西方这两种传统的诗画对比观的提出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 ,而中西艺术实践及其传统理论、主客体关系上各自强调侧重点的差异 ,以及对诗画媒介符号与时空观的不同理解 ,都是造成两种诗画对比观文化内涵不同的重要原因。弄清楚这种差异的内在实质 ,以求相互借鉴 ,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     

浅谈王维的“画诗”手法

本文立足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实践,深入探讨了他“以画写诗”的艺术手法,从新的角度阐述了王维作品“诗画结合”的显著特征。     

司空图诗论与张彦远画论

中国古典美学向来就有强调诗与画两种艺术形式相互补充与融合的传统，即所谓“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诗画交融的特点在神韵派诗歌及文人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司空图为神韵派诗论的开创者，他的诗歌理论以道家美学为基础。而“中国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最主要的流派当然是‘南宗文人画”。南宗文人画亦以庄禅美学为其艺术理想的基础。     

中国古典诗词的色彩美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又在评价杜甫诗时说:“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尼德也说:“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都说明了诗歌形象与绘画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绘画借助视觉来表现形象,正如元人王履《华山图序》所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诗歌的创作过程与绘画有着相似之处,也是从视觉形象向语言艺     

论中国诗画对中国盆景的影响

探讨了在中国盆景民族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中 ,中国诗画对它的深刻影响。认为中国盆景与中国诗画有着相通的空间意识 ,并以画为形 ,以诗为魂 ,盆景与诗画相融合是中国盆景发展之路     

王维诗歌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画意探究

诗与画具有共通之处,"诗情画意"的艺术美感在中国盛唐诗人王维和英国浪漫主义大师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二人诗歌创作的绘画技巧、构图方法和指导思想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与画作为表达美的艺术形式而存在,寄托感情、陶冶情操是其意义之一。这也正是诗画可以融合的原因。基于这种共性,诗可以呈现画的意境,画可以表达诗的情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现象是诗画不断发展的结果。     

浅谈中国画诗意

优秀的中国画传统是由诗 ,书 ,画 ,印等艺术门类有机综合表达来体现的。诗意是中国画的灵魂 ,是中国画的内在生命。中国画向来强调“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取其意气 ,得于象外” ,形成了一套传神写意、抒情言志、诗画互融的理论。中国画以诗文抒发情感 ,以借物抒情言志 ,以笔墨绘写精神 ,使诗与画达到珠联璧合的境地     

咏竹咏兰咏石 有节有香有骨——郑板桥题画诗思想价值漫评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卒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他是“扬州八怪”之一,善画、能诗、工书,前人评价云:“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之中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书林藻鉴·松轩随笔》)板桥一生爱竹、爱兰、爱石,画竹、画兰、画石,咏竹、咏兰、咏石,留下了为数可观的题画诗.他为什么对竹、兰、石会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他自己作过阐述:“盖以竹干叶皆青翠,兰花亦然,色相似也;兰有幽芳,竹有劲节,德相似也;竹历寒暑而不凋,兰发四时而有蕊,寿相似也.”(《支那南画大成》)同时指出;“石也有灵,亦当为余首肯.”(上海博物馆藏墨迹)由此可见,他对竹、兰、石因爱而画,由画而咏,画是人化的自然,诗是自然的人化,这些诗画体现了他的政治抱负,表现了他的执着追求,映现了他的品格情操,诗画中“有节有香有骨”的竹、兰、石,实际上成了郑板桥的艺术化身.因此,研究他的题画诗的思想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疼痛”持守诗意的根性——简论龙克“疼痛”诗歌及“疼痛诗学”

针对达州诗人龙克诗歌创作的“疼痛”现象和倡导的“疼痛诗学”，指出龙克以“疼痛”为词根或关键词，不仅由此出发去理解、拷问诗歌，雄心勃勃地建构他的“疼痛诗学”；而且，疼痛也像一道血迹斑斑、永难愈合的伤口。无休止地到处撕咬着他的诗歌。阐述了在经历、穷尽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花样繁多的革命性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之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标举“疼痛”既是龙克个人新的写作生长点的突破口，也是当下中国诗歌新的写作生长，最。     

南方民族叙事诗的“时长”

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南方民族叙事诗叙述故事在时间上不可避免是线性的,但不可能与"真正"的故事时间完全一致。表现在"时长"上,叙述时间的总量不可能与"真正"的故事时间的总量完全相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省略、概要、场景、延缓、停顿等。     

修辞伦理化与想象"共同体"——"十七年诗歌"意识形态书写策略探析

"十七年诗歌"呈现的"独特"的文化景观,与诗歌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分不开.诗人书写策略的选择,既须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要满足"工农群众"精神需求,同时还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传达".文章从修辞伦理化和想象"共同体"两个角度,探析"十七年诗歌"意识形态书写策略的运作过程及其功效.     

“诗以言志“与“诗言志“

"诗言志"是古典诗歌理论的奠基之石,考察这个命题,就会发现它是从作为文学接受理论的"诗以言志"发展而来."诗言志"首先是一个文学接受理论,其次是文学创作理论."诗"的概念也经历了文献<诗>向文体诗的转换.     

诗与"在"--海德格尔诗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目的是进行诗与思的对话，归根结底还是探讨存在。诗与“在”的关系，是海氏诗学框架的核心内容，诗与“在”的关系又进一步引申为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本从真理如何被遮蔽的问题入手，试图读解海德格尔诗学的内涵。艺术是无蔽的真理显明的一种方式，诗是危机的拯救，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对诗与在的探讨最后又转入了对语言的探讨，无法走出语言的牢笼。只有在实践中，把艺术变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因素，才可以解放被传统理性压迫的力量，显现艺术的真理，确立艺术的价值。     

在民间立场上对主流现实主义的泛新诗追求--粤北"五月诗社现象"解读

五月诗社是粤北新时期新诗创作的中坚,作为二十多年来稳定凝聚的新诗社团,已经形成了粤北“五月诗社现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本土化整体艺术风格：从民间对主流现实主义作新诗追求,它政治上自觉主张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精神思想上坚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人文理想；艺术创作上坚持多元化现实主义传统；实践活动上重视社会关注现实,与本土现实生活结合紧密；诗人修养上讲道德操守,讲责任感使命感。而诗社活动整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具有突出的泛新诗大诗歌活动的运作现象特征。     

蔡琰《悲愤诗》的女性主义解读

《悲愤诗》是关于蔡琰苦难经历和个人情感的抒写，包含着时代乱离在女性生命意识中的投影，揭示出诗人所处时代女性群体的悲剧命运，其感受、观察和叙述的角度是女性心理和女性视角，无论从诗歌主题还是从叙述视角来看，都具有深厚的女性主义的化含蕴。     

《鸿雁传书》：一首白族民间“思妇”诗

白族长诗《鸿雁传书》是大理白族民间“思妇”诗。用功能主义的观点解读，长诗因是那个时代白族人民艰难处境的现实写照而流传至今；长诗中的“思妇”因承载了白族人民的孝道思想、美好心灵而为白族人民世代传唱，并被赋予夫妻团圆的幸福结局；长诗因是白族人民古往今来的情感需求、情感宣泄而历久弥新。长诗说的是民风、民俗，唱的是民心、民魂。     

论“诗言志”的理论内涵

"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理论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献诗陈志",帝王公卿收集诗以观民风、查民情,考得失,这些诗经整理后成为《诗经》。其二,"赋诗言志",这是对文献《诗》的接受理论,时代从春秋始,在《左传》中记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其三,"教诗明志",也是对《诗》的一种接受,此时《诗》成为政教工具,孔子、孟子在这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其四,"作诗言志",这时把文献《诗》还原为了文体诗,诗人的创作意识开始形成,荀子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尝试者,而屈原则正式开始作诗以言志。     

“文约意广”与“文繁意少”——从钟嵘五言诗的诗美标准反观其对四言诗的评价

分析钟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作品及作家的评价,认为钟嵘《诗品》主要是以“文质”为诗美标准来品评五言诗歌的,通过对其五言诗的文质观可反观其对四言诗“文约意广”和“文繁意少”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