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景德镇陶瓷销售变化研究

文章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略述清末民国初期，西欧、日本、江西乃至国内知名产瓷地区主要工艺成就，及其市场销售情况。结合销售数据分析景德镇陶瓷工艺停滞的状况及原因，从销售渠道、销售品种、销售数量与销售利润，彰显衰弱期景德镇陶瓷销售仍不乏亮点。     

浅析清末民初宜昌商会与政权集团的合作关系——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宜昌商会在清末民初的政权更迭中,不断＂顺应时势＂,选择与先后当政宜昌地方的革命党政权、袁世凯政权、王占元集团合作。而其＂合作＂处境则经历了从扬眉吐气到感恩戴德再到含恨忍痛的渐次变化。宜昌商会在强权面前越来越显柔懦的心态与行为变化,浸透着宜昌商会对政治权力庇佑的强烈渴望,深切反映着宜昌社会力量的发育成长始终受制于国家政权力量的现实,折射出借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催生出来的幼弱的新型民间社团商会在自身成长过程中,始终难以离开国家襁褓的历史定律。     

血缘、地缘、业缘的集合体——清末民初景德镇陶瓷行业的社会组织模式

千百年来景德镇的陶工们不仅为世界生产出了大量精美的陶瓷,还创建了一套约定俗成、代代相传的、适于当地陶瓷生产发展的行业文化.而这一行业文化的产生与传统的中国社会息息相关.这是一个乡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血缘、地缘是其构成的基础,但景德镇作为一座手工业城市,与纯粹的乡土农村比较起来,还多了一项业缘.传统的前工业社会中,建立在祖先崇拜及宗教神话哲学基础上的血缘、地缘、业缘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传统景德镇陶瓷制造业的社会组织模式.在这样的社会组织模式中不仅包含了一套有关陶瓷技术本身的知识,还包含了一套特殊的行业组织制度、行业组织崇拜等,并在其相互的关联中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手工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传统陶瓷文化与景德镇城市精神研究

陶瓷是景德镇的立镇之本,称都之源。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积淀了传统陶瓷文化的深厚底蕴,凝聚成"大器成景,厚德立镇"的景德镇精神。历史地看,景德镇精神的凝聚贯穿于传统陶瓷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辩证地讲,景德镇精神既统一于传统陶瓷文化,又有其特殊性。弘扬景德镇精神,要结合时代特征,充分汲取传统陶瓷文化的养分,深化改革,锐意进取,不断助力陶瓷文化自强,实现陶瓷文化振兴,进而丰富景德镇精神内涵。     

促进景德镇城市体育自身和谐发展模式研究

城镇社区体育是中国在变革之后,从以往时代向当前时代改革的前提下,民众体育现实操作进程中生成的一类体育状态,当下早已变成中国实行国民锻炼进展系统的一个关键构成成分.它创建了民主体育进展的全新形式,展现了民众体育进展的全新趋势.不仅如此,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具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独特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掘陶瓷文化遗产对景德镇城市发展的作用

景德镇＂以镇名市＂体现了陶瓷文化遗产在景德镇市发展中的独特作用。陶瓷文化遗产在当下有以地域文化资源促进景德镇因地制宜地发展社会经济、以文化名片的作用增加景德镇的城市附加值、整合景德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作用。     

现代商会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作用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发展规律。现代商会组织这一独特的经济组织形态,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被认可和重视。本文研究了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和现代商会建设在南通的探索和实践。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清末民初社会的影响

废除科举制度是清末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在消解旧权威,催生新制度,培植新力量,变革旧风俗等方面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进步影响,同时也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秩序、用人制度、社会道德等方面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简谈如何以陶瓷文化旅游为平台提升景德镇城市品牌竞争力

目前,景德镇发展大旅游意识不强,旅游产业化程度偏低,旅游软硬环境较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不够,陶瓷产业规模偏小。本文研究基于"旅游与商贸相结合、观光与考古相结合、历史文化遗产景观保护与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强化千年名镇——世界瓷都品牌;突出瓷艺殿堂和生态文明两个特色;名瓷文化、历史文化,发挥陶瓷文化艺术和陶瓷生产与旅游业的产业联动作用,获取旅游——瓷业互动发展的双赢新格局。     

景德镇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转型的可行性研究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一个城市的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景德镇作为世界瓷都,长期的开采以致其瓷土资源日趋枯竭,已经严重影响到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就景德镇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现状及原因作了深入探讨,并就其实现转型寻求理论根据和现实依据。     

论清末民初民间信仰的特征

清末民初 ,民间信仰依然盛行 ,但各种迷信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 ,民间迷信的主体和行业神的敬奉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历史特征     

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以发展国计民生、谋求国家富强为宗旨，以工商立国、振办实业为主要内容的实业救国思潮迅速兴起，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的社会思潮之一。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思潮是在清末民族危机的刺激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下兴起的。它丰富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经济学说，推动了清末民初中国的实业建设和早期现代化进程，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简论清末民初中国商会的抗争活动--以上海和贵阳两地为例

清末民初，上海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的商会自成立以后就与资本主义列强战和不止，与此同时也与本国政府进行合作与斗争；贵阳等内地的商会由于自身力量很弱，容易受政府的控制，对抗的时候不多，但也有一定的斗争。在沿海通商口岸商会领导下，近代商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末民初英国传教士与温州民俗的碰撞和适应

清末民初来温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主要有循道会的苏慧廉、苏路熙夫妇和孙光德,以及内地会的曹明道等。在饮食、服饰和婚嫁习俗这三个方面,英国传教士与温州民俗都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碰撞和冲突,同时,这些传教士在不放弃基督教文化以及对基督教文化充满优越感的前提下,努力调适自己的心态以适应温州民俗。这些传教士对温州民俗的妥协和适应主要是出于其生存需要和传播福音的功利性动机,而非对温州本土民俗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心悦诚服的接受。     

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西学翻译对比研究初探

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大的两次翻译高潮。这两次高潮在译者、目的动机、选材、翻译方式和途径方面都表现出迥异之处。本文旨在探讨这两次西学翻译的不同之处,以期对这两个时期的翻译活动有更清楚的认识。     

清至民初新疆少数民族婚姻规范与婚姻习俗

婚姻规范作为一种调节婚姻现象的行为规范 ,它是贯穿于人类始终 ,并随人类的发展而发展 ,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 ,婚姻规范又不完全相同 ,它具有显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区域性的特点 ,清至民初 ,新疆少数民族婚姻规范与婚姻习俗这一关系 ,在社会进程中也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 ,从而充分体现了它的民族性、时代性、区域性之特征。     

清末民国洋行对四川猪鬃业的开发与经营

四川猪鬃产业发展始于19世纪末期。1891年,英商立德乐入川创办第一家猪鬃加工厂,开启了四川猪鬃开发的历史。外国洋行对四川猪鬃的最初开发先后经历了英商立德乐、英商隆茂、日商新利等时期。洋行对四川猪鬃业的开发,使四川猪鬃业从无到有;猪鬃外贸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为四川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     

唐群英与清末民初女性意识的媒介表达

唐群英既是近代杰出的女权运动领袖，又是著名的女报人。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她领导女子参政运动，积极追求男女平权，通过报刊积极宣传女子救国思想。然而女权主义的媒介话语并不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同，其直接表现就是以《申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对女权领袖建构的是负面形象，唐群英的男女平权之梦不得不在一片质疑声中无果而终。     

试论清末民初西康师范教育

自清季赵尔丰奉命治边,实施改土归流开始,西康始出现师范教育。赵氏在西康以“兴学”为“收拾边地人心第一要务”,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短短几年问,西康师范教育从无到有,蓬勃发展,遍及西康各地。民国始肇,西康师范陷入沉寂,几乎被摧毁殆尽,虽然历时甚短,但其对西康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作用仍然不容忽视。一方面新式学堂广泛建立,受教育者增加,边民素质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民族间交流进一步加深,维护了边疆稳定。其历史经验、成效仍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