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

关于岁差,古代中国和西方天文学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天文学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认为是黄道沿赤道的西滑导致了冬至点的西退,从而致使"天周"与"岁周"不同.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岁差只是一个历法概念.而古代西方天文学则继承了古希腊传统,将岁差解释为"恒星东移"的结果.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引入与中国传统岁差理论截然不同的"恒星东移"之论.当时恰逢"中西历争",为争夺钦天监控制权,奉教天文学家和保守士人之间曾发生激烈争斗,而由西方传入的"恒星东移"之论曾卷入这场争论当中.文章试图以"中西历争"为线索讨论当时不同背景中的士人或历算家关于此论的争议与解释.通过考察发现:"中西历争"之中,奉教天文学家藉此论宣扬西法之优越,保守士人则将其作为抨击奉教天文学家的主要着力点之一.而当时一些志在"会通中西"的历算学者对此却持一个较宽容的态度.在"西学中源"说这一背景之下,梅文鼎等又通过历算史重构的方式将"恒星东移"之论纳入到传统的"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框架之中.     

SSK的描述与规范悖论——并基于此兼论后SSK与SSK的决裂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方法论上坚持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出一种描述主义进路,从而能够对科学的"发现的语境"进行描述;然而,SSK在本体论上主张社会实在论,在认识论策略上主张有限论,这两者却又都是一种规范主义、本质主义的研究进路.这样,在SSK的理论内部,规范主义和描述主义的冲突就不可避免.SSK的解决方案是,放弃其方法论的经验进路,转向规范策略.而后SSK则以对科学实践的彻底描述为基础,消解了传统的社会决定论.     

技术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与中国建构

技术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目前国外技术社会学研究大致可概括为如下框架:一是在技术-社会关系层面,技术的社会影响和技术的社会建构分别构成了技术社会学的规范和经验两种路径,规范技术社会学包括实证性和否证性两个进路,经验技术社会学包括描述性和建设性两个进路;二是在技术-价值关系层面,实证性技术社会学和描述性技术社会学的共同前提是研究对象主体(技术或社会)的价值中立,否证性技术社会学和建设性技术社会学的共同前提是全部研究对象的价值负荷。与国外技术社会学进入主流社会学趋势相比,中国技术社会学研究还限于STSS(科技与社会研究)领域。必须要借鉴国外技术社会学研究框架,抓住社会学和STSS的本土化要求,深入中国技术发展史和展望世界技术前沿领域,重点进行传统文化的技术社会学思想阐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范技术社会学研究和促进中国特色的经验技术社会学研究,最终呈现中国技术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现实意义。     

西方工程哲学思想的逻辑演进

西方工程哲学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在对西方工程哲学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西方工程哲学沿着这样一条逻辑线索发展:纯粹理性的"悬置"使古代工程观成为"具身"关系直接的外在表达;工具理性的彰显使近代工程思想成为"他异"关系的表述;理性向经验的回复使现代工程哲学到来.     

从强纲领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爱丁堡学派研究纲领的转变述评

强纲领是SSK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旗帜 ,但其内在的理论矛盾和实践困境 ,不但招致了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强烈批评 ,而且还日益成为SSK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爱丁堡学派在 2 0世纪末提出一个新的研究纲领———社会学有限主义。本文在系统阐述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 ,梳理了强纲领与社会学有限主义之间的逻辑联系 ,并探讨了爱丁堡学派研究策略的变化 ,及其对SSK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张东荪论真理之性质

张东荪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自己多元交互主义知识论,注重知识所受的社会文化影响.他认为,知识是一种解释,知识之真是一种文化满足,真理是在某种境况决定下不得不信的理论.这是中国学界引入与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最早理论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真理问题的理路.     

面向管理复杂性的元系统方法论——评杰克逊(Michael C.Jackson)的创造性整体论

如何合理的结合使用各种系统方法论范式成为管理的系统方法论研究中一个重要论题.在遵循应用系统思考的研究进路中,需要社会学理论和系统思想作为方法论的理论支持.在理解和使用各种系统方法论时,坚持多元主义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但元理论与多元方法论并不矛盾,因此,面向管理复杂性,需要建构一种包括元方法论与元理论、包容并超越多元主义的元范式.     

认知迭代——早期温度测量体现的科学进步

认识论的辩护主要分为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针对两者各自的理论困境,哲学家们提出了基础融贯论、无限主义、文本主义(contextualism)等理论,但是学界一直没有定论.而将融贯主义的辩护运用到经验科学领域中会出现最大的难题--"辩护的循环".哈索克·张(Hasok Clrang)从早期温度测量的案例研究着手,揭示出此段科学史中融贯主义的"辩护的循环"难题可以通过认知迭代得以解决.认知迭代的两种机制--丰富和自纠的交互作用,使创造温度显现出一种传统主义和多元主义结合的科学进步图景.     

一种新视角:西方工程伦理的形态演变及其启示

运用形态学的方法将西方工程伦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理论分析和逻辑整合发现:西方工程伦理形态沿着三条螺旋式上升的主线演变,即"德性-规则-德性"、"道义-功利-道义"和"经验-理性-经验"。西方工程伦理形态的演变,实质是西方工程伦理在思想理念上的演变,在价值行为选择上的演变。伦理形态的演变规律,对于当下工程伦理的理论研究以及工程伦理的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看科学与宗教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中国学术界虽不乏探讨,但迄今尚未见到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的视角探讨科学与宗教的论著。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理论框架下的宗教认知一直在东、西方广为流行且影响深远,近二十年确立起来的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则揭示了一种新的宗教认知和新的宗教观。认识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对于全面、客观地理解科学与宗教、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乃至对于科技与社会领域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拓展意义。本文首先阐发了为"范式"一词重塑辉煌的思考以及相遇"新范式"的机缘之幸;继而简要介绍了宗教社会学新、旧范式的主要差异,新范式中的科学与宗教之观点;最后就新范式对于科学与宗教以及科技与社会(STS)研究可能的启示进行几点思考。     

当"焘大使"遭遇"福先生"——评吴以义《海客述奇》

吴以义的《海客述奇》,通过清末几位出洋人士在维多利亚英国的见闻,对19世纪后半叶东、西方两个性质不同的大帝国,及其承传的文化之间的碰撞进行了考察;揭示了西方科技昌明的根本,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而“两个完全独立的文化在这种无公度的领域里的沟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充分肯定作者的立意、选材和写作风格的同时,也对书中的个别观点提出商榷并指出少量史实方面的舛误。     

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弹道知识描述的辨析

16至19世纪,在中国仿制与使用西方火器的技术交流中,西方弹道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相关知识、经验相结合,这集中反映在明清时期的兵书文献中.从描述术语的角度,主要就明清之际兵书文献中关于弹道学知识的描述进行辨析与探讨,从瞄准技术、弹道轨迹描述和对飞行的解释几个方面概述中国在明清之际既继承了传统火药抛射武器的定性描写,也吸收了西方弹道技术与理论,希冀以此反映出中国弹道学知识在16世纪西方弹道学知识传入之后的发展与演变.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民国科技名词翻译史的创建及其意义——评温昌斌著《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实践与理论》

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科技的传入密不可分。19世纪下半叶,西方科技大规模传入中国,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科技的传入为中国科技与国际的接轨乃至走上近代化之路,奠定了基础。然而,当时的科技译名问题颇多且极不统一。温昌斌的《民国科技译名统一工作实践与理论》系统梳理了民国科技名词的翻译史,总结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科技译名统一所做的工作,不仅可以为今天的科技译名统一工作提供借鉴,也丰富了翻译史的相关研究。文章简单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对其价值进行了评论。     

比较文化、比较哲学和比较科学哲学

比较文化研究源远流长,近代特别是现代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比较研究的发展,但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主流话语却限制了比较文化研究。比较哲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方面,大致包括四个方向:哲学主题的比较,哲学思想发生和演变的语境比较,哲学的民族性比较以及通过比较揭示思想活动的规律以启示未来。西方科学哲学广泛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但基本上仅限于哲学主题的比较。作者以西方和俄(苏)科学哲学的比较为例,说明建构全面的比较科学哲学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归属的悖谬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使用西方的观念体系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将其纳入经验科学的范畴。而对所谓“李约瑟难题”的解析,也简单地认为是中国缺少实验科学的基础。对指南针的研究表明,使用西方概念来研究中国问题,既不客观也很不恰当。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与欧洲迥乎不同,亟待依照本国的文化体系传承、科技发展路径,并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一套观念体系,以便树立文化的自尊和自信,并梳理出民族文化和科技传统,促进当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日本1868—1945年科学的发展

这是一篇描述日本科学发展史的文章。日本科学的发展,起始于日本步入近代国家的１８６８年,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文章主要阐述了５个方面的内容：（１）１８６８年以前,在日本流行的汉学研究,对日本后来接受西学的重要作用,日本人把汉字有效地运用的创造科学专业术语;（２）受益于聘请的大批外国专家的帮助,日本在最初引入西学的３０年中,采取的是强行灌输西方科学技术的手段,这在世界近现代史中是罕见的;（３）     

《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研究

《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是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两部西方解剖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著。以往国内学者一般认为这两部著作是古罗马盖仑体系之下的旧学说，没有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以维萨留斯为代表的新的解剖学成果。文章分析了两部译著的文本内吝，认为这两部书都不是完整的解剖学著作，二者合起来才构成一部完整的西方解剖学著作。通过与维萨留斯《人体构造》进行比较，认为《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不但在内容上吸收了维萨留斯及其以后的解剖学新成果，而且二者的合编在篇章结构、体例方面也与《人体构造》有一致性，是维萨留斯体系的解剖学译著，基本反映了16世纪西方解剖学的概貌。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