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对深化当前我国社会改革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得法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明确依宪治国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同时保证在国家、政府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制度创新,从而更全面地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从“贞观之治”看唐太宗对老子治国之道的运用

＂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如此辉煌而为后人所称颂,与唐太宗不遗余力的实行老子＂清净无为＂、＂以民为本＂、＂修身治国＂的治国方略关联重大。     

论后金与朝鲜“兄弟之盟”的性质

朝鲜位于后金东南部,且与明朝有二百多年的宗藩大义,构成后金西进的掣肘之患。努尔哈赤时代就十分注重与朝鲜保持良好交往,并希望结成联盟。皇太极即位伊始,立即对朝用兵,双方签订“兄弟之盟”,从而改变了努尔哈赤时代金、鲜之间平等交往的性质,规定朝鲜须向后金通使纳贡,停止军备建设等,该条约极力模仿朝鲜侍明的宗藩形式,但由于当时具体条件的限制,还有不少欠完备之处,权且称之为“半藩属”关系。十年后朝鲜被正式纳入清(后金)朝的宗藩体系之中。     

跨越“资源陷阱”的中国式现代化举措及价值意蕴

“资源陷阱”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受到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拉美等借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后发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过度依赖资源型经济,出现经济低迷、两极分化、腐败滋生等问题,阻碍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相关研究发现,中国部分省份和城市同样存在依赖资源型经济的状况,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后发动力不足等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应从自然观、科技观、社会观和制度观四个方面加以理解,其背后蕴含着党的全面领导、高质量发展理念引领和一系列重要举措保障的价值意蕴。     

建设“四个之城” 加速铜陵现代化

正铜陵市委、市政府提出,加速推进铜陵现代化建设进程,努力把铜陵建成现代产业之城、创新创业之城、精致大气之城、平安幸福之城。将"四个之城"建设与推进铜陵实现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对建设幸福铜陵的丰富,更是铜陵奔向现代化的积极探索。以转型升级为重点,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铜陵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一、建设"现代产业之城"是实现铜陵现代化的核心     

“中体西用”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关系

“现代化”是清末以降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化思想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认知、选择和规划为基底的。而“中体西用”也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之最早的反应模式。这两者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超越西方现代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困局 ,寻求一条“科技”与“道德”协调、“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健全的现代化道路 ,无疑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孜孜探索和努力构建     

试论东坡“和陶诗”的生命意识

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对东坡“和陶诗”进行了探讨。在点明何为生命意识并分析了促进东坡生命意识觉醒的契机后,本文指出在生命哲学发生转变之后,东坡生命意识的具体体现:其一,从物质层面上解决岭海人民缺衣少食的现状是东坡实现其生命价值的一种新方式。其二,精神层面上,为岭海地区文化传播做贡献,是东坡实现其生命价值的另一方式。另外,在当地长时间的反思中,东坡还意识到了实现其生命价值的最终方式———创作。     

整合与共治:“党规”与“国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同路径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为"党规"与"国法"的协作提出了新型政治语境。作为一项起源于中国本土法治生态中的软法机制,无论从效力渊源上来看,抑或是从保障机制上而言,"党规"都呈现出与"国法"截然不同的运作机理。基于此,实则有必要通过共生理论来对"党规"与"国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契合性做出考察。放眼未来,若要实现"党规"与"国法"的共生与共治,就必须对"党规"与"国法"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构。就具体路径而言,应分别建立"党规"与"国法"间的良性转化机制及其"党规"与"国法"间的良性共存机制。     

对“数学分析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

就“数学分析现代化”的基本含义、国内外差距等进行了剖析与思考，并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议．     

现代化发展视野下的“国情观”

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来看,国情并不是单纯的具体状况,不只是简单的“人口多、底子薄“的特定事实。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面对“事实本身“,即中国的发展国情。各民族必须根据发展的具体情况探索相应的发展策略。在现代化建设一发展中要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分析和研究时代的新问题。     

对人“再现代化”的思考

人是社会变革的核心,无论实现怎样的发展,都是以人的发展为根本导向的。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始终是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对化石能源的消费基础上的文明状态,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低碳经济来临之际,与之对应的文明形态也将出现,这就要求在新的文明形态形成过程中,首先实现人的再发展,与传统的现代文明相比,建立在低碳经济基础上的人的行为模式是对原有模式下行为模式的＂再现代化＂。     

析杨度和他的“帝王之学”

杨度一生以“帝王之学”安身立命,以之指导自己的人生,并孜孜追求“帝师”之梦。他的所谓“帝王之学”其实有“术”而无“学”,是战国以来纵横家思想的嬗变与翻版。杨度最终落泊仕途,沉沦史河,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没把“帝王之学”学到家,而是时代注定了他的这种学术是行不通的。     

关于当前高等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关系的思考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存在着“现代化”与“本土化”两种关系的博弈。历史和实践不断证明．高等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两者关系的和谐共存、协调发展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基础。高等教育要健康发展就应正确处理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从“癌症村”看现代化的代价转移

现代化带来了人类社会财富的巨大增进和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人类也为现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突出表现为环境和资源等问题,中国也同样如此。然而,在全国不断出现的癌症村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环境污染正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现代化的代价正在转移农民头上,农民难以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却在承受着现代化的巨大代价。这个现象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政党现代化视域下的国民党“一大”

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浪潮,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前进的动力,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国民党的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会上实现了国民党改组,明确了国民党领袖对政党重要性的新认识,完善了政党发展目标,同时对政党活动进行了规范,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动员等,都促进了国民党自身的现代化,并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自由民权运动”与日本政治的现代化

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条件，其政治现代化开始起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则是继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次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其目的是要促使明治政府继续完成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改革，建立立宪君主制，加快政治现代化的步伐，以适应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与文学的“转型”

当今的文学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并承担起自己新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只是指责文学的种种不是,或是以回避的态度对之,而应以一种直面的心态去接纳它.这里除了勇气之外,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学的学科姿态也必须有个全新的转变,只有这样才会使文学创作与研究能应对全球多极化、市场经济一体化以及消费文化带来的挑战.     

鲁迅的“立人”思想与中国的现代化

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早在八十年前,鲁迅已在批判西方文明偏至弊端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主张。这一主张仍有现实意义。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借鉴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力避“西方之祸”,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提高民族素质,重构我们民族新的理想的文化人格。     

从“三个代表”思想透视新时期党建的现代化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指导思想 ,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一条执政思路 ,通过实现政党的现代化来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觉实践“三个代表” ,党就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经受任何风险的考验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对“儒教中国”与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千百年来,人们都将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并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中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学说称为“儒学”。传统中国社会深受儒文化的浸润,本文着力研究“儒文化”的形成及衍生过程,提出了“儒教中国”的特征,指明实现“儒文化”同历史文化的整合和促进儒文化的新变革,必然适应我国正在发展中的现代化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