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不再是国家安全配角

正包括大规模传染疾病在内的生物安全问题从来就不是历史的配角,而是决定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它不仅可以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也能影响世界的格局。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生物安全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推入大众视野。在疫情再次为人类敲响生物安全警钟的背景下,各国有必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综合统筹,强化生物安全治理,在国际层面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切实有效的协调合作加以应对。     

生物武器军备控制与新形势下的国际生物安全

正在冷战期间国际军控的大背景下,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为核心的国际生物武器军控体系应运而生,至今仍是生物安全国际治理的基本架构。然而因为核查机制难产,致使这一军控体系履约乏力。而近年来由于新生物科技快速发展,使得生物安全研究和国际治理机制愈发显得滞后,国家间战略竞争态势和意见分歧正进一步加剧人类共同面临的生物安全威胁,国际生物安全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趋凸显。     

要用科技创新支撑国家农业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业生物安全是指有效防范由各类生物因子和生物技术误用滥用对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威胁与伤害,特别是高度危险性人兽共患病、动物疫病、植物病虫害和外来生物的致灾性。2003年暴发的非典型肺炎和2020年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皆源于野生动物,属于人兽共患病。此类疾病是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共同病原体引起的,既可通过同源性链在动物与动物或人与人之间传播,又可通过异源性链在动物与人之间流行。2018年以来,外来入侵生物非洲猪瘟病毒和草地贪夜蛾在我国扩散蔓延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农业生物安全作为国家生物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根本上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国家总体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

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暴发,"生物安全"概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作为生物安全问题的一个具体案例,此次疫情已经极大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的行为方式,波及政治、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给世界格局和各国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冲击。     

生物安全高层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0月15日，为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我国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生物安全建设的思路和举措、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建言献策，中国科协召开生物安全高层次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玉卓主持。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的历史考察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内重点布局的大科学工程之一,是国家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的核心。本文基于一手档案材料及为数不多的公开报道,就该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首先,回顾了立项背景,分析了选址武汉的原因,还原了立项过程。其次,从共建、管理、设计、施工与验收等方面描述了建设过程。第三,介绍了该实验室运行框架、运行机制以及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最后,分析了项目的成功与不足,尝试总结了若干历史经验。     

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中生物安全风险的刑法治理

单一法典化的立法模式、纯正与不纯正生物刑法混杂的立法体系,无法适应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中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现实需要;生物犯罪罪名体系不健全、处罚前置化的立法技术遭到冷遇,阻遏了生物安全的刑法保障效力。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是生物安全,其属于国家安全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预防性刑法的属性。未来,应从如下三方面实现生物技术风险刑法治理体系的现代化：(1)应尽快在生物行政法中规定生物犯罪的要件及刑罚,最终建立实质附属刑法与刑法典并行的多元生物刑法立法模式;(2)以法益为标准,构建类型化的罪名体系,对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类生物犯罪,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法网;对主要侵害生态安全法益的犯罪,建立“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而对生物安全风险监管类职务犯罪,应构筑基本犯与加重犯结合的刑事法网;(3)适当地运用抽象危险犯、累积犯等立法技术,以实现刑法对现代生物技术安全风险的提前介入预先防控。     

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的构建

介绍了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的内涵和作用，叙述了构建养殖场良好的生物安全体系应注意的几点。     

论生物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则

生物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为生物安全立法所确认并体现的反映生物安全立法本质和特征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整个生物安全立法体系,对贯彻和实施生物安全法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关于生物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则具体应包括哪些内容,目前法学界观点颇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符合当代生物安全立法发展趋势的基本原则.     

生物安全领域学科交叉特征研究

[目的/意义]揭示生物安全领域研究现状与学科交叉特征,了解其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为进一步开展生物安全领域跨学科研究、学科资源分配以及科技决策支撑提供参考。[方法/过程]基于学科交叉的视角对生物安全领域进行细分,并对生物安全领域及其学科交叉的特征、发展趋势、演化趋势等进行分析,梳理生物安全领域的发展趋势、演化趋势与学科交叉趋势,阐明不同国家生物安全领域的现状、特征、学科交叉趋势以及合作趋势。[结果/结论]学科特征方面,国防、食品与网络生物安全为新型生物安全,不同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倾向不同。学科交叉方面,公共、农业、混合与其他生物安全跨学科性稳步增长,社会科学相关研究的跨学科性程度高,跨国合作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交叉程度,且中国、美国、德国、印度和英国这5个发文量排名前列国家的生物安全领域跨学科性随时间的推移均有所增加。     

对生物安全的现实意义应有充分认知

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以及对其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根据军事常识,生物战争是指把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媒介(包括细菌、病毒和真菌)和毒素用于军事用途,对人员进行杀伤、致残,或对动植物进行破坏。2月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与分类治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理论突破与创新具有科学性和时代性,标志着治理思维上升到国家高度。然而,治理思维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同时,高校、企业的治理环境并不宽松,究其根源在于"一刀切"导致的治理错位。为防止治理改革倒退,实践中需要强化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分类治理,一方面识别不同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明晰不同治理手段之间的差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体同构关系及其理论内涵

法治化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作用,是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一些确定性的原则,保证国家治理在这个体系内有目标、有规范、有底线、有秩序地进行。法治化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是提供一种"法治精神"。法治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体同构、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法治化寓于治理现代化当中,治理现代化通过法治化加以体现。依法治国中的"法"应该做一抽象的新解释:依照"法治"来治理国家,即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在保障"确定预期"的条件下,"自由"在当下,应该成为法治的侧重点。     

高校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现状与对策

针对目前高校兽医实验室存在的生物安全现状,建议高校应尽快通过规范化生物安全实验室设计和建造、实验设备的配置、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以及标准化工作程序和管理规程的严格执行,构建"布局合理,设施齐全,制度完善,安全高效"的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和管理体系,确保兽医实验室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安全性。     

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防控体系

实验动物是生命科学教学科研不可缺少的实验材料。由于在教学实验动物来源、开展动物实验的教学实验室的设置、教师和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医学院校常存在着生物安全隐患。本文从医学院校涉及实验动物的教学特点出发,探讨了重视教学实验动物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并对构建医学院校教学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防控体系的方法和途径提出了设想。     

全面实施“营改增”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效率的影响分析

"营改增"作为税制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治理有着深远的影响.论文深入地分析"营改增"的时空背景,厘清"营改增"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全面实施"营改增"在税制层面产生的帕累托效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税制保障,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效率.在后"营改增"时代,税制结构性改革应该包括合并增值税档次和统一税率,对消费税、环境税、房产税、所得税等进行系统性改革,优化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制度.     

“政党中心主义”与中国国家治理

鉴于西方"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存在的固有缺陷,本文提出具有"政党中心主义"色彩的中国国家治理和现代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从政治范式的补充发展、政治价值的转换偏重、政治实践的有为有守三个方面对西方政治学进行了改造和丰富,而且也对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路径有所超越。"政党中心主义"的治理承继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善治"思想,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中国共产党践行而落实到国家治理的顶层层面。本文着重考察中国"政党中心主义"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功能发挥,并在比较的视野下得出政党中心主义的治理同样存在一定弊端。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保持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功能互补。     

浅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是三个相互结合的有机整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则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改革内容。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现代“治理”理念下具有独特的中国语境,要从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民治理的整体关系中把握政府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