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贸区FDI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文章对广东自贸区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产业转型进行了分析,通过选取2007-2016年自贸区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深层次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广东自贸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外商直接投资对自贸区三次产业结构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不同;②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广东自贸区产业转型升级,且效果显著.最后,提出了促进广东自贸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江苏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江苏GDP对FDI的弹性,随着FDI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但FDI并不是江苏经济增长的原因,江苏的经济增长则带动了FDI的提升,对此,江苏省应进一步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并提高利用外资效率,拓宽外资投资领域,同时加大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政策扶持,吸引更多的外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沈阳装备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在内的数量模型,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采用1999~2003年的行业数据,对沈阳装备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外资直接投资对沈阳装备制造业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发现,所选定的三个因素,即市场竞争、劳动力流动和行业开放度对溢出效果的影响都是积极的,这对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在辽宁省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自1979年开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特别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不论在数量、规模和发展速度上均增长较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沈阳和大连在产业升级、新技术吸收及结构调整中表现突出。与此同时,辽宁省在引进和利用FDI中,也存在着地区分布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其对辽宁省的区域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辽宁的发展现状,与2014年中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前三名江苏、广东、上海对比,探讨了辽宁利用FDI的特点。目前,辽宁省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引进和合理利用FDI,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共赢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制造业外资流入的数量控制与政策偏向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所形成的"空洞"问题,认为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和提高作用值得怀疑。借助G.Grossman及P.Howitt等人构建的经济增长模型得出我国制造业FDI的流入规模;利用相关数据建立外资制造业的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揭示制造业内部问题。针对"空洞"问题,从FDI流入控制、外资制造业借鉴、金融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FDI地区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对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地区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总体实证分析,结果证明外资在地区层面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溢出效应.在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地区外资产生了溢出效应,在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外资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关于湖南省外国直接投资“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实证分析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及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和所造成的污染,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近年来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选取长三角地区为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FDI与长三角三大产业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协同关系,FDI产业间布局的变动与长三角产业结构的调整呈一定的一致性;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出发,提出长三角地区要优化投资环境和引导外资流向,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吸收技术外溢.     

中国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全球地位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05-2018年中国28个省区市及五大行业面板数据,运用出口复杂度指标测度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并实证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正向促进了高技术产业价值链的全球地位,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并没有对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带来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中部地区以及医药制造业、电子通信以及航空航天业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计算机业主要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医疗仪器业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我国政府增加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在为我国带来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对我国就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应该继续有效地调整外商投资方式扣投资结构，将外资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应注意培养适应型技术人才，建立健全外商投资的各项法律法规，外商直接投资才能更好地发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扣吸纳劳动力的作用，以此减少我国就业压力，提高就业质量，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FDI来源地集聚的区位选择与动因

投资者按相同来源地聚集是外资企业近年来在中国地理性聚集的一种主要形式.建立了一个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东道国(地)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并引入衡量厂商之间合作程度的推测变量,分析了FDI来源地集聚的区位选择与动因.降低成本与投资风险、政府的战略策划与推动、来源地外资的产业特性及其与东道国(地)的文化联系是FDI来源地集聚及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动因.针对FDI来源地集聚的特征,应改变引资思路,实行第三代引资战略.     

FDI溢出与区域技术进步的非线性效应研究

采用考虑“坏”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技术进步与外商直接投资（FDI）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早期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我国与投资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过大，“FDI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出现，此时FDI不利于技术进步.随着经济逐渐发展，FDI对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并开始转为正的促进作用，而当经济发展到门槛值时，促进作用逐渐明显，“FDI技术溢出效应”出现.此外，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程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存在门槛效应，其中，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开始为负，然后转为正，而金融发展程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开始为正，然后转为负.     

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间的相互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自身受到汇率的影响,同时也对汇率产生反作用,文章论述了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外资流入与人民币汇率间的相互影响.     

成本视角下FDI的区位选择与产业转移

建立一个由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基于此模型分析了成本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东道国的投资区位选择与撤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受聚集经济和成本因素的共同影响,在聚集经济效应相同时,成本因素将显著地影响FDI的区位选择:成本优势越大的地区,对FDI的吸引力越大,FDI的可能聚集规模也越大;当区位成本提高时,对成本变化敏感的FDI将从其聚集地撤资.当前中国应尽快在中西部地区建立承接中心,使外资撤减变为外资在我国境内的转移.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的芜湖经济发展研究

通过芜湖自改革开放以来近20多年引进外资的现状,借助格拉撒等人的模型,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对芜湖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芜湖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影响.溢出效应是城市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子,芜湖未来的经济发展应更多吸引外资公司在其周围.     

工业化水平对第三产业FDI溢出效应分析

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来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东道国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现阶段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引资各有特色,在向产业高级化发展过程中,FDI尤其是第三产业FDI是否存在显著技术溢出效应,这一效应是否与当地工业化水平有关。本文利用省区截面数据,对工业化基础上第三产业FDI技术溢出效应问题作了假设和验证。分析证明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对第三产业的引进效果存在正向影响。因此发展工业与引进外资可以通过相互作用,使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外商并购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010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下降,但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强劲增长,首次超过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一半,达到53%。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方式逐渐从绿地投资转变到并购等股权投资。但过度的并购投资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留下隐患,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被跨国公司控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重大影响。当务之急政府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外资并购法律法规体系,合理的使用外资,保障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     

FDI对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性的实证研究——以安徽和江苏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资本供给、技术溢出和制度变迁等效应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外商投资分布不均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利用1985~2013年安徽省和江苏省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通过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FDI对2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不具备显著的正向效应,2省GDP增长率的差异有75%以上是由FDI的区域性差异引起的,文末提出促进FDI加快安徽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国际贸易与FDI的技术溢出

用16个国家11年的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国外R＆D溢出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即吸收国外R＆D技术溢出必须与一定的国内研发水平相结合。     

东亚对福建直接投资集聚的计量分析

通过对产业集聚相关理论的梳理,结合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性质,总结出影响FDI集聚的相关因素,建立了分析的理论框架.结合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变量,设立线性回归方程,分析东亚对福建直接投资的集聚情况.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东亚对福建的直接投资存在着集聚效应,但是投资主要流向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外销倾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