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进

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阐述了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变过程。早期的工程师责任就是绝对服从军队的命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程师手中技术力量的不断加强,其伦理责任开始由最初的忠诚责任向“普遍责任”扩展,并引发了专家治国运动;由于社会制度和自身的局限性,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又由乌托邦式的“无限责任”回归到现实的社会责任;到了20世纪中期,伴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产生,工程师从对社会的责任延伸到了对自然的责任。     

工程技术的伦理控制

为了避免工程技术给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对工程技术进行伦理控制。要加强工程技术活动的伦理规范，强化工程技术人员的伦理责任，强调工程技术成效合理化，倡导工程技术价值选择理性化。工程技术伦理控制有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之分。工程技术的伦理控制应采取内外部控制相结合的形式，处理好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关系。     

从工程的自然属性谈工程师的环境伦理责任

随着工程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能力越来越巨大、后果越来越危险,工程师需要发展一种新的责任意识,即环境伦理责任。环境伦理学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为工程师负有环境伦理责任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则从工程的自然属性的三个维度：工程的物质性、工程的合自然规律性及工程回归自然的必然性,进一步确证了工程师对环境的伦理责任。     

工程活动的自然伦理诉求与工程师的自然伦理责任

工程具有自然属性,自然是工程活动赖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工程活动基本的自然伦理诉求。工程师因其特殊的角色和地位,在工程活动中担负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自然伦理责任,这种自然伦理责任贯彻在工程师工程决策、实施及管理的全过程。     

工程师的功利观对环境伦理的遮蔽

功利主义价值观是工程师最典型的个人价值观。尤其是工程师的名利观、实践能力观和技术效率观,在其功利主义价值观谱系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明显。本文分别探讨了工程师由于受到这三种功利观的局限和影响,遮蔽了其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     

论工程师的责任意识及实践转向——以广州地铁质量验收事件为例

工程的责任主要是通过工程师在从事的工程领域运用其所掌握的很强的工程学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负责任地恪守职业操行,以忠诚的伦理信念严格执行工程规范、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注重工序质量控制,非合格材料禁止使用,不合格工序严禁转序,杜绝将危险的、不安全的和有严重缺陷的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程序以及产品移交给客户、公众和社会。本文从学理上探讨了工程的责任与伦理、工程师责任意识的教育和实践转向等有关责任问题。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工程伦理学的路径选择

工程存在境域性和社会实验两个基本特性。外在性境域缺失,造成了工程伦理学的实践困境;内在性主体多元,造成了工程共同体责任模糊和关系复杂。因此,工程伦理学的发展路径,必须立足于工程的境域特点,在研究工程师伦理学的基础上,关注其他活动主体的道德困境,促使工程伦理理论与工程境域实践有机结合,促进我国工程伦理学的起步和发展。     

责任伦理与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

作为主体的人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肩负着重要的伦理责任。然而,责任伦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正困境、主体消解、隐私泄露、自由受限等伦理问题。传统信念伦理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在网络舆情治理中表现出明显不足。责任伦理克服了传统信念伦理的缺陷,契合了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的伦理诉求。因此,应在实践中通过重塑责任伦理,以实现大数据语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具体而言,主体层面,强化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行为层面,构建多元责任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制度层面,建立健全责任伦理规范。     

从伦理行为构成视角谈工程师的实践智慧内涵

工程师行为的合伦理性表明其进行本真决断时是否存有"良知",而实践智慧则是工程师伦理行为持续产生的孵化器,二者存在互渗关系。伦理行为由行为动因、行为目的和行为手段构成,工程师实践智慧也相应包含三个维度:慎思维度、明辨维度和笃行维度。其中,慎思是工程师伦理行为动因合理化的规制者,明辨是工程师伦理行为目的合理化的监督者,而笃行则是工程师伦理行为手段合理化的引导者。至此,工程师的实践智慧与伦理行为形成辩证统一关系,最终使伦理行为更符合伦理要求。     

数学中的经验:认识论上的紧张视角

就形式数学来说,它是脱离经验,在内涵上是一种社会建构。计算机技术提高了人们的计算能力,对数学的这一社会建构平添了紧张,加强了“作为计算的数学”与“作为证明的数学”之间的不平衡性。在历史上,相似的认识论上的争论表现在计算或实践的印度数学与精神或形式的西方数学之间。我们认为,认识论上的紧张,可通过以下方式得以消解:认同数学是基于经验、可错的观点,并据此引领数学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技术视域的真理论

在技术“揭示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的意义上,认识论域内似乎与技术无涉的真理,与技术深度相关。这一相关突出展示为,技术对思维与存在或存在与思维的同一的“统摄”。在总体性、结构性和历史性维度,以技术为中介的主体-客体在一定环境中实现的真理生成,基于技术的整合、建构和重构。异于康德的“主体建构客体’’和皮亚杰的“主客体双向建构”的“技术建构论”真理,是思维与存在或存在与思维的技术整合性建构-重构的统一。     

伯格曼的技术哲学及其启示

伯格曼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之一。他通过“器具范式”“聚焦物”、“聚焦活动”等概念，论证和说明现代技术在改善人们生活的过程中具有本质上的局限性。他同时还把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分析与对技术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分析结合起来，试图全面地把握技术和当代生活的特点。     

工程科学与技术哲学:从工程科学的特征看技术哲学--德国哲学家H.波塞尔专访录

技术与工程,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是两个既相关联又有差异的研究领域.本文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对话,并试图对二者关系做一梳理和探讨.文中当代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波塞尔教授认为,就技术哲学是与工程哲学的关系而言,尚无必要把二者划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研究领域.文中强调了技术(工程)不同于科学的特质在于其中所包含的意向或价值因素.工程中使用的是人工制品,工程哲学是否属于技术哲学,取决于有关的定义.从理论的意义上看,工程哲学已经预设了技术哲学.     

认识论析取主义式新摩尔主义——一种合理的反怀疑论方案,抑或乞题?

基于认识论析取主义,普理查德提出了一种据说能规避乞题的新摩尔主义的反怀疑论方案。文章将论证,彻底怀疑论的闭合论证实际隐含了知觉理由的"最大共同因素论题",这一论题同时也被彻底怀疑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证所隐含,然而,认识论析取主义明确反对该论题,因此,认识论析取主义式新摩尔主义并未真正规避乞题问题,从而不是一种成功的反怀疑论方案。     

历时态的西方国家战略工程的文化模式

国家战略工程是国家主体实践具有价值取向的战略理论的物质实体。工程文化模式是指特定时代的工程共同体与自然、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历史的形成多因素联系的存在方式,它包括工程科技、工程规范和工程价值等。从历时态看,主要西方国家战略工程曾出现过古希腊罗马的王权神圣与世俗精神,中世纪的封建诸侯与信仰主义,文艺复兴的宗教理想与世俗精神,近代英国的资本工业与清教伦理,现代美国的知识经济与新保守主义的文化模式。     

对两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

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中一个重大的、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到目前为止,人类中心主义可以被区分为五种形式:宇宙论的、目的论的、认识论的、生物学的和价值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论的和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已解决问题,而价值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被人们认为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却被看成是不可反驳的.本文认为这两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仅是可以讨论的,而且也同样是可以被反驳的.     

略论工程美

工程美是工程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人工自然物给作为审美活动主体的人的舒适与愉悦之情,工程美的实质是功能美,这一实质展现为工程美的实用性、科技依赖性、环境协调性、社会历史性和综合性等特征,美在和谐论和实践活动论是工程美的立论基础。由上述对工程美的学理分析为基础,从工程理念、工程造型、工程技术、工程材料、工程环境和工程管理等方面分析了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体现出的美学意蕴。     

Penrose on What Scientists Know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Roger Penrose’s epistemological, method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positions. The analysis is relevant not only because Penrose is an influential scientist,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 traits of his thought. These traits are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his background and approach to science: (1)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realism, (2) mathematical Platonism, (3) emphasis on the continuities of science, (4) epistemological inclusiveness and essential openness of science, (5) the role of common sense, (6) emphasi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ce, ethics, and philosophy. The paper articulates Penrose’s position and criticizes some of its possible shortcomings. It contributes to the perception of science as an open activity, as illustrated in Penrose’s particular approach, and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case-study that can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how epistem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positions are connected with particular scientific pract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