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钱钟书有关文学史论争之述评

周作人试图以“言志”与“载道”建构一部中国文学史，钱钟书则认为“言志”与“载道”分别对应两种文体，即诗歌与散文。经过几番论争，两人各有坚持和妥协。在论争的背后，则隐含着两人不同的思想方式。     

回看历史的那一场争论——也谈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曾有一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如今，若是站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这一历史位置来重新回看历史上的这场思潮论争，可以发现其在以青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为理论武器批判文革历史错误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现代性的诉求与市场经济之间完成一种“无意识的共谋关系”。因而，对这场思想论争进行重新梳理和反思在重提现代性批判的今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生成语境看“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理限度

“审美意识形态论”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后，便逐步成为阐释文学本质特性的主流话语。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这一理论被再一次强调，甚至被一些学者推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对该理论的质疑遂成为文艺学界论争的一个焦点。然而，由于对“意识形态”范畴的阐释与接受的多元特征，使得论争本身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而以非对即错的否定性判断方式展开的质疑论争，似乎也很难获得一个圆满的答案。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发展模式与“卡夫丁峡谷”问题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叙述历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东方国家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而非“定一性”的命题，列宁对跨越峡谷的发展模式予以了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前苏联的解体正是跨越峡谷的两重性在历史实践中的应证。“卡夫丁峡谷”的论争是一种关于历史“线性”的论争，它与当前的全球化问题缠绕在一起。     

近几年关于"语文素养"的论争情况概述

“语文素养”作为语文新课标的总目标和核心理念,挤兑了“语文素养”的核心地位。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语文素养”的论争。“语文素养”的论争主要涉及到“语文素养”提出的意义、“语文素养”的内涵和“语文素养”的培养模式等方面。论争的焦点是“语文素养”的科学内涵。论争的根源是过去关于语文教育本质属性是“工具性说”还是“人文说”讨论的继续和深化。     

诗意裁判——世纪末诗坛论争析疑

作为一种古老的抒情文体，近一个世纪以来诗歌已渐趋没落，然而围绕诗歌衍生的那些诗坛事件却在声音上益过了诗歌本身。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激烈论争使平淡已久的诗坛重新热门起来。当我们认真好听这些声音时，不禁哑然有所思，并欲从诗与事的双重角度出发对世纪末的诗坛论争做出诗意裁判。     

“战国策”派内部对“英雄崇拜论”的论争

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是“战国策”派最受瞩目又最有争议的一大主张。关于“英雄崇拜论”，“战国策”派内部引发了一场论争，既有倡导者如陈铨，又有居中调和者如贺麟，也有反对者如沈从文。研究“战国策”派内部围绕“英雄崇拜论”展开的论争，可以更为客观地揭示“战国策”派内部和外界学人所谓的“英雄崇拜论”的实质。     

教育本质：知识论的困惑与存在论的彰显－兼论教育本质探讨思路的转向

教育本质的论争之所以陷入“疑无路”的境地,根本在于论争只是囿于探究知识论的“教育是什么”而遗忘了追寻存在论的“怎样教育”这一教育之“根”与“本”,以致教育之本质与语言遭际异化。缘此,本文拟在反思以往教育本质论争的基础上,试图走向“怎样教育”,以期扬弃异化,返朴归真。     

“酒”和“山水之间”与“醉翁之意”——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原因新论（二）

三、“两个口号”论争的主要内容 以上介绍仅只“两个口号”论争的时代背景及其过程，我们当然需要知道“两个口号”论争的具体内容。针对徐行2月号《礼拜六》和《新东方》发表《评“国防文学”》等文认为“国防文学”属于“全民族的文学”而非“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并“骂国防文学的主张者陷入‘爱国主义的污池’”等观点，周扬紧接着就在这年4月《文学界》第一号发表和周立波同名的《关于国防文学》。     

面对世界的中国传统——人类学与中国传统漫谈

在2007年10月27日“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圆桌论坛的大会中,徐杰舜教授提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引起了各方的激烈论争。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未来走向的命题。同时,问题也不止于此。在“中国话语”论争的表征背后所触及到的,应该是一个更为坚实和更为深刻的基底——中国传统。人类学如何面对多元一体的中国传统？这关涉到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诉求、方法范式,以及现实关怀等一系列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因此,作为对圆桌论坛的“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学术论争的一种回应和延伸,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圆桌座谈会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本刊将陆续发表由徐杰舜教授策划、主持的“人类学与中国传统”圆桌系列座谈会的纪实,以飨读者。     

论新时期之初文艺思想解放运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上，具体论述1977－1979年间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以及关于“伤痕文学”、“向前看”文学与“向后看”文学、“歌德”文学与“缺德”文学三场文学论争，梳理其中规律，批评从政治到文艺的“两个凡是”。     

论现代文学中被多重书写的"孝"

梳理了新文学史上关于“孝”的一些论争。发现在精英启蒙文化语境和大众伦理道德语境中“孝”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新文学家们强调的是幼者本位,而通俗文学家们则注重的是长者本位,因而发生的论争具有互补性,是现代与传统复杂关系的一种具体体现。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底蕴

实践美学和生命美学的论争，成为当今美学界的热点，论争的目的是确立中国新世纪美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仅围绕“实践”等范畴作理论的论争是不够的，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美学。事实上，从实践美学到生命美学，既是一种超越，亦是一种回归。这将有助于澄清当下很多理论误区，也是摆脱西方语境，发展中国美学的必然要求。     

新时期“选学”研究的几个特点

新时期的“选学”研究领域里既有激烈的学术论争，又有深层的学术交流，而且中外学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呈现出互为启发、相互尊重的学术氛围。体现了新时期“选学”研究的自学性、开放性与开拓性的特点。     

传统：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在台北“海峡两岸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传统”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论争中的关键词，围绕着它，不同的学者与诗人都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反传统”与“传统”相互纠缠，彼此很难协调，但是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一点常常被人所忽略。     

安阳西高穴“曹操墓”“认定”是行政违法行为——-访“反曹派”代表黄震云 韩甫政 倪方六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河南安阳发现并确认曹操墓，引起了社会不同层面的持久而广泛的关注，引起了文学、史学、法学、考古学界激烈的论争，成为公共话题。近日，“反曹派”提出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这场持久的论争，平息风波，也给相关方面一些反省。     

“分子电流假说”的历史研究

本文通过历史考察，简要地阐明了“分子电流假说”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介绍了“分子电流假说”提出初期的论争过程。     

梁实秋文坛论争的三部曲——以梁鲁论争为中轴

梁实秋一生文坛遭遇沉浮,论争是其标签,论争也是其最基本的姿态,其思想在论争中提出、发展、升华和修正,而其文学话语的是是非非在很大程度上与鲁迅休戚相关。本文以人性论为立足点,以其论争的三阶段为线索,通过人性论与自然人性论、人性论与阶级性及与抗战无关论的辨析,以“论争”手法为切入点,目的是突显其基本文学见解及其底蕴,以期给当下学界以启示。     

“未尝一面”而又时常“笔墨相讥”的诤友(上)——鲁迅与郭沫若关系史略

鲁、郭的相互关系经历了曲折演变的四个阶段:一、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北伐前后,他们由文学上“文人相轻”到政治上“同气相求”;二、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由于郭沫若对鲁迅的错误攻击,使鲁迅“愤懣”而关系交恶;三、左联时期,他们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但相互之间却时常“笔墨相讥”;四、左联解散之后,他们为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而加强团结,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求同存异,彼此作了充满战友情谊的中肯评价。     

口号的论争 方向的选择——试论鲁迅与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在 2 0世纪 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 ,曾经就文艺界如何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出现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作为“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倡导者 ,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 ,对此进行了阐述。毛泽东后来在不同场合也肯定了鲁迅的这一口号 ,并且将鲁迅的方向看作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前进方向。本文试从两个口号的论争来说明鲁迅在文化战线是如何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