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探析

在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难题的基础之上,提出在当前国际国内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应在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壮大非政府组织力量,培育民间组织,构建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完善公共危机预警体系,强化协同治理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国际区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多方位合作机制,从而提高协同治理效率。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自组织演化模型

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自组织演化机制,研究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自组织演化的必要条件和动因.并借用生态学中的Logistic模型构建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含3个应急管理主体的模型为基础,对其进行仿真模拟.结果表明,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可自组织演化至稳定状态;应急管理主体达到的平衡所需时间与初始状态和固有增长率正相关,平衡时的规模与网络内应急管理主体的数量、自身最大规模正相关.应急管理主体平衡状态时的规模与竞合效应系数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增强资源保障、多元参与、信息共享及协同治理等举措有助于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的自组织演化.     

基于善治理论的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各领域矛盾凸显,汶川地震、高危行业生产事故、瓮安事件等突发性公共事件分别从自然、经济、社会等角度给我国政府带来了各种灾难和危机的考验。就我国危机应对传统而言,政府是理所当然的主导者,但政府自身职能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须与媒体、企业、第三部门及公众形成联动的危机治理机制。本文基于善治理论,对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的立足点及责任的有效履行进行研究。     

浅析危机归因及危机治理的政府职能

关于危机,有一个专门的基本判断,就是危机是一个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危机治理＂这个概念现在对我们来说已不陌生,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速度的不断加快,危机已经成为转型期社会管理所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在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要找到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以及如何应对危机并有效治理危机等,政府对自身职能应有准确定位,这样才能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     

NGO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可为”与“难为”

当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公共治理视野下,政府不再是管理社会事务的唯一中心,非政府组织(NGO)以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发挥出政府和市场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NGO还存在着许多“难为”之处,显得力不从心.该文通过对NGO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难为”因素分析,探寻NGO有效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途径.     

公共治理理念: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因素

公共危机频发的根源在于公共治理的理念缺陷．政府应始终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来治理危机,这是消除或减少公共危机之根本。政府功能和责任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危机的全部责任,必须同时积极寻求社会的参与和合作。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是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政府应信任并依靠公众和民间组织,善用媒体,组织所有资源和力量,共度危机。     

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危机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参与

阐明了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基础——治理理论，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的处理的应然性，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参加公共危机管理时呈现的不足。并提出公共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对策。     

新媒体视角下图书馆危机治理行为的分析与探讨

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是对图书馆危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检视,研究图书馆的危机治理问题,建立一套符合自身服务特色的危机治理机制,是后疫情时代图书馆工作中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以高校图书馆为例,收集了"双一流"大学图书馆新媒体平台在新冠疫情危机爆发后1个月内发布的所有信息作为研究数据,从整体情况和详细内容两个方面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在危机爆发后的治理行为,根据思维意识、制度规范、主体协同、能力建设4个范畴探寻了高校图书馆危机治理的困境及其成因,并以这4个方面为导向指出高校图书馆危机治理的优化路径.     

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相机而动”：对于当前金融高管限薪令的深度思考

薪酬制度是协调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使之密切关联的关键要素,其根本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的高管限薪令,其本质是对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的＂相机而动＂。欧美国家的限薪,凸现了纯经济型治理的负效应和成熟的行政型治理的强化。当前,中国的公司治理体系尚处于摇摆状态,应通过长效的制度建设不断强化薪酬透明度并建立高管考核的市场化机制,推进治理体系的成熟。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网状公共治理模式研究

从流域水污染防治模式入手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网状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应对措施。该网状公共治理模式包括三种运作机制:生态补偿机制,自主协调机制,行政、市场和公民参与相结合的机制。     

海岸带地区空间治理机制

 海岸带因其区位优势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具备较大的开发价值，促使人口集聚，经济开发活动频繁，短期经济利益追求与长期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海岸带空间治理是海洋强国背景下为了达到海岸带空间资源有效配置与多元主体利益平衡的公共管理过程，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以空间为切入点在海岸带领域的重要应用。针对海岸带陆域土地开发与污水排放、近海渔业资源与灾害威胁等问题，研究了全球海岸带空间治理机制及其运行模式，包括激励、协调与约束3大类机制。     

中国标准化治理体系的发展策略

 通过借鉴美国、欧洲、日本标准化治理体系成熟模式和发展实践,根据国内外新形势的发展需求,从健全优化标准化组织管理机制、建立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标准制修订长效机制、建立标准化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培养机制、健全中国标准国际化工作机制4个方面,提出了推动健全中国标准化治理体系的发展策略。     

突发公共事件下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转型

突发公共事件由于成因复杂、影响广泛以及危害多样给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基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内涵及其影响,分析了智慧城市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功能与作用,针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存在的城市治理问题,从增强智慧城市的大数据预测与服务能力、以智慧政务推动城市应急管理高效与协同、加大智慧型城市避难空间规划与建设力度、强化智慧...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参政党社会管理功能研究简

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政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共同构成了公共治理的主体.在中国社会管理的多元治理结构中,参政党是一支重要力量.参政党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实现利益表达,协调社会关系,深化社会服务,有助于开拓参政党的实践空间,有助于参政党实现自身社会基础的再发现,这是参政党实现社会功能的重要方式,是解决参政党功能弱化问题的重要途径.     

科技创新嵌入城市治理的体制机制

 科技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为城市提供智能化治理工具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治理空白,加剧了治理过程的不确定性。两者间对立统一关系可以从国家战略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治理工具更新、科技创新过程与结果等方面加以厘清。在“人本-创新-协同”的逻辑框架下,探讨了强化城市治理就要转变政府职能、突出主体示范引领、强化社会监督,明确各主体在城市治理中的定位与职责,坚持城市社会稳定、安全、人本的基本要求不动摇。分析表明,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就城市治理目标的实现路径、智能化工具的使用边界、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治理过程的动态监督等重点问题提出具体要求,重视法治德治的结合,完善和创新城市治理体制机制。     

开放式决策：地方政府“善治”的新选择

行政决策是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环节.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大潮下,一些地方政府的执政者大胆而审慎地开展了开放式决策的积极探索.开放式决策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它所标注的时代特征对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积极思考和完善开放式决策的模式和路径,将开辟地方政府由统治向善治转变的崭新天地.     

后疫情时代：变化与重组

 梳理了后疫情时代中国在教育教学、企业管理、交通出行、科技创新、物流供应链管理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分析了中国在医学及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突发公共卫生治理、社区治理以及国家治理层面的多个研究主题。进入后疫情时代,无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层面,还是更为关注基层社区治理的突发公共卫生治理层面上,更为灵活、更有弹性的“韧性治理”都成为治理的共同选择取向。同时,构建更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机构协同、协作机制也是未来治理的重大挑战。基于上述分析,剖析了后疫情时代概念界定模糊的问题,探讨了目前存在研究方法使用不够规范、研究设计不足、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割裂的问题,从重组的视角展望了后疫情时代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     

法治·智治·共治: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生态治理经过政治主导型、发展主导型和绿色主导型三阶段的发展,已逐渐形成富有特色的中国方案,即 “法治·智治·共治”。我国树立生态治理的法治思维,完善生态治理监督问责机制,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形成生态治理法治化格局;应用新型数字技术、创新环境监测管理手段及污染防治方式等进行智治,生态治理日益向计算化、精细化、智能化、公开化方向发展;在整体性思维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形成多元主体共治局面,并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法治、智治和共治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将中国生态治理水平推向新高度。     

中国团体标准化发展历程与治理策略

 基于中国团体标准化发展现状,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团体标准化治理机制,立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发挥行业管理部门、中国科协作用健全团体标准化治理机制,基于团体标准制定、实施、国际化等全生命周期加强政府引导作用,培养标准化人才、多方共同制定标准来综合提升团体标准化治理水平,提出了完善中国团体标准化治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