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与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现状及其完善对策

群体性事件凸显出的是政府公信力的不足。因而,如何有效防范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以增进政府公信力已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文章分析了群体性事件与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并从政治渠道、利益冲突、社会公平三个方面剖析了原因,提出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维护群众合理利益、调节社会收入公平分配等完善对策。     

三聚氰胺检验我国快速应对能力

<正>"三鹿事件"是一个影响很大的负面事件,对"三鹿事件"的及时处理表明了我国政府处理食品安全问题、解决民生的决心和能力,同时也检验了我国政府的快速应对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模型及防控干预措施的因果分析评估

 利用修正后的单一群体传染病SEIR模型,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国内的传播趋势进行建模,模型较好地拟合了已发生情况并预测了疫情发展;基于修正后的SEIR模型,开展反事实推理,定量评估了武汉推后采取防控干预措施对国内疫情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基于建模仿真和因果推断方法,可以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和执行进行模拟与反演,提高各级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治理能力。     

科技工作者该不该涨工资?

在经历相当长时间的征求意见和社会发酵之后,各级公务员普涨工资已成为政府体系内部众所期待的大概率事件.一方面高压反腐打老虎,另一方面提高基层和普通公务员工资收入,赢得民心又不失人心,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热议公务员涨工资的是非之间,同属公共部门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群体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解读——以重庆出租车罢运为例

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冲突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出现，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探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措施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以重庆市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从政治层面上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利益博弈制度平台的缺失，二是利益群体组织的缺失，三是政府部门的“缺位”。     

地方政府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

面对日益频发的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增强应急管理能力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必须重视且不可回避的一项工作。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控制事态、减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政府公信力,是在非常态下对国家政府能力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检验,也是对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考察。     

群体性事件原因探析

不断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随其规模以及影响的扩大引发了国内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益成为困扰我们的严重社会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前提是对事件的原因分析,而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涉及到公民群体、针对对象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以及在其中起作用的第三方因素。因此,我们从参与的相关体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更有针对性。     

外部学者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要素分析

不断增长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学界对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研究仍显匮乏。从对已有的案例分析来看,外部学者作为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的社会主体,其对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参与已日渐成熟并渐趋模式化,而外部学者成功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要素有四点：（1）与受损群体和政府的紧密结合;（2）高资质高层次的专家资源;（3）果决迅速的专家行动;（4）一定程度的体制内影响力;而外部学者对受损群体和政府官员主观或客观上的误导将会增加群体性事件治理的难度,对事件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敢于质疑:民众监督的理性回归——"全民打虎"事件折射的社会舆情

2007年冬到2008年春,两起"老虎事件"在民众中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质疑之声,这在中国传播史上和舆论监督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对两起"老虎事件"进行审视,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对民众自身而言,这是一次深刻的媒介意识启蒙教育,网络媒体为广大民众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了平台,铸就了民众敢于质疑的精神,且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民众的舆论力量非常巨大,既考验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度量了政府的公信力.     

网络舆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分析

如果政府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网络舆情就能充当群体性事件酝酿期发现苗头的“警报器”、扩大期消除矛盾的“润滑剂”与消弭期改进政府工作的“意见箱”;反之,其充当群体性事件酝酿期引发事件的“导火索”、扩大期助长事态蔓延的“助燃剂”与消弭期激发原有矛盾的“发酵池”.我国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网络信息沟通平台、健全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和加强网络舆情正确引导,发挥网络舆情在群体事件中的正面作用.     

说滕文公之"文"

我们平时所说的战国时期的滕文公 ,实际上是滕元公 ,至于他为什么后世称他为“文”,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 ,作为谥号的“元”和“文”差别并不是很大 ;其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谥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其三 ,我们还要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的渐进性。     

国书馆“传统”与“现代”论

从藏书结构、服务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阐述了传统图书馆模式的特点,并从图书馆的虚拟化和图书馆管理的人本化方面分析了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走向。     

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

一个民族的兴盛与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和决心有关,也与一个能够发挥市场优势的制度安排有关。因此,在一个以竞逐富强(thepursuitofpower)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中,中华民族在进行经济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必须改变自己文化上无兵的传统。     

对“以人为本”中“人”的几种理解的辨析

学界对"以人为本"当前主要有四种理解。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民群众",是从政治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少数人"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全体公民",是从法律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部分公民"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类",是从人类共同利益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自然"和"物"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具体的个体的人",是从工作落实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理论层面抽象的"人"范畴。应在特定的范围内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超出其特定适应范围便容易导致对其中的"人"的误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无疑应当是指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而学界所作的拓展性理解则是适应于特定范围、解决特定问题的。     

论《酉阳杂俎》的“史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初期,对于小说的功能,论者往往定之以＂可补经史之阙＂。因此在古代小说的发展之初,小说常在作者的写作态度以及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史性＂特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虽然成书于＂始有意为小说＂[1]（P39）的唐朝,但是从其创作态度、写作方法、内容题材等来看,仍具有突出的＂史性＂特征。     

"真"的创世与"真"的毁灭--《花腔》之"花腔"叙事

<花腔>的发表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花腔>的出众之处不完全在于文本作者得意、论者激赏的"先锋性"的两套叙事话语体系的设置,更在于通过调用"真"的创世与毁灭的叙事智慧对历史话语权的质疑和对"红色"知识分子荒谬人生的深刻阐释.     

重新审视"环境决定论"——《人文类型》所给予的启示

自然环境为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活动舞台,对人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是不言自明的。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探求文化特质地理分布的简单原因,在于环境决定论的解释模式是基于世界性探险而搜集到的大量有关人类差异材料进行分类和解释的一种简单的方法。文章从早期理论学者开始进行追述和回顾,认为:如果将强调或者突出“气候的作用”的学者归为“环境决定论者”,这种扩大“气候”外延的论说方式不能成立。     

审判质量管理的“满意”与“公正”之间

公众对案件的"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内涵本身存在的原理性冲突,当事人对事件结果公正的不同理解、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司法案件的认识和评价。一旦舆情被某种因素引导,社会舆论就容易发展趋向于一种或几种极端的论调,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其中非理性的部分社会舆情将产生巨大的力量,可能引发"满意"与司法公正的较量。"河北王朝案"就是发生在审判质量管理背景下舆情与司法的一次激烈冲突。因此,应弱化以"满意度"作为案件质量评估的指标,从而回归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本质。     

对"矛盾"、"对立"范畴的再认识

韩非的“矛盾”富言属于逻辑矛盾。他的“矛盾”思想则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二者必居其一。这种仅仅在对立两极中的思维方法并非完全正确。哲学上的辩证关系,借用“矛盾”、“对立”范畴来表述,也不十分恰当,因为矛与盾不是对立的双方,而辩证关系也应包括对立统一、鼎立统一、多立统一。所以我们必须确立立体矛盾观,即对立面-中介-对立面,或正中反矛盾论,或同异反分析法。     

《孽海花》之“孽海”与“花”新解

正确理解“孽海”与“花”的含义,有助于深入解读小说《孽海花》。本通过对小说本和有关资料的研析,指出《孽海花》中的“孽海”主要指当时正在沉沦的中国社会环境,“花”则既指名妓傅彩云,也指晚清“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