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认同困境:周作人附逆的后殖民启示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文化名人,"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周作人在日本侵略中国后不久就迅速投靠日伪政权,这是极其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周作人附逆是由于他首先在精神上被日本文化所征服,进而产生民族文化认同困境所造成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被西方后殖民文化侵蚀是非常具有启示性的.     

一个人的童年和他的政治——从“自我”角度对周作人附逆悲剧的解读

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周作人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亲人的过度关爱,这影响于他的“自我”就是生命意识的凸显和弱者的自我认同的合一。这决定了周作人现实行为的出发点首先是自我保护,而与外界的自觉的呼应和配合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的具体关系：只有在一个理解轨道和他的内心相通的环境中,周作人的自我的生命力才会被激发起来,其人格走向才是外向、张扬和成长的;如若不然,便是自我封闭,在对外界的决绝拒斥中退回到童年自我的封闭狭隘中去。周作人的“自我”的独特性在其附逆的人生悲剧中也得到了体现。     

论斯威夫特对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影响

周作人认同斯威夫特对社会、人性“掐臂见血”的辛辣批判,也欣赏他使用的“反讽”这一修辞策略,而更感兴趣的则是两者的结合,这契合了周作人思想性格、人生哲学与文学趣味中“流氓与绅士”、“铁与温雅”的对立与统一。     

周作人与新潮社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北大的教师,新潮社是以北大学生为主创办的新文化社团。周作人在写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章之后,成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思想家,新潮社在思想上成了他的忠诚的追随者。周作人是新潮社的最后一批社员和最后一任主编。但是,在抗战胜利后,新潮社的主要缔造者傅斯年,却因周作人抗战中的附逆表现,毫不留情地与当年的老师划清了界线。周作人对新潮社的感情也就此断绝。     

周作人的风物书写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而他的风物书写,也与此紧密相连.周氏的风物书写,可从“人的图腾”、“世相的描述”以及“国民文化的书写”三个方面出发加以解读,其中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而后两者则为前者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周作人的风物书写具有文学与国民的双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兴趣、气质以及与文学事功的契合点.     

周作人文学批评个性浅谈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周作人是一位毁誉参半的批评家。左翼批评家阿英曾肯定他的批评活动“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①。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上的两行大字:“自由——宽容”,“个性—表现自己”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的文学批评大多以散文的笔法,平和冲淡,充溢着个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着一种尊重“个性”的宽容开放的气度和诚朴谦逊的文风。其涵意深厚、个性色彩鲜明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树一帜。     

相背与相向—论周作人与成仿吾对文学艺术性追求的坚持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周作人与成仿吾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达上,周作人由人生关注转向艺术园地,成仿吾则由艺术之“美”走向人生之“善”之“真”;在文艺的表现自我上,周作人由社会大我而一己小我,成仿吾则由小我而转向大我：两人相背而走,殊途亦不同归。而且在追求道路上,两人好像作了一个方向上的置换,似乎是对自己前期选择的一种背弃。然而,深入表象下的本质,我们发现的是他们对艺术追求的坚持。     

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情趣”和“随手征引”

周作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因小品散文的成就而确立的。他的小品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情趣”和“随手征引”。“情趣”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神韵，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随手征引”源于周作人的博学，它不分雅俗，左右逢源，使文章极富知识性。     

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情趣”和“随手征引”

周作人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因小品散文的成就而确立的。他的小品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情趣”和“随手征引”。“情趣”使得他的文章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神韵，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随手征引”源于周作人的博学，它不分雅俗，左右逢源，使文章极富知识性。     

论黄远生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意义

作为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生提出的一些文化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不仅首倡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启蒙和影响了陈独秀、胡适、周恩来等一批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其对于灵魂深处的忏悔精神和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也进一步完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构建。其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应该得到肯定。     

论傅斯年学术思想的嬗变

近代著名国学大师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实用主义”,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的“求真”、“求实”,再到“九一八”事变后的“致用”。傅斯年学术思想的这种变化,是面对时代变迁而被迫作出的选择,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试论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传统之发展动因

“文人论政”传统是我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探究其发展动因,我们可以发现,其在近代的大放异彩,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风东渐”的合力作用,是变革时期中国矛盾重重之社会现实的呼唤,也是近现代中国政治舆论环境的写真。     

东原“心知”之论及其性情思想的学术思想史索解——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二

戴震认为＂知＂是必不可少的人性＂三要素＂之一,是人的类本质,也即人禽之间的根本差异。＂知＂的功用的发挥又赖于＂心＂的作用。人之＂心知＂在认知中出现偏差和不足,是由于＂蔽＂。戴震以汉学立场和训诂考据的工夫,裁断宋明儒心性论、性情论的话语内容和方式,主要来自佛禅。他作《孟子字义疏证》,以重建孟学原貌自期。但这部著作基本上是在内外学术压力下撰成的。可以说,戴氏作《疏证》,意不全在批驳宋儒,也不在准确地体显孟子之学,而是要表达其在人性、包括性情方面的新思考。戴震主张情与理应体现在建构一种正当而合理的人、我关系方面。这接近哈贝马斯所谓＂交往理性＂的思想,它对于我们理解东方思想哲学的现代价值是有意义的。宋儒、清儒都未曾有幸亲睹先秦孔、孟之间的一批儒家简牍文献。这批上世纪90年代面世的地下简本文献,揭示了传统儒家的性情论思想并非与本土文化资源没有挂搭。     

论中国近代悲剧精神在文学中的表现

中国近代悲剧精神产生于中国近代社会“内忧外患”的现实土壤，具有忧患意识、抗争意识及深切的痛苦体验等特征，它在近代文学中具体表现为：作为一种戏剧类型的悲剧得到明确提倡，传统叙事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被突破，英雄悲剧及其崇高性特征得以充分展现。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悲剧精神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过渡的重要表征。     

文化民族主义与融和的人文主义——钱穆的文艺美学思想再思考

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当代的语境下重构传统，而我们正是需要钱穆“温情与敬意”的宏大的文化视野来面对传统与未来。钱穆视野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和融合的人文主义正是传统自身的核心，正是传统生生不息的原因，中国社会正是在这种文化观的观照下延续发展的，而且中国文学艺术正是这种文化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这种文化观的发展延伸。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中，温和的民族主义立场，雅化的发展逻辑，融合通达的人文主义精神必将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指归。钱穆正是基于此而建立起一套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民族文艺观。这种文艺观必将成为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某种指引。     

北魏书法三题——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北魏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重要阶段,形成了颇具时代特点的书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积极推扬、倡＂尊魏卑唐＂之论。从三个方面切入,一是对康氏所概括的＂魏碑十美＂给予阐释,二是对其所分的＂十六宗＂予以辨析,三是对方圆笔法进行论述,旨在推进北魏书法的研究。     

从日本竹枝词看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近代中国人撰写的大量日本竹枝词反映出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从萌芽阶段的好奇,发展阶段客观与盲目的日本观并存,到繁荣阶段的理智、冷静的日本观,而尾声阶段的日本观却为淡然。然而,近代中国人"西教盛行,汉学更轻"的失落感与中华文化中心的优势文化心理始终贯穿在日本竹枝词的发展与繁荣阶段。     

“真”、“很”、“太”的多角度分析

副词“真”、“很”、“太”在语义上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但是三者在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上还是存在许多差异。文章从语义内涵、组合能力和语用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对外汉语教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悲情的古典主义——周作人“言志”文艺思想探析

剖析了周作人以“言志”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具有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特色,发现“言志”的深层意蕴却属于原始古典主义。它崇尚古代,注意情感和理智的和谐,追慕闲适、典雅的趣味。认为由于政治文化语境的制约,这种古典主义必然蒙上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