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民族史的撰述及意义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在民族史的撰述上有杰出的成就。《史记》在体例上有开创　　性贡献 ,为我们研究这些民族的史事留下了最早最有权威性的历史资料 ;《史记》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　　史观。《汉书》继承《史记》对民族史的重视 ,也为各民族立传。班固在史观、史识方面比不上《史记》 ,但仍　　取得了很多成就 ,在整齐体例、扩充材料等方面 ,大大丰富了民族史传的内容。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比较——《（文选）成书考说》之二

《文选》之置“述”体与“剪截”史书之某篇相对独立的部分为文等,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显然是受了《文章流别集》的影响。当然,两书间存在着集“清英”与辨“流别”、时域大小、崇“古”和重“今”、价值取向、对“变”之看法、集部封域之清晰与模糊等多方面的不同以致大异,然这往往亦是后者因之前者所致。比观彦和与仲伟所不满意者而未尝没有不大启之者及从异的角度考察《汉书》之于《史记》、《后汉书》之于《汉书》和《史记》所得等,思过半矣。     

谈太史公讽刺之“奇”——《史记》的讽刺艺术之一

《史记》问世后,历代的学子文人对作者的思想倾向、学术贡献和艺术成就,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要真正读懂和深刻理解《史记》,确是不容易的,司马迁自己就说过:“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宋代苏辙曾经这样评论太史公的文章:“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明代的学者归有光也曾说“《史记》好奇。”的确,太史公的文章“颇有奇     

情深而文挚 气积而文昌——读《项羽本纪》兼论《史记》的文气

历来论司马迁之文,莫不推崇《史记》的文气。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后人犹以《史记》和《汉书》相较,认为:“《史记》气勇,《汉书》气怯。”“《史记》之于《汉书》,气胜也。”可见历代论家,都非常重视对《史记》的文气的品评和总结。关于文气,清人刘大櫆论述道:“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只是气之精处。”按照刘大櫆的意思,气是指文章的气势,神则是统摄气而表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精神和情感。也就是说,所谓文气,就是文章的内容与作品的情感相统一,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气度和气韵。文气导源于作者的个性感情,凝聚着作者的气质、才性,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征。作者性情富赡,精酣神足,胸中郁勃喷薄     

我校馆藏前四史版本述略

范文澜说“四史之名见于《隋志》”,历来“四史”并举或以之为书名的并不乏其例,但其所含子目却不尽相同。如《四史疑年录》为《史记》、前后《汉书》和《晋书》;清同治11年成都书局据殿本所刊的《四史》,则为《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本文所称“四史”,即同后声。今特冠以“前”字,以示明确。     

《文选》与《文章流别集》比较——《〈文选〉成书考说》之二

《文选》之置“述“体与“剪截“史书之某篇相对独立的部分为文等,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显然是受了《文章流别集》的影响。当然,两书间存在着集“清英“与辨“流别“、时域大小、崇“古“和重“今“、价值取向、对“变“之看法、集部封域之清晰与模糊等多方面的不同以致大异,然这往往亦是后者因之前者所致。比观彦和与仲伟所不满意者而未尝没有不大启之者及从异的角度考察《汉书》之于《史记》、《后汉书》之于《汉书》和《史记》所得等,思过半矣。     

《汉书》与西汉后期游侠

《汉书》是西汉一代的断代史，西汉则是中国游侠发展的黄金时代。西汉前期主要是对先秦风气的继承；后期则发生新变，成为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游侠发展的基石。由于对武帝前的记述，《汉书》基本沿袭《史记》，笔者已另撰专文论述．本文主要论述武帝后期以来（即《史记》以后）的游侠状况，在此特作说明。一、《汉书办游侠观念班固对侠的体味也是比较深的。据洲及书·叙传入其人世祖班壹在高、惠时“以财雄边，出入七措，旗旗鼓吹”；七世祖班孺“为任侠，州郡歌之”；叔祖班伯，当汉成帝时“定禁大牲石、李群辈报怨，杀追捕吏”，两班怕收捕之…     

试为《汉书·五行志》拭尘

班氏一家父子兄妹历时三、四十载撰成的《汉书》,对我国传统史学的巨大贡献,古今皆有肯定。现代史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汉书》,成就远远超过前人。略嫌不足的是对它的十《志》部分,除《食货志》外,甚少专文探究。特别是其中的《五行志》,评论《汉书》者大多以之作为作者“五德相生”、“天人感应”唯心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予以否定。这是值得研究的。确实,《汉书》作者把儒家经典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制造了一种准宗教式的油彩,这层油彩特别使《五行志》神秘化了。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在这神秘化     

略论《史记》与《汉书》艺术形式之异同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世称“史汉”,在我国二十四史中,名列前茅.《史记》与《汉书》不仅是杰出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著名的传记文学.它们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在我国文学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两部名著的比较,古人和今人都曾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大多数学者只从优劣方面着眼,对于它们在艺术上的异同,则研究得不够充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完全有深入探讨之必要.为     

《汉书·王子侯表》中几个王子侯的封地考证

西汉王子侯封地的具体地望,或者没有记载,或者《汉书·王子侯表》与《汉书·地理志》记载常常出现不一致。本文主要根据《史记》相关纪、传、表,《汉书》相关纪、传,并参考《水经注》、《汉书补注》、《史记志疑》、《汉书地理志稽疑》、《校汉书八表》等来考证《汉书·王子侯表》中几个王子侯的封地所在。     

《史记》《汉书》游侠考述──廿四史游侠考述之二

两汉侠文化较先秦有了大发展。《史纪》有关于侠之道德，社会背景，地域气质的记载和评价，《汉书》则提供了有关游侠的全面描述。《史记》之后，侠的道德评价体系基本确立，《汉书》之后，侠的基本行为模式大致形成。故《史记》《汉书》对中国游侠史的建立有着特殊的贡献。     

附录——汉武帝始建年号时期之我见

清华学报十一卷三期雷海宗先生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於何年一文,推定为元鼎元年差不多同时日木的东洋史研究一卷五号有藤田至善先生的史记漠书之一致察──开於汉代制定年号之时期,主张元鼎三年说。随後在东洋史研究二卷一号,藤田先生又专写一篇关於汉武帝制定年号来批判雷先生的文章。 藤田光生在第一文中指出史记封禅书与汉书效祀志中“有司言”的一句,史记是“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日狩,”漠书误改作“今郊得一角 曰狩。”引用 召商(汉书补注卷六)及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十二)等的说法,这是对的。但这只够证明“有司言”是在後来所谓元鼎三年(…     

《史记》“勿听治”别解

《史记》《汉书》所载帝王诏书中有对××犯罪“勿听治”的说法,《汉语大词典》及专书辞典对其中的“听治”或解为“断狱治事”,或解为“治理、处理”。本文认为此“勿听治”为“不准治罪”,“听”为“准许”之义,并作了详尽阐释。     

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

司马迁一生约与汉武帝统治时期相始终，汉武帝是“雄才大略”①的君主，司马迁是号称“良史之材”o的史家。如此史家写如此君主，自为中国史学增添了光辉的篇章，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司马迁对汉武帝持何态度呢？自从《史记》问世以来，人们对此看法不一。概括起来大体可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司马迁对汉武帝是采取“讥刺”“贬损”态度的，如汉昭帝曾言：“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徽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土也。”又如东汉末年三允就称《史记》为“谤书”③。另一种则是肯定的，以班固等为代表。其如“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     

析《史记》之“本纪”与《汉书》之“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斯言不虚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下,《春秋》《左传》相继问世,史学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历四、五百年,到汉武帝时,海内一统,汉帝国繁荣昌盛,一代大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推出了史家绝唱的《史记》,使中国史学一下子走到了令人眩目的高峰。这就给以后的史家提出了难题;此后的中国史学会怎样发展?能否     

《远游》疑出于汉人之手

《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不知何所指,后人纷纷推测,很难作出结论。《史记》屈贾列传》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传中又引《怀沙》。看来在司马迁的时候,确认这些作品是屈原写的(大概包括《九章》全部)。《楚辞》所收其他各篇,就很难置信了。而《远游》一篇尤其可疑,很可能是汉人的作品。篇中所言冲举不死之说,出于秦以后方术之士“悲时俗阨迫之,愿轻举而远游”,和《离骚》的宁死不忍去其国的意思是迥不相侔的,     

“学报”小识

学报是反映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理论期刊的总称。学报,就字义来说,“学”是学术的意思。《辞海》曰:“近世凡研究一种事物,自成系统,具有条贯者,皆谓之学”。“报”为论述之意。《汉书·胡建传》载:“报,论也”。顾名思义,学报是以研究和交流学术理论问题为宗旨的定期出版的刊物。从学报的产生来看,我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学报,其创刊宗旨都是为了“谋学术之发展”。蔡元培先生之所以要创办《北京大学月刊》,是因为在此之前的校刊《北京大学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为了能“载长篇学说”,     

《史》、《汉》“西南夷传”比较研究

《史》、《汉》“西南夷传”,同记战国秦汉间西南夷诸部事,《汉书》除因“断代为史”需要,补记西南夷各部自汉武以迄新莽间之变动外,其前所记基本抄袭子长,惟用字遣词略有改动。于是论者往往不如区别,或依子长,或本孟坚,以为均得其史实,于宏旨无关。其实,《史》、《汉》差别颇大,历来就有不同看法。历代学者或扬马抑班,或扬班抑马,争论一直长期不决。西汉学     

汉乐府札记

班固《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同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由于有这两条记载,后来便有人认为乐府是在汉武帝时才建立的,如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便说:“武帝崇礼,始立乐府。”颜师古在注《礼乐志》那条材料时也说:“始置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但《汉书·礼乐志》另有一条记载说:“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萧管。”司马迁《史记·乐书》也有一条材料说:“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以增更,于乐府习常隶(肄)旧而已。”这又说明乐府之名在武帝前早已有之了。于是又有人认为班氏所记,显然自相牴     

《东观汉记》与东汉的国史编撰

《东观汉记》是东汉的史学集成,起班固,迄蔡邕,四代英才荟萃,终与《史记》、《汉书》并为“三史”。对这段近二百年的史书编撰长涯,唐代而下,考论甚详,尤以余嘉锡用力最勤,但仍有未尽完善。为辨章源流,文中又对当时史书编撰的概貌一一加以厘辨、订补,使之更为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