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常化用杜甫句入诗

林吕彝《射鹰楼诗话》谓：“昆山顾先生亭林古近体诗，沈着雄厚，深得杜骨．其诗可为前明诗家之后劲、本朝诗家之开山。余最喜其《海上》七律四诗．云……。四诗无限悲浑，故独超千古．直接老杜．”顾炎武不仅在《赠邬处士继思》中说：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介词“方”探源

汉语介词绝大多数由动词衍生，唯“方”例外，古汉语介词“方”是从副词发展而来的。本文拟描述这一“副词——介词”的转化过程。《说文》方部云：“方，讲船也。”《诗·邶风·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郑笺：“方，附也。”《诗经通释》：“方本饼船之名，因而饼竹木，亦谓之方，凡船以及用船以渡通谓之方。”《国语·齐语》：“方舟设阶。”韦昭注：“方，并也。编木口哨。”由并船引申出用船或筏渡之义，又如《诗·周南·汉广》：“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以卜《诗经》两例之“方”均为动词。然而，介词“方”的意义显然不是源…     

《诗·小雅·鹿鸣》三篇阐义

《仪礼·燕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周代诗乐相宣,这三篇诗是一组。郑玄注:“《鹿鸣》君与臣下及四方之宾,宴请道(?)政之乐歌。”“《四牡》君劳使臣之来乐歌”,“采其勤苦王事,念将父母怀归”。“《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之乐歌”,“采其更是劳苦,自以为不及,欲谘谋于贤知,而以自光明也”。这三篇诗,《史记·孔子世家》述孔子之言:“《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     

永嘉《鹤阳谢氏家集》内编考实（上）

《鹤阳谢氏家集》，系谢灵运在温州的一支后裔自宋代徙居鹤阳（今永嘉县鹤盛乡鹤阳村）以后至清初谢氏历代诗文集。这种把同宗诸世所撰诗文辑在一起的家集，大概在注重门阀地位的南朝时即已出现。《梁书·王简传》载其与诸儿论“家世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采叶有文才，……然不过父子两三世可，非有七叶之中名德更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唐宋之后，此风更为盛行。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附：“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苏辙《奉使契丹·神水相寄子瞻兄｝）诗之三：“准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而…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陶渊明《与殷晋安别》及移居新探

陶渊明移居南村,其事见于陶集《与殷晋安别并序》和《移居》诗第一首。但对其移居的时间,则众说不一。综观宋代以来诸注家谱家意见,大体有以下四种:一、移居在义熙六年。此说出元人李公焕。李笺本《陶渊明集·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后题云:“靖节旧宅,居于柴桑县之柴桑里,至是属回禄之变,越后年,徙居南里之南村。戊申岁是义熙四年,“越后年”,即义熙六年。李笺本是最早的陶集注释本,故后人论陶渊明移居南村,多从此说。按李氏此说盖来源于南宋吴仁杰的《陶靖节先生年谱》。吴《谱》     

汉代《诗经》学兴起的时间及特点浅探

汉代《诗经》学的兴起以四家诗的出现为标志,而四家诗出现的时间基本是在文帝世或景帝前.在兴起的过程中,汉代《诗经》学呈现出治《诗》学者专门化、四家《诗》学师承渊源相同、四家诗存在着不同的流传地域、四家说《诗》要旨和方法相同等一系列特点.     

浅议语文教学的留白艺术

留白是“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中国艺术历来讲求留白的妙用，司空图在《诗品》中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李渔在《中国画论·神韵说》写道：“诗在有字句处，诗之妙在无字句处”。     

论郁达夫《毁家诗纪》中自传体诗文的书写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发表前为组诗添上注文,诗作抒情、注文叙事,诗文合璧,相得益彰;同时,国难与婚变的内容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组凄恻动人的自传体诗篇。郁达夫用旧体诗创作《毁家诗纪》,并用注文记录“毁家”的诸多细节,既是其“袒露自怜”性格的体现,也是郁达夫作为一个“骸骨迷恋者”以诗为舌、以诗为伴的本能选择。《毁家诗纪》是了解“郁王婚变”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郁达夫旧体诗创作的重要文献。《毁家诗纪》中的自传体诗文书写推动了旧体诗自传体诗文的发展。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略论李清照的文化气质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在女才子丛出的有宋一代，易安应是灼灼夺目，独领风骚的最艳丽的一枝。王灼《碧鸡漫志》云：“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王士被《花草蒙拾》云：“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口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此二者皆推崇清照在词坛上的突出表现与成就。而清照也是以词名为后人所知。殊不知，其文，其诗也同样传名。朱或《萍洲可谈》中说：“本朝妇女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诗之典籍，无愧于古之作者。”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李氏……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料想也曾使…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     

谢灵运山水诗典故探微

谢灵运山水诗中运用了大量的典故，这些典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把《诗经》、《楚辞》引入诗中侧重于抒情，一类是把《周易》、《老子》、（（庄子》引入诗中侧重于说理。世人往往批评谢灵运山水诗“有句无篇”，诗必谈玄说理，有情景割裂之嫌。该文旨在说明谢灵运就是通过这些典故更深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其诗是情、景、理的融为一体的佳作。     

怨男怨女遥相望——英国男怨诗怨男形象与中国闺怨诗怨女形象之共通性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男怨诗塑造了“怨男”之形，中国自《诗经》以降的闺怨诗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怨女”之象。一支“怨”曲唱中西，怨男怨女有着相同的命运遭遇：被弃、孤独、痴怨，但两者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中有的冲破层层藩篱，起而反抗，自珍自爱。通过剖析英国男怨诗和中国闺怨诗，可以看到中西怨诗塑造的怨男怨女形象是有其共通性的。     

“关关雎鸠”考释

“关关雎鸠”是以雎鸠鸟的雌雄和鸣，兴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的主题。这种说法，不仅渊源有自，且亦可由《关雎》一诗的音乐性质得以证明。认为此句是以鱼鹰求鱼象征男子向女子求爱的观点，其实未必能够成立。《关雎》诗以本句起兴，取义有二：一以春季物候兴发婚姻主题，二则以雎鸠之“挚而有别”兴发婚姻之性质。其内容和音乐都吻合西周之端肃典正的礼乐精神。     

陆游研究的新收获

张福勋先生的《陆游散论》，是近些年国内学术界研究陆游的一项可喜收获，《散论》以“四个结合”概括了陆游爱国诗的丰富内涵和鲜明风格，简明确切；《散论》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诸如咏物诗、农村诗、诗论诗，都道前人之所未道；《散论》显示了著者深厚的学力和过人的才力。     

世纪末中国诗失去诗魂

纵观古今诗歌，几名诗、好诗，有如下特点：首先，好诗常合怨忿。孔子说：“诗可以怨”。其实诗不只“可以”怨，但凡对人生体验有深度的作品，都或浓或淡地含有某种对人生的怨艾与慨叹．屈原的《离骚》，是理想不得实现的怨愤之作。曹操的古诗，是感叹人生沧桑的悲怨之作。乐府民歌，除了歌颂生活的美好，也饱含对人生的诸多哀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一腔怨愤，难与世人陈说，表达一种旷世孤独之感。李白的《蜀道难入白居易的《琵琶行》、《卖炭翁》等等，都是对于人生的怨忿之作。怨，往往使诗歌负载了巨大的人生重量，具有较强的审美…     

浅议古典诗词教育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

一、我国的诗教传统所谓“诗教”，本指《诗经》“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后来也泛指诗歌的教育宗旨和功能。孔子是“诗教”最早的也是最积极的倡导人和身体力行者。在《礼记·经解》中，记载了孔子的几段很值得玩味的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就是说学诗的作用在移情，在改变人的性情，使人心走上正道。《论语》里也记叙了孔子一再强调诗歌的作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我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两千多年来“诗教”的传统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