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与现实启迪

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是科学家们自觉地实践科教兴国的一次尝试.他们不但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还做民众的科普工作,把科学与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他们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但反对只把科学技术当成满足某种实际需要的工具,他们将以培养科学精神作为科学教育的使命.这个时代的科学家直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但不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具有传统的人文修养和气质.     

科学社团与20世纪30年代大学物理教材的“中国化”

民国前期,大学物理教学普遍使用英文教材和英语授课,这成为中国物理学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一大问题。193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场教材"中国化"运动。在此前后,科学社团主导了物理名词的审查,并最终完成了物理名词的统一,为物理教材"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独立编译了一批物理著作,成为大学教学的参考书;参与商务印书馆版"大学丛书"物理教材的出版,改变了大学物理教材的使用情况。科学社团参与和推动的物理教材"中国化",对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的改造与社会重建

本文以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将194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科学界的事件,整体地当作科学的改造与社会重建现象来把所握,探讨这一过程发生的深刻文化与社会原因,以及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文化思潮的反思背景及动因

20世纪60年代,科学文化曾经遭遇来自美国某些文化思潮的激烈反对。本文通过解析相关文化思潮的内涵,考察"新左派"和反文化阵营对科学的攻击,从中挖掘这一思潮的认识论根源和现实动因,从而为揭示科学文化的重要作用提供思想洞见。     

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以《科学》杂志为线索的考察

中国科学社最初依靠革命的报刊网络来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归国后则借助江浙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资助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益于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它初步实现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积极配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宣传工作。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社还是最终宣告解散。通过对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的重新描述,本文试图阐明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历程与国内的政治变迁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特别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也被迫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与功能。     

休闲与科学创造——以爱因斯坦为例

从爱因斯坦的科学历程可以看出，休闲与科学创造活动存在着较密切的关系。休闲有利于科研工作者保持充沛的体力，有利于激发科学创造活动的灵感，有利于科研工作者的互动与沟通。因此，科研管理者和工作者都应重视二者之间的关系。     

科学与大英帝国的联姻——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例

作为大英帝国的科学团体,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初期,秉承着自治、独立的管理传统,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较少。到18世纪末,科学的实用性逐渐显现,政府与王室开始意识到科学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科学与帝国之间的合作开始频繁。最终在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的推动下,科学与大英帝国正式联姻。科学与帝国形成了二元共生机制。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例,分析科学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变化,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的社会性。     

17、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

本文以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活动为研究案例，在分析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所藏档案、《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等杂志所刊文章的基础之上，主要通过来华耶稣会士和英国皇家学会秘书这一中介，来探讨17、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所建立的科学合作关系，试图从当时的背景下对这种交流关系加以说明，并初步分析英国人对中国科学的看法。     

机器学习与科学发现——以AI-Einstein为例

机器学习尤其是深度学习广泛地应用于科学实践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但其在数据密集型学科带来的“科学新发现”,只能获得存在于数据中的已知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试图用机器学习重现科学史上新概念和新理论发现过程的“科学再发现”研究,也因为使用模拟出来的数据而成为后知之明;作为“曲线拟合”的机器学习常被认为不能带来“真正”的科学发现和概念创新;通过对19世纪关于光的传播和寻找以太相关的观测和实验数据进行挖掘并用机器学习建模,发现当同一类问题的数据和理论之间出现冲突时,“曲线拟合”方法至少可以帮助带来科学概念的转变,提示新知识的出现。     

分布式大科学项目组织与管理问题研究——以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例

大科学项目作为科学研究活动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近来逐渐增多,并成为许多国家科技战略和科技管理的焦点,特别是以多部门、多国家共同合作为特点的分布式大科学项目,正逐步成为未来大科学项目组织实施的主要组织形式。但由于分布式大科学项目涉及多个部门、其资金来源不尽相同、研究活动场所比较分散,因此,其管理和协调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在实施大科学项目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难题。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第一个成功组织实施的分布式大科学项目,对其国家决策、组织管理和协调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无疑会对分布式大科学项目的组织与管理提供经验借鉴。     

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实践——以中国“挺转”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话语建构为例

在对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电视公开辩论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中,一方面深描了"挺转"科学家利用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功能,动员盟友来反身建构事实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并置"挺转"科学家与"反转"人士的话语建构实践,进一步呈现不同话语背后网络同盟之间的较量过程,揭示科学话语存在的解释弹性空间。鉴于此,作为动员盟友的资本化铭写,科学话语同时具有局部可说明性、索引性以及反身性的特征。这样,缺少"社会强健性"的科学话语呈现出来的"过度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弱客观性",其实质是试图在经验主义言辞的掩饰之下,利用权宜性言辞来为自身的认知和价值偏好进行辩护。     

中国社会中的科学组织--以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为中心的探讨

中国科学院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最初是作为学科研究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机构而酝酿建立;到成立时,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咨询、指导学术发展的职责.该委员会的成立与运行,是在新的科研体制建立过程中,对如何建立有效的跨部门的科学管理机制的一个尝试,是计划体制的产物.本文追溯了高分子化合物委员会的作用,并结合这一时期中国科学活动的运行方式,分析了科学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历史研究

中国科学社1914-1915年由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建立,1918年总部迁回中国以后其在美国的组织一度涣散。1929年科学社理事会和总干事杨孝述委托清华大学留美监督梅贻琦重组美国分社,选举职员,召开年会,联络留学生,加强中美科技教育联系,成效显著。后来在1931年底梅贻琦被召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由赵元任、汤佩松、任之恭、裘开明等继续组织美国分社活动。本文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美国分社1929-1936年档案资料进行考察,认为科学社美国分社的历史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一直有着广泛的跨国因素,科学专业精神和爱国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科学家的两个强大驱动力,而自我管理是以科学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科学家共同体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贡献。     

科技名词汉语拼音难点探析——以《两岸科技常用词典》为例

《两岸科技常用词典》根据《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给出了19 500条科技名词的拼写形式。重点探析了科技名词拼写中概念整体性、分连写、连接号使用等方面的难点,交代了处理这些难点的具体方法,并阐明之所以这样处理的思路和依据。     

基于"术语在线"的科技术语多义表征研究——以航空和航海术语为例

文章以“术语在线”为主要验证平台,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权威词库为基准语料,对航空与航海相关领域的若干典型交叉词条的义项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就其语义框架与阐释空间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首先,在航空与航海领域存在大量的同形同义、同形异义和同义异形现象。其次,此类术语的语义表征依赖于特定的联立关系,受到相应概念元素的规约。一方面,在其依存的具体语义框架内,其语义表征符合单义性原则;另一方面,在学科交叉背景下,该类术语具备明显的学科间性特征,其语义表征具有多义阐释空间。     

近代欧洲化学论哲学家群体的崛起

化学论哲学家是16、17世纪崛起于欧洲的、不同于机械论哲学家的另外一股科学革命力量,他们对近代科学诞生所起的作用,可与哥白尼和伽利略等伟大人物相提并论。本文试图从生平、教育背景、主要作品、社会影响和科学贡献等若干方面,简要勾勒出这个化学论哲学家群体的侧影。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