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多元化初探

借鉴他国经验,构建多元化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必要的;行政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的构建应考量行政案件的类型、证明的难易程度、行政决定的重要性和行政管理的特点等因素,结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类型设计不同的证明标准。     

优势证据规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通过对10个行政诉讼案例的实证分析,可以观察到我国行政诉讼对优势证据规则适用的大致状况。在行政诉讼中,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主要应适用在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行政裁决案件、行政机关采取临时保全措施的案件以及行政机关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0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首次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行政诉讼,对于人民法院从行政诉讼证据学的角度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对指导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运用行政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论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与证明标准

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是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查明事实行为，是自向证明活动，具有客观真实的实体性倾向。行政处罚事实认定证明标准是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证明行政处罚事实依据的证明程度，是行政机关的证明事实行为，是他向证明活动，具有法律真实的程序性倾向。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与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标准相互影响，行政处罚事实认定证明标准具有多元性。     

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问题的思考 --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

行政诉讼被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这是众所周知的一种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行政诉讼中除此以外的证明对象的举证责任分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和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但考察这些规定的内在含义及其适用中可能带来的问题，不难发现它们与行政诉讼的应有之义相悖。关于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视证明对象及举证人的不同而不同；目前的法定证据制度是无奈而非理想的选择。     

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界定标准的重构

权利意识的提高,行政权力的扩张,致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扩大的趋势,这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界定标准提出挑战。我们应确立以行政行为对有关利益存在不利影响的标准,即以行政行为为形式标准,以行政行为被认为存在对有关权益有不利影响为实质标准来对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予以界定。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行为的界定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已进入修改的议程，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扩大我们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所以行政行为不仅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更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在修订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必须在该法律里面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以达到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防止实务中对行政行为的错误理解的目的。     

行政诉讼的几个问题

行政诉讼对于行政执法是非常有效的监督手段。行政机关对每一起案件作出处罚,采取每一种行政管理强制措施,都存在通过行政诉讼检验其执法行为正确与否的可能。因此,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增强对新形势下行政诉讼的认识,切实做好应诉工作。一、理性直面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该法第十一条受案范围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除不可诉的行为外,只…     

民事诉讼中事实推定的评判

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中都存在事实推定,但事实推定在三种诉讼中的内涵、标准各不相同,本文主要讨论在民事诉讼中事实推定的有关问题,并对规范事实推定提出了几点意见。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被写进我国《宪法》,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而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政府依法行政,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当受到强有力的监督与制约。司法机关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审查是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最有效手段,司法权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变更构成了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而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司法权对具体行政行为权的变更之适用范围极窄。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各国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的司法变更权的理论构想。     

民事推定与证明责任之关系研究

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因推定种类的不同而需辩证分析.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是直接导致实体法律后果的规范;法律推定实际上就是证明责任规则,它直接将证明推定事实不存在的责任分配给受推定不利的一方当事人,而并非免除主张推定事实一方的证明责任;事实推定仅转移提供证据的责任而不会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在实践中需谨慎使用.我国立法应该完善对推定的规定.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的争议对象，审查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行政诉讼的中心任务和最终结果，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进行分析。     

浅议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基于这一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争议案件除了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外,其他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如此,很多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都采取调解的手段促成原告撤诉或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有效降低了行政案件的信访投诉率,维护了社会稳定、和谐。但是由于调解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不可避免地出现有违行政审判立法精神等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诉讼调解理论的分析,提出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构想。     

论证明标准在税务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证明标准是证据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一般认为证明标准可以分为优势证明标准、清楚而有说服力证明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三种。本文从一个实际案例出发,详细的分析了税务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     

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及其权利的保护

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主观上并不以其为行为的对象，但客观上侵犯其合法权益，从而与具体行政行为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行政第三人可以分为对象错误型、事实牵连型、利益波及型和行政不作为型，赋予行政第三人在行政程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或补偿中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是维护他们权益的有效途径。     

论行政事实行为的司法救济

为行政事实行为提供司法救济，其实就是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中去，其既有理论依据，而且在我国现行法律之中也存在突破口，行政事实行为的司法救济包括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两种，其诉讼类型包括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预防性诉讼。     

由行政诉讼中“原告就被告”引发的思考

《行政诉讼法》第17条对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作了如下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这个制度看似合理,但我们深究则会发现作为审理案件的被告所在地法院因其财政人事均受到行政机关的制约,严重影响了审判的积极性和司法的权威性,而提级管辖,异地交叉管辖都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而最终的和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建立行政法院。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在理论上有“控权说”和“保权说”,我国的行政诉讼是建立在“控权说”的基础上的。行政诉讼证据是法院解决行政纠纷的根据,当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就涉及到举证责任及其分配。在举证责任分配时,要考虑举证能力的强弱、难易程度、利益关系等。就我国而言,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有一般原则即“举证责任倒置”和例外原则即原告举证。     

具体行政行为判定之研究——兼论行政行为分类理论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行为理论的核心,也是行政法律基本制度付诸实施的现实前提 。现在具体行政行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法律基本制度的操作 ,通过分析现有分类理论 ,以具体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为基础,以实务操作为侧重点而得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 。     

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扩张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缔造了新的行政诉讼类型——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但由于《行政诉讼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衔接上的空白,导致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诸多事实的证明陷入法规范的“空白地带”。其中申请人与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相关性、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属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不存在等事实的证明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