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随着大量历史考古文物的发掘与发现,大理国时期古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拥有历史史料证据,更具备了丰富实物考古资料的印证.从考古文物资料及相关史料来考察,大理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在南诏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进步和提高.在洱海、滇池的腹地,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甚至赶上、超过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显示了古代云南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     

滇文化在云南古代民族研究中的地位

滇池区域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其年代约当战国至西汉时期,数量达五千余件,皆为墓葬出土。这些青铜器连同出土它们的墓葬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形式展示了当时滇池区域人民的社会面貌,劳动生息状况和民族特征。晋宁石寨山六号墓出土的汉文印章,其上有“滇王之印。字样。因此,学术界一般把与滇王墓文物有共同特征的古文物命名为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简称为“滇文化”。     

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鉴定

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是指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许多器物上还有铭文,是古代文物中的一大门类,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自宋代金石学产生以来,成为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青铜器学。中国古代青铜器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科学考古发掘的出土品,另一部分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世品。传世品数量甚大,其中有许多精品,例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大盂鼎和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概述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提供的实物资料,经过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目前大多认为中国古代是从夏代开始进入文明、进入奴隶制时代的,同时开始制作与使用青铜器,进入青铜时代。此后,历经商代、西周及春秋时期,青铜器有了高度发展,形成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到了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初步使用,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过渡,但青铜器仍在大量生产与使用,尤其是青铜日用器有了很大发展。本文所说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指的就是夏代、商代、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     

远古踪迹

大理是我国西南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早在4000年前,大理就有史前人类活动的踪迹。新石器时代,大理史前人类种植水稻,饲养家畜,进行纺织、捕鱼和狩猎,居住在半穴居或干栏式的建筑之中,过着一种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大约在距今3000年的时候,大理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大理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云南青铜文化中自成体系,形成了学术界一致认同的洱海地区青铜文化。     

远古踪迹《大理上下四千年》电视专题片解说词编写课题组

大理是我国西南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早在4000年前，大理就有史前人类活动的踪迹。新石器时代，大理史前人类种植水稻，饲养家畜，进行纺织、捕鱼和狩猎，居住在半穴居或干栏式的建筑之中，过着一种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大约在距今3000年的时候，大理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大理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云南青铜文化中自成体系，形成了学术界一致认同的洱海地区青铜文化。     

扫描电镜对耀州窑唐三彩烧成温度的研究

我国北宋时期,陶业极盛一时,名窑辈出.陕西省耀县耀州窑的青瓷也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钧、汝、官、哥、定等历史名窑齐名显著,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和整理中,除出土大量青瓷和其他各色瓷器外,还发现了耀州窑烧制的唐三彩.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确定陶瓷的年代、原料产地、烧制工艺(包括烧     

探寻钧窑之路——2001年神垕钧窑发掘追忆

钧窑是宋元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制瓷传统,同时也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疑问较多、争议较大的一个窑口。为此作者主持进行了2001年对禹州神垕镇钧窑遗址的考古发掘。经过严格认真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初步的整理,使我们对钧窑的烧造时间、发展阶段和工艺技术等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收获颇丰。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12世纪前半叶）;经过对刘家门窑址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可将钧窑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元代时期;发掘中清理出一批遗迹;在下白峪窑址发现了中晚唐时期的遗存,清理了一座窑炉,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     

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再现 海昏侯墓主之谜

正2015年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主椁室出现数量惊人的金器堆,马蹄金、玉器、竹简等陆续出土。2016年,这一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为近年考古工作所罕见,是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2011年3月,一通群众举报电话引出一座沉睡两千多年的古墓。现在,历时5年的考古发掘,从墓园到墓葬区,再到都城遗址,千年古墓有哪些惊世发现?海昏侯墓重大考古发掘背后有哪些趣闻轶事?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如何展现他们的奢华生活?墓主身份的确认2016年1月,考古队员开启内棺后发现尚存墓主人遗骸痕迹,在遗骸的腰部位置,放置着一枚白色玉印,玉印上刻有"刘贺"二字,这是西     

试揭开宁乡青铜器之谜

著名的"宁乡青铜器之谜"困扰了几代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至今仍未彻底解开。据宁乡炭河里西周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专家关于宁乡青铜器与炭河里遗址属同一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从研究炭河里古文化入手,通过对有关青铜器发现资料、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地名所蕴含的历史信息等进行疏通和推论,认为炭河里遗址的生活族群是三苗,且炭河里遗址是古三苗国在商末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地。三苗国商代地域包含了赣西北、鄂东南、湘水下游和资水下游,而西周时期仅留有湘水下游和资水下游。最后通过对三苗地域内商周文化遗存等相关资料的分析,为"宁乡青铜器之谜"寻找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古三苗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德山与楚文化和屈原

半个世纪以来,考古部门在常德德山发掘楚墓近千座,出土大量珍贵楚文物,并尚有千余座楚墓未发掘.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常德德山是一处楚文化繁荣之地.从古籍记载来看,德山一带时称“枉渚”,是楚国江南一处要塞之地,极可能就是楚国“洞庭五渚”之一.屈原在沅水下游一带留有许多踪迹,屈赋《涉江》中明确提到“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可见德山一带是屈原十分熟悉、经常往来的地方.     

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初介

曲靖史称全滇之锁钥,历史上是中原文化入滇的喉襟和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过去全县境内的文物考古工作进行得很少,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一直是滇东北区域中的空白点,虽过去零星发现了一些青铜器物,但具体地点尚未落实。近几年来发现并发掘的曲靖县珠街公社三源大队董家村八塔台古墓群,是云南省文物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其规模之大,延续年代之长,在全国考古界和历史研究中引起了极大反响。象珠街八塔台古墓群这样大型、多层的古墓葬群,在我国实属罕见。     

解放前宁乡出土青铜器概述

多年来，人们以为宁乡出土青铜器的历史是从四羊方尊开始的，实际上宁乡出土青铜器历史至少可早至康熙九年（1670）。据相关资料记载，解放前宁乡出土的青铜器有十五件，其中晚商西周时期青铜器六件，除1938年黄材出土的四羊方尊外，还有道光十六年（1836）朱石桥出土的三件铜钟、道光二十四年（1844）沩山出土的周觚棱壶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公桥出土的“父乙”窝纹。     

科技助力考古三星堆"再醒惊天下"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遗址,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近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成果——新发现6个祭祀坑,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与三十年前的"抢救式发掘"不同,这一次考古秉持精细发掘的理念,文物保护预案充分完善,在高科技的助力下,土金面具残片、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文物相继出土,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再醒惊天下".     

云南祥云县红土坡石棺墓出土铜器的再研究

云南祥云县红土坡石棺墓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铜器。这些铜器制作精美,类型丰富,堪称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为进一步研究祥云红土坡石棺墓出土铜器的制作工艺,对20世纪80年代两次发掘祥云红土坡石棺墓所出土各类铜器(包括剑、矛、钺、斧、锄、动物模型、杖首)进行了成分分析,并对其制作工艺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祥云红土坡石棺墓出土的铜器材质主要是红铜或低锡青铜,含锡量很低是该墓葬群出土铜器的一大特点。这些铜器主要用作随葬明器,少数兵器为实用器。个别为铜锡铅三元合金,已经出现了在合金中加铅的技术。其制作工艺以铸造为主,少数器物表面镀锡。这一研究成果,对今后探索洱海区域青铜时代金属技术及其文化面貌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海昏侯刘贺墓的财富之谜

海昏侯墓出土了万余件精美文物,其中的金器、玉器、青铜器、漆器之多,反映了海昏侯刘贺拥有巨量的财富。文章针对海昏侯刘贺墓财富数量、财富的来源及这些财富在经历了两千余年之后所能保存下来的原因作了细致考察,认为其财富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积累、其父之遗产、上两辈的馈赠、朝廷及亲友的赙赠和海昏侯任上铸造等几个方面,而刘贺墓及其财富之所以能够完好保存,则在于特定的时空环境和考古发掘的及时跟进。     

穿越时空的洞穴考古

出土于法国的旧石器时代的犸象牙雕刻我国是洞穴研究的古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2,400年以前的《山海经·山经》。那时候,古人仅仅是对洞穴现象作初步描述,直到十九世纪西方文化涌入,我国的洞穴考古研究才步入了启蒙阶段。首开记录的是英国学者欧文(R·O wen),他于1870年研究了出土于四川万县盐井沟洞穴的中国犀、中国貘、东方剑齿象等哺乳动物化石。然而有计划、有组织的洞穴考古,是从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的发掘和北京猿人的发现。从那以后,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他们走出北…     

从青铜器看中山国的北方民族特色

中山国铜器的造型,除了受中原青铜文化影响,与北方青铜文化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中山国出土青铜器大致可分成三类：中原风格的器物、独具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器物、混合了中原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器物。在纹饰上,鲜虞人的游牧情结、狩猎习俗以及对动物的喜好在青铜器纹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谈建国后中国考古学方面一些重大发现

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70年代以来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的发现。特别是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发掘出土了竹简7500余枚,内容多系先秦文献,古代兵书占有较大比重。这批竹简的出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云南青铜器:实用与审美的双重变奏

云南青铜器铸造的最初动因虽多不为审美观赏,但作为适用于云南古代民族生存之需、主载着他们信仰观念的三维器具,其始于实用的器型中包涵着诉诸视觉和谐与愉悦的审美意蕴。文章在析出文献及考古实证的基础上,撷取多样化的实用器具和作为礼、法重器的铜鼓,描述与阐释云南青铜器诸形式要素中混融着实用功能、原始信仰观念的特有的民族审美意识及其特定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