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马太效应”——国外科学社会学的一项研究介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默顿,根据哈里特·朱克曼与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奖者谈话所得的资料和科学家的笔记、书信、文件等资料研究了科学家既有声望、地位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而这种心理状态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对已成名和未成名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及他们之间荣誉、报酬的分     

“英雄”与“名士”——从翁文灏看近代中国学者的参政运动

纵观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学而优则仕”一直是中国儒士们的行动准则,然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者参政”却是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这批参政学者的主体是那些潜移默化地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西服革履,远渡重洋,沐浴了欧风美雨,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所谓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     

“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首届学术论坛”在商务印书馆召开

2010年6月27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首届学术论坛”在商务印书馆礼堂召开。     

“我与自然辩证法”（四）——我与自然辩证法的事业同行

为了纪念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圈批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5周年,本刊开展了“我与自然辩证法”征文活动。通知发出后,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积极响应,许多作者在来稿中倾注了他们对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一片深情,读后令人感动。为此,本刊从这期起,选择与征文命题“我与自然辩证法”主旨直接相关者陆续刊出,同时应广大会员要求,决定将征文时限延长到2003年10月31日。希望一切关心热爱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人士踊跃赐稿,来稿时请注意直接切中选题,切忌只做一般性的学术探讨。由于杂志容量有限,为感激广大作者支持,编辑部决定在征文截止后,将凡符合征文要求的文章编辑成一部文集公开出版,以利于传播和保存,因此希望作者来稿时,能同时提供电子文稿(Word文本),同时随100-150字精确个人简介,最好能提供本人清晰的2寸免冠正照一枚。欢迎作者读者多提宝贵建议。     

“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二届学术论坛”在商务印书馆召开

2011年7月3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二届学术论坛”在商务印书馆礼堂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的语言学教学;     

“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二届学术论坛”在商务印书馆召开

2011年7月3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二届学术论坛”在商务印书馆礼堂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的语言学教学;     

风起云涌 “神奇玻璃”传佳话——记澳大利亚籍华裔学者唐健正教授

他以创新思维的全新理念表达了“特殊技能人才”对质量的卓越追求，他以理性的思考、静达的心态和求实的眼量诠释了真空玻璃产业文化的深邃内涵和发展真谛。他是“鲁道夫最佳论文奖”获得者；他实至名归地被编入著名的“麦觉理世界名人录”，他是澳大利亚籍华裔学者；他的名字叫唐健正。     

撤稿被揭穿 青年长江学者的“404”论文

正近日,有媒体报道,南京大学教授梁莹长期在网上删除自己的中文论著,涉嫌学术不端,并在教学工作中有敷衍怠慢的问题。该事件在学术界和舆论场上掀起了一场风暴。社会学教授梁莹的很多论文都凭空消失了。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网站上,这位教授的个人成果页面目前只张贴着英文论著目录,没有任何中文论文。这对一位本土的人文社科学者来说,是非常少见的情形。     

金岳霖对怀疑论的回应——从“事”和“理”两个角度看

金岳霖先生在西方哲学的学术框架下继续对知识进行了探讨,并在专著《知识论》中建立了其独特的知识论体系。文章通过梳理《知识论》文本发现金先生以正觉立论,对能否通过官觉经验获得知识的怀疑作出了回应：在他看来,我们既可以知道事实,也可以知道固然的理;前者依据正觉,后者依据归纳原则和意念图案的固化。文章接着指出,金先生对怀疑的回应虽然清晰,但仍不是完整的。问题出现在了知道事实和知道固然的理的依据上：其一,在事的方面,涉及到正觉的定义,需要说明对于一个个体,其所属的类的法则是什么;其二,在理的方面,涉及到真的普遍命题的发现,还需要说明意念图案的固化机制是什么。     

“竹子开花”与“抢救大熊猫”——对一项有争议的野生动物保护案例的研究

本文对1980年代由"竹子开花"现象引发的"抢救大熊猫"活动进行基于科学传播视角的研究,关注在"竹子开花"事件中,科学传播的背景、机制和过程,呈现生态相关知识被社会建构的情况。大熊猫作为中国最为民众所认知的濒危物种,具有科学、政治和文化意涵。保护大熊猫成为一个值得分析的野生动物保护案例。虽然许多民众早已知道竹子是大熊猫的主食,但是,竹子开花作为一种自然界的现象,被认知的过程却复杂得多。本文通过对这场由自然现象过渡到社会活动、从"竹子开花"到"抢救大熊猫"的野生动物保护案例进行分析,试图呈现事件之中由媒体建构和主导的科学传播面貌,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之间多重且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大熊猫和野生动物保护带来的长远影响。     

苏联学者讨论“化学中元素概念的演变”一书

苏联科学院乌拉尔分院的化学家们在哲学讨论会上讨论了凯德洛夫的“化学中元素概念的演变”一书。(本书在本刊去年第四期上介绍过。) 讨论的焦点在于对分析的经验的元素定义的评价问题。多数人不完全同意凯德洛夫把这种定义评为主     

“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对一项典型蒙古传统科技的性别研究

传统蒙古社会中的"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都具有很强的文化特殊性,而且它们之间密切相关。一方面,养马知识是传统蒙古男性鲜明的性别特征,是他们社会化的必备经历,也是他们男性气质塑造以及性别秩序形成的重要影响要素。另一方面,男性群体是蒙古传统养马知识的主要创造者、使用者、传承者。这种对"养马知识"与"男性性别"复杂联系的讨论,将把传统科技与日常生活、传统科技与普通民众相互关联起来,从而进一步展现传统科技的特殊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传统性别文化的特殊建构过程。     

我对“生态环境”及“生态建设”两词的看法

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初期,审定专家们对生态学名词的选定原则,曾进行过多次讨论,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系统收录生态学科专有的、常用的,并有科学内涵的名词,由于近十余年生态学发展迅猛,产生了大量交叉科学和边缘学科名词,要收录能反映当前生态学学科发展水平的新词。”本着这个原则,我们在2002年7月召开的审定专家会议上,对初步选定的14008条名词,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大家严格按照“选词原则”从中只选定了4082条进行释义。此后,经过各分支学科组审定专家及评议专家们进一步筛选,确定为3735条。在这过程中,大家“心照不宣”地,始终未将“生态环境”和“生态建设”两词选入“生态学名词”,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生态环境”一词的科学内涵混乱,将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捆绑在一起,人为地混淆两个本来就不同的概念。尽管生态学和环境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毕竟是两个独立发展的学科,生态学属于生命科学,而环境学属于地学范畴,它们可以交叉,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融合,但决不会相互取代;二是该名词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英文译名,按照定名应遵循的单一性原则,一个概念应确定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规范的英文(中文)名。我们查遍国外英文词(辞)书,未能查到“生态环境”相对应的英文名词;三是该名词已进入宪法和国务院文件。但是,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在自编的《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简讯》2003年第9期的“争鸣”栏目中,发表了审定委员陈永林研究员的文章：《我对“生态环境”一词的理解》,对该词提出了异议。关于“生态建设”一词,也未收入《生态学名词》,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审定专家难以对该词科学性作准确的表述;二是尚未找到相对应英文译名,如ecological construction或eco-construction,以及ecological development for human environment的译法都不确切,要么是中国人自造,外国人不懂;要么是我们将外国已有明确科学内涵的名词(词组)硬安上中文译名;三是“生态建设”易对群众和领导(尤其是对素质不高,胆识过人的基层领导)起误导作用,打着“生态建设”的幌子,干着破坏生态系统的实事,可谓比比皆是,让人痛心疾首。这是由于“生态建设”这个词极易突出人的主观意志,而往往忽略了按照生态系统自身规律进行所谓的建设。而生态学本身已有一系列科学的名词,如生态恢复、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管理等名词,准确而科学地指导人们去处理受到人类破坏的生态系统,如何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去恢复、修复、甚至于重建生态系统。总之,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多一点对大自然的敬畏,少一点人定胜天的思想,对保护我们已经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会有莫大的好处。我于5月17日参加了由全国名词委召开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研讨会,切身感受到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三位院士登高一呼的感召力,尤其是主持会议的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的民主包容的作风和与会众多专家的启示性发言,使我受益匪浅。为了使这次讨论能持续深入,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一)不急于求得共识,让大家多发表意见;(二)讨论形式多样化,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以会议形式,发表口头见解;(三)对一些已取得共识的名词,也不急于进入《生态学名词》,可以放一放,等一段时间,成熟了,再选入。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见解,不揣浅陋,写出来与大家切磋,祈望能使生态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更上一层楼。     

我对“生态环境”及“生态建设”两词的看法

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初期，审定专家们对生态学名词的选定原则，曾进行过多次讨论，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系统收录生态学科专有的、常用的，并有科学内涵的名词，由于近十余年生态学发展迅猛，产生了大量交叉科学和边缘学科名词，要收录能反映当前生态学学科发展水平的新词。”本着这个原则，我们在2002年7月召开的审定专家会议上，对初步选定的14008条名词，     

牛顿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介绍国外新近出版的一部牛顿传记

本世纪以来,牛顿研究在欧美国家的科学史领域中仍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光是已出版的各种牛顿传记就有十余部之多。但真正由科学史专家在数十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学术性传记著作,当推1981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永不停息——伊萨克·牛顿传》(Never at Rest:A Biogr-aphy of Isaac Newton,Cambridge U.P.,NewYork,1981)。作者威斯特弗(R.S.Westfall)是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科学史教授,是研究十七世纪西方科学史的专家,他足足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完     

发现脉冲星的两只“眼睛”——科学与技术因素分析

脉冲星是天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开启了射电天文学的新纪元。从科学与技术相互关系的角度,考察其发现过程。本文认为有两方面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科学的传统,即20世纪30年代以来天体物理学思想和理论的传统;一是新的观测技术,即射电天文观测方法与仪器的发展。这两个因素犹如发现脉冲星的两只"眼睛"。就科学传统而言,脉冲星的发现与行星际闪烁的测量、类星体的发现、恒星演化理论的中子星假说等一系列天体物理学理论一脉相承。就观测技术来说,脉冲星的发现与射电望远镜行星际闪烁阵列的观测方法和技术创新密不可分,新技术为天文学带来了新发现。脉冲星的发现,见证了近现代天文学是如何在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交织中不断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