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和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汇率波动对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利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汇率波动对出口和部门进口的影响,进而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所受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比对出口额的影响更大,除了影响出口中的直接增加值之外,汇率波动还会影响进口品和国内品之间的替代,进而影响国内品中间投入结构和出口中的间接增加值.分贸易方式来看,汇率波动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影响更大,加工贸易在有限程度上缓和了汇率波动对总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对部门出口增加值而言,进口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大,加工出口比重高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小.     

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有非对称影响吗?

通过构建汇率和出口的二元GARCH-M-BEKK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关系.假设误差向量服从二元t分布,应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模型参数,检验了双边实际汇率波动对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六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在升值和贬值期的非对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除韩国和泰国之外,汇率波动对出口变化有负效应.进而,非对称效应表现在汇率升值时汇率波动抑制出口变化的影响比汇率贬值时更大.实证结果还发现除韩国和泰国外,美国、英国、欧元区17国和日本的收入水平对出口变化有显著的正效应;人民币贬值对出口变化有显著的正效应;出口变化的波动对汇率波动有溢出效应.     

信息技术提升蔬菜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机制与实证研究

加入WTO后,面对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我国蔬菜出口企业纷纷采用了信息技术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案.但由于许多企业缺乏对信息技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机制的深入理解,无法制定有效的信息化规划战略,影响了企业信息化投资的效率.基于此,首先研究了供应链管理背景下信息技术提升蔬菜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机制,应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评价模型,选取3家信息技术应用程度不同的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通过3条途径和4个阶段逐步深入的过程;信息技术扩散度与渗透度越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效果越明显,其中应用于市场营销环节的信息技术对蔬菜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最大.图2,表2,参13.     

出口计价货币影响因素模型及其模拟分析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出口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工具货币计价生产要素假设,在局部均衡的框架下,推导了出口计价货币选择的粘性价格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蒙特卡洛模拟;用多元名义Logit回归定性分析了诸外生变量对计价货币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贸易对象为非工具货币国的出口企业来说,以工具货币计价的生产要素在总成本中占比、进口国的需求弹性和出口国与工具货币国之间汇率的波动性对出口国货币计价的影响是反向的;价格调整周期和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汇率波动性对出口国货币计价的影响是正向的;另外,汇率间的相关性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计价货币选择.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1年1月到2008年12月商品出口的HS二位分类数据，采用异质面板共同因子模型分析了中国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非对称影响. 实证结论表明，人民币汇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随着各种出口商品中加工贸易的金额的变化而变化的. 当加工贸易较少时，人民币升值对行业出口有负的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随着商品的加工贸易出口额上升逐渐减小，最后变成是正向的影响. 本文还结合中国目前商品出口的结构特征和加工贸易的金额，解释了人民币升值使贸易出口增加的宏观现象，以及有大量企业经营困难的微观现象.     

品牌的力量：品牌强度与企业出口韧性

品牌为增强企业出口韧性、实现对外贸易逆势上扬提供了持久动力。利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负面冲击作为研究背景，实证检验品牌强度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品牌强度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出口韧性，该结论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品牌强度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升出口多样化，进而增强企业出口韧性；女性董事比例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品牌强度与企业出口韧性的关系，并且对品牌强度抑制融资约束、增强出口多元化都具有显著同向调节作用。     

汇率与股指联动关系: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的实证

采用小波分析和多元GARCH-BEKK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测度人民币汇率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股指之间的波动相关性和联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板块指数之间均具有不同程度和周期性质交互影响的联动效应,整体来说汇率对行业股指的溢出效应强度大于行业股指对汇率自身,基于实体经济性质的不同,汇率变动对不同行业及其企业的影响并不一致;随着近年来股市行业板块市值的扩大和价格表征作用的加强,样本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股指逐渐对汇率的价格走势和波动产生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     

中国外资需求的协整与误差分析

应用协整与误差校正模型,对我国的外资需求进行协整与误差校正分析,研究我国外资需求与国内生产总值、出口总额、通货膨胀率等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外资需求存在协整模型,外资需求与国民生产总值、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汇率有双向因果关系。     

基于改进GARCH-M模型的汇率波动特征

在分析汇率数据的基础上,本文理论构建了改进的GARCH(1,2)-M模型,实证检验汇改前、后实际汇率波动的特征。结果表明:我国汇率形成体制具有较强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实际汇率波动主要受汇率风险与上期汇率波动的影响,比例值约为44∶53;2005年7月汇改后,实际汇率波动的稳定性略有提高,但结构性变化不明显;汇率波动具有1期路径依赖性与时滞连带性;汇率风险具有1.8倍的乘数效应,且对汇率波动具有1.5倍累积效应;新息冲击、利率变动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弱,皆有2期时滞性。模型启示:稳定汇率、稳定经济基本面与预防和管理新息冲击是新一轮汇改要考虑的三项重点,这有利于在可控、主动与渐近的原则下稳定人民币汇率。     

外汇资产的时变相关性分析

采用时变条件t-copula模型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前后美元、欧元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时变t-copula模型的难点在于如何设定时变相依参数的演化方程,现有文献设定的演化方程存在滞后阶数任意选择的问题,为了克服该缺点,文中建立了用于描述时变相依参数的新的演化方程.结果显示美元与欧元兑人民币汇率、美元与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相关性由汇改前的弱相关变为汇改后较大程度的负相关,而欧元与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相关性在汇改前后变化并不明显.这表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使得美元与欧元兑人民币汇率、美元与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之间扭曲的相关性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矫正,然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欧元与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却较小.该结果可为一篮子货币各货币权重的确定和外汇组合风险的管理提供参考.     

中国隐含能出口的结构优化研究

中国隐含能的进出口核算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关注,如何在中国可承受的代价范围内降低隐含能净出口规模还需要深入分析.本文基于投入产出分析和多目标规划原理,构建了隐含能进出口结构优化模型,在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就业稳定的前提下,研究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来减少隐含能的净出口规模;并根据约束差异,设置了无约束和基准约束两类情景.研究结果显示:在无约束情景下,隐含能净出口的最大降低比例为19.99%,但同时造成的GDP损失率和失业率分别达到4.6%和9.01%;在基准约束情景下,隐含能净出口减少4.41%,造成的GDP损失率和失业率分别为0.47%和4.19%.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下,仅通过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隐含能净出口的现状.     

人民币汇率对物价的不完全传导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特别是2005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经济开放度迅速增加,汇率对国内物价的影响也逐渐增强,汇率变动日益成为决定我国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变动的传导率有重要意义.运用结构VAR构建理论模型,结合2000至2013年的季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导率分别为0.41、0.32、0.11,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别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导率显著不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食品、衣着、居住价格指数的传导率较高,分别为0.15、0.24、0.15;对家庭设备、交通通讯、娱乐文化、医疗健康价格指数的传导率较低,分别为0.03、0.05、0.08、0.10;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对国内物价变动的影响要高于汇率变动的影响.     

中国的出口扩张是否影响了健康?——基于Grossman模型的拓展分析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浪潮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席卷全球,并顺势引导着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化"的益处及其隐形成本.鉴于目前并没有相关文献从理论上探讨出口扩张对健康的影响,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迅猛的出口扩张为背景进行了首次探索.本文构建了一个工人们与其雇主讨价还价的企业出口模型框架.厂商依据利润最大化原理选择最优的资本、劳动和原材料的投入之后,每个工人也会选择"最优的工作努力程度"使得努力的边际收益等于努力的边际成本.然后.依据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本文系统地探讨了由外生性原因引致的出口扩张影响工人健康的五个路径,包括工作强度,工资率,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和环境污染.最后,依据文章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东亚国家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动态变迁研究

改进计算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的基础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表和STTC REV.2三位码水平上的出口贸易等数据, 测算了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亚经济体若干年份出口品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 结果表明: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呈阶段性上升趋势; 加入WTO对我国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的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 虽然日本是东亚地区国内技术含量最高的国家, 但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韩国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稳步提高且向日本收敛, 而印度尼西亚在提升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方面业绩较差. 最后, 结合中国以及其它东亚三国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的变迁趋势, 提出了中国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和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些政策建议.     

Application of Cointegration to Forecasting Foreign Trade in China

1　IntroductionItisevidentthat,duringthelastdecays,enormousdevelopmentofeconomyhasbeenaccompaniedwithdramaticincreaseofforeigntradeindevelopingcountries.Althoughforeigndebtcantemporarilyprovidetheforeignexchangeneededinimport,importconsistingofgovernmentandindividualpurchasesissupportedbyexportatlast.TransitiontomarketeconomyneedstheforeigntradetobeforecastinChina.FinancialCrisisofMexicoandEastAsiaoriginatedfromunhealthydebtstructure[1],inwhichforeignreservefromexportismuchlessthanwhatneeded…     

中国能源进口政策分析:基于CGE视角

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源净进口急剧增加,能源原材料进口关税税率持续下调.为了研究中国能源进口政策,本文建立一般经济均衡模型进行深入细致分析.我们利用2010年国家统计数据,设定2010年为基准均衡,考察能源关税税率政策和能源净进口政策,调整能源关税税率或者调整能源净进口量对各产业生产产出、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能源投入、总收入、社会福利等经济指标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各产业之间结构性调整.适当降低能源关税税率或者适当提高能源净进口一方面会引起国内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进而生产产出)向第三产业发生转移,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对收窄中国贸易顺差影响显著.最后我们利用CES形式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进行敏感性分析,表明结果是稳健的.     

我国有色金属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分解及其变化趋势

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on index, LMDI)分解方法, 首次建立了我国有色金属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指数分解模型, 从多个角度系统地分析了2004年1月-2009年1月, 我国有色金属产品特别是铜和铝产品进出口贸易及其三种主要影响因素(总量因素、结构因素及价格因素)的贡献程度和变化趋势. 研究表明: 有色金属进口额的主要影响因素在2006年前后发生显著变化. 2006年之后, 随着有色金属价格的不断攀升, 价格因素成为了影响中国有色金属进口额波动的主要因素. 同时有色金属出口额的主要影响因素在2006年前后并未出现明显变化. 在国际有色金属价格大幅攀升时, 我国有色金属出口额并未同步增长.     

我国民族企业出口与FDI 企业出口关系———基于非线性动态系统实证分析

以我国1980~2004年数据,应用动态计量学原理建立我国民族企业(CNIEs)出口与FDI企业(FIEs)出口的非线性动态系统(CN-FENLDS)模型,结果表明,FDI企业作为外来企业种群,通过耦合效应方式间接加速推动我国民族企业出口,而我国民族企业出口直接加速FDI企业出口,从而支持“促进论”观点;同时,我国应当对民族企业出口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更重要的还要提升民族企业出口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