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需求理论测度及特征研究

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使用假设抽取法测度了各国和地区对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需求的三个指标,即出口中被一国和地区直接使用的国内增加值(vaxd),出口中被一国和地区用于消费的国内增加值(vaxc)和出口中被一国和地区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国内增加值(vaxp)的区域和结构变化特征,并结合中国行业出口特征,贸易政策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变动对出口国内增加值需求变化特征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方面,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占份额不断上升.在结构特征方面,被一国和地区直接使用的国内增加值和被一国和地区用于消费的国内增加值在对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占据较高比重,而被一国和地区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很低.对变动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先进货物行业和现代服务行业出口占比提升对出口国内增加值需求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特征方面,全球价值链相对前向参与度增长率和全球价值链相对地位增长率的提升均对三类出口国内增加值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出口中被一国和地区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最大.     

金融一体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及经验证据

众多文献对金融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但鲜有文献研究金融一体化通过何种中间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拓展的纳尔逊-菲尔普斯(Nelson-Phelps)模型研究显示,金融一体化的技术外溢效应依赖于特定国家的发展水平.基于1975-2010年80国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一体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随不同类型国家而表现不一.具体表现为金融一体化对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FDI和债务资本来实现.上述结论对于不同国家的金融一体化政策安排具有重要的政策内涵.     

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和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汇率波动对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利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汇率波动对出口和部门进口的影响,进而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所受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比对出口额的影响更大,除了影响出口中的直接增加值之外,汇率波动还会影响进口品和国内品之间的替代,进而影响国内品中间投入结构和出口中的间接增加值.分贸易方式来看,汇率波动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影响更大,加工贸易在有限程度上缓和了汇率波动对总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对部门出口增加值而言,进口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大,加工出口比重高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小.     

排放强度约束下的最优经济增长分析

视排放强度为政府据减排目标而设定的一个外生的标准,并将自然资源耗用和治污投入同时纳入到内生人力资本的模型框架,然后利用最优控制理论考察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模型结果显示,在排放强度下降速度满足一定的临界条件下,可持续的最优经济增长以及环境质量改善是能够实现的;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排放强度下降率的提升将导致稳态增长率增加,并相应要求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自然资源的耗用速度必须低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另外,人力资本生产率、跨期替代弹性以及时间贴现率等也影响着长期经济增长。     

考虑资本-能源-劳动投入的中国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除了资本和劳动之外,把能源作为一种投入,并考虑产出随时间的变化,建立了一个中国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并用岭回归方法估计了它的参数.研究了该模型的产出弹性、替代弹性和各种投入的技术进步差异.发现了中国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呈规模递增效应但逐年下降;资本和劳动、能源可有效的相互替代,但劳动和能源替代弹性较低;技术进步以中性技术为主,各种投入的技术进步差异不大,技术进步快慢为资本>能源>劳动,但它们之间的差异逐年缩小.     

1991-2003年间中国科技投入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1-2003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广义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中国科技投入的经济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科技投入不但对当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还存在滞后效应；中国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只有两年，科技投入短视行为明显；中国在增加科技投入的总量的同时，更要对科技投入的结构、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制造业需求驱动研发模式及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解了不同类型需求驱动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模式,研究了网络特征在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是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共同驱动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结构则为中间需求主导型.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均对中国制造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贡献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外最终需求、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因此最终需求是驱动研发投入进而实现创新产出的主要动力.生产网络特征在研发推动创新产出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心度与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交互促进了创新产出的增长,上游度限制了中间需求驱动的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贡献的发挥.     

中国与日本能源消耗和CO_2排放差异的空间结构分解

中国是世界上的能源消费大国,其能源消耗总量和CO_2排放总量远高于邻国日本.为分析该现象发生的原因,本文利用结构分解技术(SDA)分别量化分析了两国能耗强度、CO_2排放强度、生产投入结构和最终需求的差异对中日两国能耗和CO_2排放差距的贡献.研究发现,中国高能耗强度、高CO_2排放强度和能源密集型的中间消耗结构是导致中国能耗和CO_2排放远大于日本的主要原因.同时,中国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中国的最终需求结构更倾向于消耗能源密集型产品,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的能耗和CO_2排放差异.本文同时量化分析了各个行业对两国能耗和CO_2排放的影响,分部门来看,钢铁、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建筑、电力、热力供应等行业是引起中日两国能耗和排放差异的主要行业,也是未来我国节能减排工作所应重点关注的行业.     

具有利益冲突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分析

运用微分对策理论研究具有利益冲突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均衡策略 .首先建立两国的动态博弈模型 ,然后利用微分对策理论分析模型的均衡解 .研究结果显示 :1 .发达国家在一定时期里的蓄意破坏是其最优策略 ;2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里各自的最优策略是不同的 ,“以牙还牙”的策略并非最优策略 ;3.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在此对策略过程中蒙受更大的损失 ,利用军事或经济的策略基本上是无效的 .发展中国家应当寻求经济、军事以外的途径 ,比如政治和谈等手段 .该文的研究方法可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对策问题的研究 .     

日中两国不同经济时期股市的多重分形分析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 股票市场波动会呈现出不同的动力学特征. 鉴于分形理论在描述股票价格波动特性时具有许多优势, 应用多重分形消除趋势波动分析(MF-DFA) 对日本七个经济时期以及中国股市自建立以来三个经济阶段的股票市场指数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 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日中两国的股票市场均具有明显的多重分形特性; 但各自不同的经济时期多重分形特性差异显著, 且与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存在着一定联系. 接着运用自组织特征映射(SOM)神经网络对日本七个经济时期股市的多重分形特性进行分类, 验证了多重分形消除趋势波动分析(MF-DFA)可以较准确地刻画出不同经济时期股票市场的动力学特征. 最后, 通过对比日中两国不同时期股票市场的多重分形性, 得出一些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益的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文报纸大数据文本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Baker等(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和基于中文报纸文本关键词搜索构造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运用中国2010年1月-2016年4月约5000种产品的进口月度数据,分别估计了EPU和CEPU对这些产品进口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不同产品的进口影响是不同的,既有负向影响的,也有正向影响的.进一步,我们采用BEC大类分类、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全球贸易国家数与集中度、进口需求弹性来刻画产品的异质性,对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产品影响的差异进行了解释.我们发现当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资本品和运输设备相比中间投入品、差异化产品相比同质产品,进口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需求替代弹性越小、全球进口国家数越多、全球进口国家集中度越低、全球出口国家集中度越高的产品,其产品进口的负面反应越大.此外,我们对比EPU与CEPU这两个指数在回归中的表现,CEPU指数比EPU指数的结果更为合理.     

A Modified CES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alculating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Energy and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factors, the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o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CES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fails to consider the staged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vides a modified model of the CES production function. With regard to its application, a new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energy and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to economic growth is proposed using a modified CES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This work concludes by calculating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Chinese energy and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to economic growth.     

标准生产函数的建立与生产技术分析

证明了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最佳生产实践遵循标准的C-D生产函数轨迹,为了得到最佳生产实践,可以利用教据包络分析模型获取每个生产单元的相对指数最大产出值和每个投入的冗余量.理论分析结果表明:这种标准生产函数是一些类C-D生产函数的推广.嵌入标准C-D生产函数中的实际产出弹性和替代弹性都是可变的,且各生产单元具有不同的技术进步性质.不仅如此,基于标准生产函数上的技术效率也与常规的洲算公式有所不同.最后,利用本文提供的方法和各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建立了我国2005年的标准生产函教并测算了各地区的技术效率.     

SDR权重对成员国经济增长影响及人民币入篮的研究

本文研究SDR权重对入篮国家及周边经济的影响,发现:SDR权重增加有利于成员国经济增长及其抗风险能力的提高,出口增长,固定资本形成额增长和外汇储备份额增长可促进其经济增长,反之亦然;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经济波动风险均大于其所在区域的非成员国的对应风险;美国的经济波动风险不仅低于其它SDR成员也低于非成员国,证实了美元霸权的存在,给出了美国利用其经济霸权,将经济风险转嫁给其它SDR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证据.SDR成员的货币权重与经济增长在危机前无显著相关性,在危机后显著正相关.此外,日本和欧元区SDR权重增加将促进其经济增长,而提高英国SDR权重无助其经济增长且会抑制欧元区经济发展.日本滞后期的SDR权重增加将促进其经济增长,而美国滞后期的SDR权重增加将使其经济增长受阻.最后,对人民币加入SDR带来的机遇,风险与挑战进行了分析.     

A non-linear model for estimating the cost of achieving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The case of the U.S., China and India

With the world talking about climate change,the United States(U.S.),China and India have announced thei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For these three countries to achieve their targets, significant questions arise,such as what will be the annual emission reduction efforts to achieve those targets,how much it would cost and what would be the economic effects.This paper puts the carbon intensity reduction targets of China and India together with the absolute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of the U.S.into the same non-linear model to quantitatively study the optimal emission control strategies and associated total cost for achieving those targets by the year 2020,and estimate and compare the minimized total cost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to reach their targets.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cost for the U.S.to achieve its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is greater than those of China and India in terms of absolute amount.However,in terms of proportion of total cost to GDP,China and India’s ratios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U.S.,indicating that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the achievement of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needs relatively greater effort.     

个人收入税和消费税政策分析——基于CGE视角

2011年9月1日我国实行新个人所得税法.个人可支配收入不仅受到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同时也受到间接税(如消费税)的影响.这两种不同的税收对社会福利、以及宏观经济运行到底会有怎样的影响?我国的消费税应该做出怎样相应的改革?本文建立一般经济均衡模型分析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消费税对社会福利水平及宏观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以2010年经济运行数据作为基期校准各项参数,通过大量模拟计算显示,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乡村居民个人收入税税率和适当调高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税税率,有利于乡村居民社会福利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次,加大第一产业进口,或者减少第二产业出口,有利于两类居民社会福利水平、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增加;另外,第一产业净进口与第二产业净出口同步增长时,宏观经济各项指标均有改善,但是,第一产业将受到巨大冲击.最后,文章指出效用函数的替代弹性对社会福利总水平精度比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的影响小.     

产业结构演变对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基于58个国家的实证检验

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本文采用58个国家面板数据,通过全局最优的模拟退火法(SA)和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回归,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变化对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化是实现产业结构工业就业效应的有效机制,城镇化通过第二产业发展和产业集聚促使劳动力由农业转向工业;企业规模是产业结构变化推动服务业就业的有效内在机制,企业生产扩张和竞争力提高使服务业就业得到优化配置.第二产业对工业就业,第三产业对服务业就业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产业间的总体就业溢出效应为负向;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就业弹性较小,就业结构并不能跟随产业结构演变而发生质变.此外,发达国家的产业间就业溢出为负,表明在产业结构的成熟阶段,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就业溢出为正,表明还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阶段,拥有剩余的人力资源,可以实现工业和服务业就业"齐头并进".     

投资波及效应评价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

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反映跨区域经济特征变化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比较投资前、后各区域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中间投入和附加价值投入量,企业产出及居民效用来定量计算投资的波及效应和社会效果,并采用美国、欧洲和亚洲3个区域的经济数据对模型的系数进行确定和验证.结果表明,模型的计算结果十分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