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舆”“轮”论车的起源——科技史语言研究视角

"车"的起源问题,是科技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土论"与"西来说"的争论由来已久,尚难达成共识。因《说文》"车,舆轮之总名",而"舆"既是构车的基本要素,同时在造字结构上,也表现出极特殊之处,与《说文》车部其他字如轴、辕、轮等截然不同,因此,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今从科技史语言研究视角,试以"舆"解析中国古车之自行起源。又"舆"虽可证,"轮"却难解,故再上溯而得"专"。既知"专",则可明"轮"不害"舆",二者综之,冀为中国古车自行起源一事之翼佐。     

科学家发现最古老的花朵化石——“南京花”

<正>娇弱的花朵也能够历经数亿年以化石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日前,英国综合性学术期刊eLife发表了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鑫、副研究员傅强领导的中国、西班牙、澳大利亚三国学者组成团队的新发现——距今1.74亿年前绽放于侏罗纪早期的"南京花"。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花朵化石,将被子植物可信的化石记录向前推进了约5000万年。     

“科学绝对不是只有逻辑”——评杨振宁关于科学研究的艺术

杨振宁是当代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同时在科学研究上也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对科学创造中的方法论问题有着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本文就杨振宁关于科学创造的非逻辑侧面、数学美和科学研究风格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     

“月亮问题”引发的思考——客观性及其根源的理论探讨

月亮问题同客观性问题直接相关。认为月亮的存在与人根本无关的看法是一种绝对化的理解。马克思反对脱离主体来理解客观世界。知识的客观性的实质是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包括两个方面:主客观之间的一致性和主体间认识上的一致性,而这两方面的一致性都是由实践内含的一致性要求所决定的。知识的客观性归根到底来源于实践的社会性。     

“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

工程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历史生成性。尽管工程的发生与发展不仅创造、呈现和积淀着人类古往今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确证、提升着人之为人的类本性,但由于人的理性、能力和人自身的有限性以及工程活动的复杂性,就使得人为的、人工开物的工程具有非完善性,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人类自身都具有潜在的风险性或现实的威胁性,甚至以异化的形式奴役人。所以,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     

“Science”与“科学”的结合——试述辛亥革命前科学知识在中国之躁动

在所掌握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描述辛亥革命前半个世纪,Science在中国转变成科学的观念,并且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时期逐渐形成科学知识的表现,以及在当年出版1800多部科学知识图书和期刊基础上,所广泛展开的知识深度。更进一步通过当年推行科学知识的先行者所做出的贡献,介绍科学思想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理解、如何诠释。尽管当时中文很缺乏表述科学思想的词语,但开创之功永标青史。     

人体器官交易能否“合法化”——难以跨越的伦理学之坎

对人体器官交易合法性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以立法形式禁止器官的市场交易,我国也出台了《人体器官交易法》,明确界定了人体器官交易的非法性,但由于巨大的器官移植缺口的存在,地下器官交易依然屡禁不止,且势头迅猛、规模惊人。基于现实的需要,器官交易合法化的呼声日渐兴起。对于现实中业已存在的器官交易市场,是重新审视、立法支持,还是坚决依法取缔?伦理学的道义论与后果论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依据。     

论“无缝之网”的“编织”机理——一种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解读

在规律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社会因素为技术形成"编织"了一张"无缝之网"。由社会客体性因素为技术形成划定"边界群"的约束机理、社会主体性因素为技术形成拓展"空间集"的扩展机理和社会控制性因素为技术形成设置"反馈网"的调节机理以及它们之间的整体联动,构成了"无缝之网""编织"的一般机理。认识这一机理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无翼之“鸟”为什么需要“鸟类学”?——对温伯格观点的反驳与思考

物理学家温伯格有一个著名观点,即科学哲学对科学家的用处就像鸟类学对鸟类的用处一样。对此观点,本文试图从科学的起源,以及现代性危机角度,尝试对其进行反驳,从而为科学文化的合理建构提出一些思考。     

“中国术语学”的名实之辨与学理之思——兼议“中国术语学”建设的问题域确立

随着我国术语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推进,“中国术语学”建设问题引起了学界更多关注。如何推进“中国术语学”建设,其问题域的确立至关重要。文章尝试对“中国术语学”的概念及其问题域的确立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旨在对“中国术语学”理论建设有所裨益。     

“天道”与“命数”的数学转换——数学文化中的神秘主义与理性精神之历史考察

数学的诞生,以其纯净的理性之光照亮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征途,但也曾使许多人陷入了思想的迷雾之中.“数术穷天地”始终是中西哲人和数学家宏大的理想与不懈的追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正是占星术与数学纠缠不清的历史根源.明朝学者徐光启曾愤然批评中国古代“数有神理”的思想为“妖妄之术”.回顾历史,西方科学也是从古巴比伦“占星术”的迷信,到“万物皆数”的神秘主义,然后发展成为宗教理性,再到自然哲学,最终在数学思想方法与实践精神的引导下,才创立了宏伟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原始水浮指南针的发明——“瓢针司南酌”之发现

东汉王充的《论衡》说:"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以往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观点认为司南是放在青铜地盘上的磁石勺。然而,作者首次发现,古代司南是以磁针为主体、小葫芦瓢为载体的水浮指南针。中国最早的水浮指南针——"瓢针司南酌"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发明。作者亦制成了"瓢针司南酌"复原模型,并成功通过了模拟实验。     

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典型例证——“神经衰弱快速综合疗法”之历史

考察了20世纪50—70年代我国精神医学领域盛行的"神经衰弱快速综合疗法",从其概念与特点、历史背景及其发展阶段等方面,呈现了这种治疗方法的发展脉络,并从医学模式、医患关系模式等视角反思这一昙花一现的疗法出现的局限性和积极意义,探讨了该疗法的科学-社会互动机制及其对当下的启示。     

近代西方“科学”与传统儒家“道”之争辩——中国近现代中西体用视阈下的探究

科学与道的互动是贯穿科学观念近现代演化过程的主线。在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冲击下,道的内涵被逐层审视,科学观念在与道的碰撞中趋于完善。初始阶段,洋务派思想家注重器技的功用,用器技维护圣王之道。过渡阶段,维新思想家对科学内涵的理解拓展至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道的融合渗透至道的全部方面,科学具备了道的形态。成熟阶段,知识分子用科学审视道,科学成为价值标准。道在与科学的比较中凸显出本有的人文价值。在此,围绕科学与人文的争辩悬而未决。从科学与道的互动视角疏辨思想的流变与脉络,可为研究科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互动提供动态图景与逻辑理路,也为当今时代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历史借鉴。     

谁之责任,何种义务?——“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思与辩

在应对气候变暖的语境下使用"污染者付费原则"是有缺陷的。首先,这一原则无法辨析谁才是真正的污染者,除国家外,各种非国有组织和企业、个人甚至大自然本身都可能是污染者,而且这种集体主义辩护很难站得住脚;其次,数百年前的污染者如今已不在了,要求他们的后代承担祖先的责任会让这一原则变成"得利者付费",也会遭遇"非同一性问题"的挑战,并且污染者还会处于"可原谅的无知"的状态;再次,"污染者付费原则"具有一定的适用条件,需要确定时间点等要件。基于诸多理由,提出一种新的原则——"有能力者负责原则"——作为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补充是非常必要的。     

工程活动共同体的形成、动态变化和解体——“工程共同体”研究之四

与工程职业共同体是延续时间很长的共同体不同,工程活动共同体一般都是存在时间不长的共同体。工程活动共同体的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酝酿和诞生阶段、发育和生存阶段、解体阶段。第一阶段"出场"的共同体成员是倡议者、委托者和领导者。在发育生存阶段,工程实施共同体不但增加了人数,而且成员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第三阶段,工程实施共同体既可能是"正常解体"也可能是"非正常解体"。     

海进海退和大陆漂移之地球“沧桑”史——葛利普的脉动和极控理论

葛利普(Amadeus W.Grabau,1870~1946)的科学贡献主要在于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全球性脉动和极控理论。因其着眼点在于整个地球之历史,故后者更受其重视。本文对葛氏脉动理论的产生、发展、影响及相关背景进行了新的探讨,指出该理论在1913年的《地层学原理》一书中即有发端,至1933年发表于《时事日报》(The Peiping Chronicle)的文章奠定基本框架,同年在美国的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正式提出。葛氏自美国返回中国后,在与国内学者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并与极控理论相结合,1940年以《年代的节律》(The Rhythm of the Ages)一书进行系统的总结。脉动理论以全球性的海进和海退解释规律性地层的形成,并对地层(尤其是古生界)作了新的划分;极控理论则以魏格纳大陆漂移说为基础,用来说明硅铝圈在地球自转的带动下围绕两极的运动,并作为脉动理论的补充,说明规律沉积中的不规则性。这两个理论虽引起不小的反响,但揆诸实际,还是因太过理想主义而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死亡之谷”何以能被跨越?——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产业化进程研究

中国大型科研项目中,像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一样,完整地走过科学研究、样机试制、中间试验、小批量生产、大面积推广各阶段,并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最终实现产业化的并不多见。本文对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产业化进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得以跨越"死亡之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政府的持续推动奠定了该系统创新的成功基础;产学研合作是促成该系统抢得市场先机的要因;用户的信任与支持为该系统的商品化创造了条件;创业型科学家的引领是该系统得以实现产业化的关键;国外先进元器件和设备的导入强化了该系统的竞争优势;本土资源和市场为该系统的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海外同类产品尚不成熟为该系统的市场开拓提供了良机。     

让科技之光照亮“第二经济”——南非科技计划支持弱势企业创新的启示

本文介绍了南非政府通过科技计划和基金提升“第二经济”的主要做法,提出在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应把科技创新的战略重点放到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设立相应的计划或专项;资助公共研究机构和大学参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助中小企业联合创新和创新平台建设;资助中小企业消化创新。     

存在哲学视野下的科学-哲学划界——雅斯贝斯对“哲学危机”的拯救之道

在存在哲学的视域下,雅斯贝斯致力于明晰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他从起源、对象、任务/目标、方法、确定性、公认性、进展性、交流方式、系统九个方面为科学与哲学划界,提出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工具,而哲学的力量于“世界指向”(Weltorientierung)下科学的界限之处彰显,从而将哲学在“自我遗忘”中找回.对于应对所谓“第四次哲学危机”,这是一条值得探讨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