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的成因及“反转”氛围的形成机理分析

涉及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是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与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多元叙事的结果。政府对科普工作的主导不力、科学共同体单向叙事的失效、媒体对信息层级化的编码与操控以及社会内部社群分化的加剧,合力促成了这场社会性的科学争议。在现代性的心理焦虑下,公众对以转基因育种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风险的恐惧与拒斥,在激进的心理对抗、文化对抗和社会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转"氛围。整个社会迫切需要一场科学精神的启蒙,在理性中审视和适应常态化的不确定性风险。     

转基因技术评价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吗

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像知识论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真理的代言人,而实际上他们存在着知识性失灵,未能进行完全正确的评价;不像社会学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道德的楷模,而现实中他们存在着道德性失灵,并不能进行绝对客观的评价;也并非像柏拉图式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公众没能力且没必要参与评价,而实际上公众所拥有的实践性知识、社会文化感知对于应对转基因技术评价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公众理解科学的修辞学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发展中遭遇了自身的困境和问题。科学修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资源能够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发挥其功能,为讨论缺失模型、语境模型等理论问题,科学传播、技术的社会责任等实践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和视角。     

库恩范式理论的微观考察

论文从集体意向性理论的视角考察库恩的范式理论。库恩利用"范式"这一概念描述科学共同体的工作模式和科学发展的过程,但在"科学共同体"和"范式"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上却陷入了循环定义的困境。而采用整体视角审视范式转换也使得库恩笔下的科学发展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科学共同体作为集体的一种,能自然进入集体意向性理论的考察范围。实际上,图梅勒和塞尔的工作能给出一个全新的微观视角,以规避库恩的描述所产生的问题。借助于集体意向性理论,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可以被非循环定义的方式描述,而范式转换也并非是一种缺乏科学理性的过程。     

转基因争论中的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转基因议题在中国的网络空间持续发酵,专家与公众对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存在巨大争议。本研究透过大数据方法搜集2012年至2015年在网络空间的相关文本,探讨转基因的社会风险如何透过公共讨论被建构,以及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与对话过程。结果显示:一、在互联网空间反对转基因的比例远远超过支持者;二、"反转派"的组成较"挺转派"更加多元,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三、争论双方的论述框架相互错位,难以达成共识。更进一步分析发现,转基因争论背后存在价值排序、科学模式以及决策模式等前提的内在冲突,使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难以形成对话、达成共识。     

科学产品社会表征的反观——以黄金大米推广阻力为例

黄金大米历经多年的研发和推广,其间绿色和平等组织或群体是不可忽视的反对力量。剖析这种科学共同体和非专业团体的对垒,可从多个视角,如绿和的反科学倾向、公众科学素养不足、科学传播效果不济等。但如果从一种具有自反性的角度来看,根源在于推广者针对黄金大米的社会表征:在对困顿状态的目视和问题化时,采取了一种原子主义立场;以黄金大米为代表的"增益性转基因"试图针对社会问题展开的矫正性行动,在表征的意义上是具有排他性的意指实践;黄金大米中国效用试验中科学与利益的不当嵌合,揭示出表征所固有的封闭性,加深了公众对这一科学产品和相关科研团体的不信任。     

知识与价值的博弈——公众质疑转基因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分析

本文从科技与社会(STS)的角度,探讨了公众不接受转基因科学表述、不信任转基因科学家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科学家在转基因传播中表现出知识强势,忽视了公众关切,科学信息与媒体传播之间存在错位,这些因素导致了转基因科学家在舆论上的弱势。从心理认知角度看,科学知识在公众形成转基因态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信任与价值则构成了影响受众接受科学信息的更重要的"认知通道"。由此,必须深刻反思现有的基于知识传播的转基因科普策略,把重点从"教育"公众转向系统性融合价值、信任与知识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上来。     

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科学理论之争

本文试图评介以布鲁诺·拉图尔为代表的当代科学社会学家关于“科学争论”的形成及解决过程的论述。拉图尔认为，科学理论之争的产生并非如后经验主义哲学家描述的那样产生于科学发展的特定时期，其解决的标准也不为科学共同体听普遍认同，而主要取决于争论双方相抗衡的政治实力、各自的辩护技巧及实验室资源。这为我们理解科学理论之争开拓出一个新的视野。     

中国公众抵制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三重缘由之探

结合2010年国内爆发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争论事件,考察了当时社会上各种反对主粮商业化的声音,并认为中国公众抵制的原因主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精尖"特性造成了公众与科学的隔离;公众对专家的知识依赖遭遇到专家"利益私化"的尴尬,从而导致了专家与公众的分离;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事实而产生的公众对政府公共性信仰的丧失更加深了公众与政府的隔阂,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公众的态度和立场。     

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中的公众参与

不同利益集团和阶层之间的沟通无效已经成为中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需要有序参与的制度渠道,明确不同社会公众群体的权利义务,将公众积极性正向转化,结束"或挺或反"的无序争辩。形成普通公众与科学工作者同步参与决策、表达意见、履行对等义务的深入技术因素的科学的公众参与状态,推动中国转基因技术健康持续高效的发展,在应用程序上将技术风险降到最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     

动物实验“3R”原则确立的研究

19世纪随着人们善待动物观念的兴起,社会公众和科学界围绕"动物实验"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公众质疑以科学的名义残忍对待动物的合理性,科学家们则坚信科学发展离不开动物实验。在科学与伦理的交锋以及科学实践与更大范围的技术——政治相互磋商下,动物实验"3R"原则得以确立。"3R"原则既满足了人们对动物的道德关切,又保障了科学的发展。     

默顿的科学规范论的形成

默顿科学规范论思想的形成,既受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清教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是其创立科学规范论的前奏;当科学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确立作为一种制度的科学规范系统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理论、方法、概念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贝尔纳领导的"SRS"运动及其与科学自由协会的争论,为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养料;纳粹德国与科学共同体的冲突,引起了默顿对科学的地位和命运的关注,并对科学系统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为科学规范论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试论科学共同体的非社会性

本文辨析了科学共同体的三重含义：科学专业共同体、科学职业共同体和科学研究共同体，认为科学共同体具有非社会性，具体表现为科学专业共同体的疏社会性、科学职业共同体的赵社会性和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抗社会性，并讨论了科学共同体非社会性的社会功能。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及联盟间由于政策互动引发的政策学习对于规范转基因作物治理,促进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消除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主权国家是构建转基因作物治理机制的主要参与者。由于科学原则、利益诉求以及伦理认知的不同,全球范围内形成"挺转联盟"与"反转联盟"的对立,两大联盟的冲突与妥协,打破了政策僵局,助推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主权国家之间因人类"共同福祉"和利益趋同,必须对转基因作物立法、监管与审批,国际协议的承诺做出选择,建立履约与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在转基因作物治理中密切互动、协调约束,建立协调与反馈机制;科学共同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积极参与、传播宣传、监督反馈,建立认知与传播机制。     

“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转基因技术是新兴技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方兴未艾,而有关转基因风险-收益评价以及产业化存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争论,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为了从学理上加深对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决策及其产业化等相关方面的理解,进一步促进国内转基因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为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提供知识基础和依据,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将于2012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共同主办"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     

转基因技术的“深”技术特征分析

相比于孟德尔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更深的解释层次,是"深"理论;相比于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实现了对自然物种的"高"干预和"强"控制,已经对自然物种造成了本体论影响;相比于杂交作物,转基因作物具有"极高"的人工性、"极低"的自然性,已经是整个的人工生命了。因此,从技术的科学根源、技术控制自然的"强"度、技术人工物的人工性看,转基因技术具有"深"技术的本质特征。     

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

科学技术普及除了国家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外,还可以设想一种个体公民立场,这三种立场与三种科普模式有大致对应关系,其中传统科普对应于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立场,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对应于个体公民立场.作为科普新形态的科学传播,也有自己的若干信条.     

流行文化中的科学传播纬度:合理性、形式及意义

国内科学传播研究多探讨"科学"层面的宏观理论和主体延伸路径、带有较深的科技哲学、科技史与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烙印,详述"传播"语境的文章较少,其中尤被忽视但比较重要的是流行文化中的相关话题。学界已有对科幻小说与电影中的科学主题分析,但相较后者得到传播、展示的多样路径,这种关注具有一定先验性且缺少整体视角下的包容性。文章选取五种发展时间较长的典型流行文化载体,从内容方面梳理其传播科学的形式并提炼此过程的三点意义:解脱公众与科学间拟态感、拓展科学传播学的广度与实践性和对流行文化进行了理性改良。文章认为引入流行视角可为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     

再论科学的规范结构

发现科学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理解科学规范结构的关键。近代科学职业化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共同体与政府、社会之间以生产公共知识为使命的“集体契约”，学院科学也成为科学的主要表现形式。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结构理论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维护这种“集体契约”的自觉意识。随着“后学院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共同体正在发生分化，科学家与政府、社会之间开始形成多样化的契约关系，并进而形成服务于不同契约关系的多元化的科学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