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浙西词派对梅溪词的接受

梅溪词在清代影响深远，这与浙西词派的推崇及倡导密切相关。清初的时代风尚，使得梅溪词的风格为浙西词人所称赏并接受。由于他们多角度的对其词进行传播。到清中叶，形成了“家白石而户梅溪”的热潮。在清人的词话、词选、论词绝句中，对梅溪词的评价颇高。吏达祖词逐渐成为时人习作的典范。     

柔金软玉、吹气如兰——彭孙遹词与词论

清初广陵词坛邹祗谟、王士禛、彭孙遹三位主将中，彭孙遹的词与词论，贯彻并发展了邹、王二人力图倡导的理论主张，是广陵词坛词学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人物。彭孙遹提出“艳丽”本色是词体特性的必然要求，艳情与雅正实为一体二端；彭孙遹的词学理论主张以自然为宗，但也主张要加以雕琢，所谓“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彭孙遹在批评词时虽然以“艳丽”为本色，但却并不排斥其他风格的作品，更能发现同一个词人身上并存的不同风貌。正是在清初那个特殊的背景中，横亘彭孙遹心头那难于说破、又无法释怀的士子情怀让他对稼轩词风的本质特质有了最切身的理解，从而也使其词风得稼轩三昧。     

苏轼也是音律家

苏词创作不守音律之说为自宋以来认识，很多人认为他“移诗律入词”、只讲平仄、为“长短句中诗”。这实在是对苏词的误解。苏轼作词，特别于宋代慢词调严守声律，辨四声，其中于入声也特别严格，足称音律大家。苏轼以诗为词的创新主要在题材风格方面，这是在辨守音律的前提下进行的。他和柳永等人一起，为宋词特别是宋代慢词声律特点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陆游词的批评历程

清代陆游词的批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清代前期的词论家主要是围绕陆词主体风格的认定问题展开讨论，陈维崧、王士祯、贺裳等人都对陆游及其词风的体派归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到清代中期，陆词遭遇了浙、常二派的相对冷落，而《四库提要》对陆词“以诗为词”特点的论述则成为此一时期陆词批评的亮点；相较之下，以陈廷焯、刘熙载为代表的清代后期词论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陆词的风格特征、创作手法以及艺术成就和局限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为我们今天研究陆词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绝佳的研究角度。     

晏几道词“苦无铺叙”说新论——从李清照《词论》谈起

李清照在《词论》中对其之前的词坛名家逐一指摘，其中“苦无铺叙”即是对晏几道《小山词》的批评。“铺叙”是一种创作手法，虽然与慢词长调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小令同样可以适用。纵观小山词，其中亦有“铺叙”之作，李清照的批评不免过分主观化。李清照对晏小山的批评最终指向的是“铺叙”手法的缺失所导致的审美缺陷问题，这牵涉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及李清照词须沉稳蕴藉的审美观。联系到李清照的自身创作，“铺叙”与“易安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令词逐渐叙事化的倾向以及李清照“以赋为词”的词学通变思想。     

"词亦有史"解——兼评当代词创作

不少当代旧体词作者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关注“热点”，忽略了词文学的艺术性，批量产生趋时应景、贴标签的“口号词”，误以为是“以词存史证史”。“词亦有史”不同于教科书上说的历史意义。词反映的历史，首先是词人的精神史，其次是民众的生活史和人性史。澄清“词亦有史”的概念，明确词的艺术性在于这种古典的文学形式具有现代艺术观念的问题意识和引发觉悟的动力，才能发现“盲点”。现实中不可能有绝对完美的社会，词能够从常人不注意的角度和达不到的深度显现社会问题。以“弱德之美”展露批判的锋芒、以沉郁低徊的声音表达对理想的执着正是词文体把握时代精神的独特性。富有现代气息的当代词与先锋小说和新生代作品已经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不期而遇发掘着寻找英雄和精神重塑的母题。沉默已久的词文体正从边缘向中心潜移，多元并存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正在成为现实。     

以疏旷济密丽——论晚清朱祖谋“融苏入吴”的词学取向

晚清梦窗词风大盛，不善学者流于晦涩饾饤。为了挽救这种弊病，朱祖谋以“融苏入吴”为药石，用东坡的“疏”来调节梦窗的“密”。他通过校编《东坡乐府》和《宋词三百首》来揄扬东坡词，自作词也能做到疏密并蓄，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研究朱祖谋对东坡的接受，无论是对认清朱彊村个人的词学审美理想，还是对于理解当时词风和词学路径都是有意义的。     

略论《髹饰录》的修辞策略与设计思想

明代著名漆工黄成所著的《髹饰录》，是中国古代漆艺文献中，最为重要的经典之作。黄成在《髹饰录》一书中，借助“乾坤”的概念，将该书分为两部分，并且处处以“八卦”、“五行”的思想，来归纳与布局所描述的漆艺内容。通过分析该书对明代流行的漆艺知识的精心安排，来探究作者编撰这部漆艺书籍的思考逻辑，以期对明代漆艺的审美，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论王重阳道教词对宋代俗词的继承

与宋代文人雅词相比，金代全真教王重阳的道教词风格独特。从以下几方面可以考察出他对宋代俗词的继承：第一，学宋代文人俗词，其词深受柳永的影响。第二，拟宋代俗词爽直俚白、口语化的语言，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增强亲和力。三，仿宋代俗词的形式，填一些有趣味性的词以增加对信徒的吸引力。第四，承宋代民间俗词馀韵，其词具有音乐性以增强传道布教的效果。     

论“琴操”

“琴操”与琴乐密切相联，为和琴曲而歌之辞。琴操“本词”多托名或托言先秦圣贤。以圣贤因遭忧罹患、遇合无际而致的郁思嗟怨为其主要内容，故而多或显或隐地与王朝政治之清明与污浊、宗庙社稷之兴衰与递嬗等相联。后人同题之作亦多为摹圣贤之言以抒己志。琴操“本词”情感意旨已相当狭囿，作诗讲求正宗的后人更难有施展才气的空间，这极大限制了“琴操”之“体”的演变。琴操非古诗，非骚词，又似古诗，似骚词，其诗“体”形式也限制了自身的演变。琴这种乐器所承载的道德和政治意蕴的雅正也使得琴曲“曲高和寡”，而为琴曲歌辞之一属的“琴操”更是被限囿于狭小的境地。     

南宋婉约词的体认与追步——厉鹗的词学追求与中期浙派的创作取向

浙派中期词人厉鹗对南宋婉约词十分推重：在接受南宋婉约词清空词风时，厉鹗把张炎“清空”兼重的理论重心转移到“清”，创作上也尚清避妍，形成独特的清幽词风；在接受醇雅旨趣时则弱化词中的比兴内涵，追求有无之间的寄托境界；同时也通过谨慎择调体现出对音律传统的重视。厉鹗的创作体现出学人之词的鲜明特点，不仅影响和带动了整个中期浙派的创作取向，也成为有清一代学习南宋婉约词的重要转折点。     

论船山词的“谐”、“隐”、“奇”

王船山词，因缺乏时代影响而较少为词学专家注意。但作为一代大儒的文学创作，自能传达其独特的思想与个性。本文以为，在沉郁苍凉之外，诙谐、深隐、奇僻才能真正体现船山独特个性与词学风格，而这也足以引发我们对文学观念与实际创作之有意味的关联。     

释粤方言词“细蚊仔”中的“蚊”字

粤方言词“细蚊仔”为“小孩儿”义，学界认为“蚊”的本字为“蛮”“民”或“蚊”。该词早期词形为“细蚊仔”“细文仔”，“蚊”当与“人”“农”意义相近，清代文献“文”“蚊”可做英文man的记音字，由此可知：“细蚊仔”为中英合璧词，“蚊”是man的记音字。所以，探求方言词词源、理据，应考虑词汇的系统性，关注同一方言区、周边方言区、汉语史中的同类词语，还应考虑方言区用字具有系统性、延续性。     

“首”“头”词义历时演变比较研究

“首”“头”本义相同，且存在历时替换关系。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两词都产生了多个引申义项，这些义项出现的时代早晚不同，演变的路径和方向也有同有异。结合历史文献详细考辨了“首”“头”各个义项产生的具体时间，重点比较了两词词义演变路径、方向的异同，并分析了造成该状况的原因。研究发现，“首”“头”二词都可以扩展到人体构件、非人实体、等级、情感、方位、空间、时间、计量单位等范畴中，但二者在同一范畴中的用法却不尽相同。原因在于，“首”“头”共享有[顶端][起始]的位置特征，而“头”还独具[圆球状]的形貌特征。     

论吴文英词的梦幻构思

吴英词在章法结构上具有梦幻构思的特点。具体表现在：结构上多以梦幻与与实对比,既有上下片的总体对比,又有上下片内部的错综对比;又常以“梦”统领、绾结或收束全篇。梦幻构思在梦窗词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形成词独特独特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构思,又显然是受其梦幻心态的影响。     

持论易高，下笔难巧《人间词话》之词学用典观与《人间词》之用典

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反对词中隶事（用典），对代字深恶痛疾；对于化句式的用典，却表现得颇为宽容。在词创作实践上，王氏对事典和代字的使用虽有所节制，但并未达到《词话》所倡“不使隶事之句”与“忌用代字”之高标；大量化用前人诗词之成句，则是《人间词》创作上一大特色。王氏主要基于其以康德、叔本华哲学为根柢的“境界说”理论体系反对用典，其晚年的词作，与这种词学用典观已经完全异趣。     

论明代诗话《诗薮》之品评楚骚

胡应麟品评历代诗歌的著作《诗薮》中涉及对楚骚的认识与评价,胡置楚辞于历代诗歌发展变化的大格局中予以审视,认为“体的代变”、“格的代降”、“以古为尚”。并从体、用、格、词四个方面对楚辞风格特色作了高度概括。《诗薮》还论及宋玉作品的真伪,其独到的眼光和系统的诗歌发展观反映了明代诗学的理论成就。     

古典诗词中“觉”和“睡觉”的读音与词义演变

古典诗词中“觉”和“睡觉”的最早语义为“寤”（“睡醒”）。其后“寤”义之“觉”递次衍化出了作量词的“睡眠单位”义和作名词的“睡眠状态”义。而具“睡眠行为”义之动宾式离合词“睡觉”的产生，则是动词“睡”与名词“觉”重新组合的产物。其成词年代，大约肇始于宋，定形于元，广泛流行于明代以后。表“寤”和由“寤”义衍化而来的“寤”系之“觉”的读音，原本一律音“古孝切”，南宋时为区别词义，“寤”义之“觉”改读“古岳切”，其馀不变。这种区分，除后来具体读音稍有改变，一直延续至今。     

清真三首“萧娘词”创作时地及相关情事考辨

周邦彦《清真集》中有三首词言及“萧娘”。萧娘究属何方人氏，其与清真之间的恋情究竟若何，这三首“萧娘”词又分别作于何时何地？笔者通过细读文本，并考诸清真行实，认为三首词分别作于不同时间、地点，而不是孙虹女士在《清真集校注》及《周邦彦与萧娘和桃叶的两段爱情传奇》中所推断的那样全都作于熙宁七年（1074）秋离开长安之时。这三首词所体现出来的清真与“萧娘”之间的恋情颇为诚笃，而非如孙虹女士所推测的那样均作于周邦彦遭萧娘离弃“爽约”怅然离开长安之时。     

“江村唱和”考述

“江村唱和”是清初词坛非常重要的一次唱和，它对“稼轩风”的盛行起到重要作用。对“江村唱和”进行具体的考述可知，“江村唱和”有两组，分别为曹尔堪、王士禄、宋琬唱和于西湖，结集《三子唱和词》；曹尔堪、尤侗、宋实颖唱和于苏州，结集《后三子词》。本文考述两次唱和情况，并从文献中辑出续和者31人，考订其分布、唱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