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乱、纷争中的集权趋势——辛亥革命的必然结局

辛亥年,浙江迅速取得了光复的胜利,随即又陷入社会纷乱和政治纷争之中———仍然贫穷、破败的农村成为社会纷乱的源头;新政权内部权利纷争不断。但乱极而治是规律,重建秩序和权威是必须。只是在20世纪初的浙江土地上,重建秩序与规范的社会要求,并没有导向民主政治的法制建设、法治运作,而是旧式的集权、强权和武力,并回复专制。浙江光复的这一结局,也是整个辛亥革命最后趋向的缩影。     

论秋瑾与浙江辛亥光复的关系

秋瑾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女革命家中的豪杰,在文事武功方面都表现出崇高的品格和卓越的才能。虽然,她在浙江辛亥光复的前四年就去世了,她没有能亲眼看到浙江辛亥光复的胜利,但是她对浙江民主革命运动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浙江的辛亥光复是和秋瑾的英雄业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秋瑾的奋斗,浙江的辛亥光复也不可能如此迅速顺利地完成。     

试论辛亥革命在江西

辛亥革命在江西得到积极响应。江西对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江西革命形势的发展，推动了辛亥革命的正式爆发；武昌起义后，江西光复有力地支援了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取政权后，江西又誓死捍卫民主共和的革命成果。     

辛亥革命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以长沙辛亥革命为例

学术界关于辛亥革命的讨论,有暴力革命说、软着陆说;有偶然说、必然说;有共和说、宪政说等等。就长沙辛亥革命而言,它是一场暴力革命,革命的主力新军和会党以武力起义的方式推翻了清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建立了以革命党人为核心的湖南军政府。长沙立宪派在清末政治改革失败后,由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转向为赞同共和,他们与革命派一起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共和成为革命党与立宪党共同的选择。长沙辛亥革命看似军事机密泄露而偶然引起,其实革命前社会的变局,以及长沙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理论宣传、组织建设和武装起义的实践,决定了长沙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晚清新式教育与辛亥革命——以杭州及浙江为重点的考察

晚清新式教育在杭州及浙江起步较早,发展较显著。它打开了众多年轻学子的眼界,启迪了他们的心扉,促使其更多地关注社会和时局,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此基础上,清末历史的走向,推动他们逐渐赞成民主共和,并积极投身辛亥革命。     

扬州光复闹剧

扬州地区的辛亥光复与他处不同，清朝地方官员早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而打着革命旗号的游民和士兵则抢先粉墨登场……     

陶骏保案探析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上海、杭州、苏州、镇江等地相继光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盟会中部总会组织江浙联军会攻南京，但南京光复未过几天，时任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镇江军政府总参谋长的陶骏保却被陈其美惨杀于沪军都督府。陶之惨死，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追本溯源，陶案的发生是长久以来各种矛盾与积怨发展的必然结果，陶案背后所揭示的是江浙联军各派系间对南京光复后领导权的争夺以及同盟会和光复会在江苏地区的势力之争。陶案的发生不仅造成革命阵营的分裂，也预示着辛亥革命之败。     

社区重建的路径探析——浙江社区建设的解读

浙江省社区建设在“行政化推动”和“社会化发育”的共同作用下,重新构建基层管理体系。人文环境、自治组织、社区功能的定位与组合形成了浙江的社区特色。务求实效的政府引导社会多方参与,使社区承载了社会和谐的使命。浙江省社区重建在民主政治、社区服务、社区文化三大领域展开,体现了浙江文化中的创新力。然而浙江社区建设不可避免地要跨过“拔河运动”、市民参与、三驾马车、中介组织、居住模式、社区道德等社区发展七道坎,这条道路始终会有常新的问题。     

辛亥革命在杭州

辛亥革命时期,杭州是我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古老的杭城迈出了新的步伐,开始踏上近代化的历程。本文叙述了辛亥革命在杭州的酝酿和“光复”的经过,同时概述了革命给杭州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关于人大代表地位、素质与工作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夺得了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得了民主。这之后就开始了第二步,即建设民主、发展民主,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人民的普选权就是人民民主革命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的政体,是完全适合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     

刘马青霞之夫刘耀德传说的质疑与察传

目前学术界人士异口同声地说,辛亥革命时期女革命家刘马青霞的丈夫刘耀德是一个不学无术、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刘马青霞与之感情不好,等等。据论证察传,这仅仅是一个传说,没有事实根据。历史上的刘耀德为人宽厚,思想开明,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富家公子,还是一个对爱情非常忠贞的丈夫。     

关于蒋翊武与辛亥革命的几点再认识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最高浪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艰苦努力,使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了客观必然性。蒋翊武在武昌首义中起到了领袖的作用。回顾辛亥革命,不能忘记重笔渲染武昌起义,在突出宣传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的历史功绩。     

越南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回溯

历史上越南曾把汉字和喃字做为国家正式文字,八月革命后把越南语列为国家通用语言,称为“国语”,并视之为民族主权与尊严的象征,体现在宪法里,因此,越南语言文字使用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     

蔡锷致大汉贵州军政府专门电文一则校释

重九起义之后,云南革命党人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都督府。贵州革命党于1911年11月3日发动反清起义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1911年12月25日,蔡锷代表云南都督府致大汉贵州军政府的一则专门政府电文,主要内容关系贵州辛亥革命和滇川及全国革命形势,对整合西南地区革命力量联合推翻满清政府并获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辛亥革命与国共两党关系

辛亥革命是20世纪的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国共两党是20世纪的中国政坛两大党，本文拟从革命领袖、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三方面重点考察辛亥革命与国共两党关系的渊源，由此透视辛亥革命在20世纪中国巨变中的作用与地位。     

民国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的继承超越

辛亥革命以其磅礴的气势和高昂的斗志,铸就了广为赞颂的辛亥精神。而时代的发展与历史的演进,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凝铸成更具时代内涵的民国精神。正是这一时代精神,不仅拓展了辛亥革命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和深层意蕴,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又紧握时代脉搏,将凸显时代内涵的民国精神继续拓展提升,进而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更为巨大的历史跨越。     

对辛亥革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学解读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稳定、安全和发展。辛亥革命的发生说明了国家要确保其自身的强大,必须积极地培育其公民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并在体制上建立起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鲁迅看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鲁迅敬仰孙中山坚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伟绩,他赞颂孙中山是一位“永远的革命者”。在孙中山逝世后,有些人对其施行攻击,鲁迅则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进行了全面的衡量、公正的评价,对反动论客进行尖锐的批评。鲁迅还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他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清除封建残余势力,这是最大的失败;革命党人将革命果实送给袁世凯,导致了更多的革命者流了更多的鲜血;革命党人没有自己充足的武装力量,这加速了革命的失败。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继承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愿,将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