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在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上考虑人名拼写问题

一、双名的拼写读到《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我很赞成林元章先生等作者对于官方公布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里关于“名字如为双音,应连写”这一规定的异议。但我以为,把我国人名的拉丁字母拼写,照搬到属于拉丁语系的语言写成的文章里去,这一做法并无不妥。实际上,这也是拉丁语系的不同语种之间通行的做法。问题在于原来规定的拼写是否科学、合理。我想就这个问题补充一点理由。例如,Chen Xian是“陈先”或者“陈贤”呢,还是“陈希安”或者“陈西安”？两音连写显然给同音字已经太多的汉字又增加了不少麻烦。法语和俄语里面,都有专门的字母用做隔开音节的符号。在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里面,亦早就规定了：“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照此办理,人名“希安”,应当拼写为Xi'an,但却没有这样执行。事实上,在阿拉伯语系的人名拼写里,中间就有用“’”符号来隔开的,例如Abu'l等等。所以,把《汉语拼音方案》里规定的隔音符号“’”用于人名的拼写,应当是完全可行的。此外,用短划“-”当然也可以。考虑到各国人名里面插入短划“-”的比较常见(如西方人的复姓),有较多的作者倾向于建议使用短划来插入中国人双名的两个汉字拼音中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人名问题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人名有些什么样的结构,又应当如何拼写,这确实是一门学问。笔者既不是语言学家,又不是民族学家,仅略知一二,试论如下。古时各族人都没有姓而只有名,姓都是后来才有的。发展到了今天,据我所知,有三种主要的情况：一是姓在前而名在后,以汉族为代表,亦包括我国部分少数民族,以及东亚的一些其他民族;二是名在前而姓在后,主要是欧洲各国及其原殖民地;三是依然保留着有名无姓的传统,例如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包括我国的维吾尔族。这些情况是历史形成的,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没有高下之分,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决不能借口“国际接轨”而让一个吃掉另一个,这就是笔者的基本观点。汉族人的姓,多是单字,亦有双字、三字甚至更多字的。汉人的名,多为单字或双字;但在“名”之外,还可以有“字”“号”等等。西方人可以有“复姓”,更可以有一大排的五六个名字。我们在这里只说姓名排序的先后,以及有名无姓的问题。三、人名与语言文化汉人的姓出现比较早,最早的姓氏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王公贵族的辖地或封邑为姓的,如：秦、楚、宋、陈等。古时候的“庶民”是没有姓的,称呼阿狗阿牛就可以了。到了人们普遍有姓之后,才有“百姓”这个称谓。后来,我国的邻邦高丽(今之朝鲜和韩国)和越南,都相继有了姓。而日本每个人都有姓,才是几百年前的事。欧洲人姓名的发展,也有一个相似的过程。古希腊人好像都没有姓,例如,Archimedes(阿基米德)就只有名而无姓,而Pythagoras of Samos则是“从萨莫斯岛来的毕太哥拉(毕达哥拉斯)”的意思。后来的人名似乎长期都是这样表示。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Leonardo da Vinci,就是“从芬奇地方来的利昂纳多”的意思。他的名字是Leonardo,而da Vinci(达·芬奇)不是姓,只是表明乡土的人名后缀。再后来,这种人名后缀才逐渐演变为姓。到了今天,西欧各国的人名序列里,如果名与姓之间有小写字母打头的da(或者法国人的de,德国人的von,荷兰人的van等)一类的插入项,大抵是贵族出身或其后裔,他们的姓多半原来是地名。在这一点上,东方人和西方人确有共同之处。然而,据分析,由于语言习惯,或者说是语法的不同,就产生了姓名次序的不同。例如,在汉语里把秦国的君王称为“秦王”。在英语里,就会说成The King of Qin (Chin)。那么,在地名转化为姓的时候,中国的“秦”就会居名字之前,而西方语言里的姓,就会居名字之后。刚才引述的da Vinci,已经暗示了这后一种次序的先兆。因此,我认为,中国人的姓前名后和西方人的名前姓后,植根于不同的语言和独立的文化,只要仍然存在着两种语言和文化,就不应当将姓名的次序强求一律。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地球上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最多这一因素,就更不应该抹煞自己的文化传统,屈从于别人的习惯。四、无姓的人名今天,距离我国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那里的当地人都是没有姓的。苏加诺和吴努这两个人名里的“苏”和“吴”,都只是一种尊称而不是姓。上面说过,世界上信奉伊斯兰教的许多民族,包括我国的维吾尔族等,亦只有名而无姓。例如,司马义·艾买提,“司马义”是他本人的名字,“艾买提”是他父亲的名字。这种名字的次序,同俄罗斯人姓名里的前两部分“本人名·父名”是一样的。采取出生的地名为人名的后缀,与采取父亲的名字为人名的后缀,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人名的字数有限,总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所有数据都放进去,总要有所取舍。各个民族要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允许有不同的取舍办法。那么,没有姓的人名怎么样拼写呢？对于古人,一向解决得比较好,照他原来写的次序就是了。例如我手头有一本《科学家传记词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其中Leonardo da Vinci照原样放在“L”部,并没有把da Vinci或者Vinci当做他的姓来排列。可见西方人对他们的祖宗还是比较尊敬的。但今人受到的待遇就大不相同了。例如,当今伊拉克国家元首的名字的拼写本来是Suddam Hussein,我国大陆的汉语出版物正确地翻译为“萨达姆·侯赛因”,一般就称呼“萨达姆”,即他自己的名字。但西方人却把他的名字写成Hussein,Suddam;亦即是说,把他的父名“侯赛因”当做他的姓。在这种影响之下,我国大陆的一些英语出版物(如1989年出版的《英汉大辞典》)亦沿用了这一错误的拼写。由此可见,一方面,在人名的拼写里,完全照着人家原来的次序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可行的。即使不符合所谓“国际惯例”,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五、中国人姓名拼写应当按照原来姓前名后的次序现在回到中国人(指汉族和姓名习惯与汉族相同的部分少数民族)姓名拼写的问题。细心的读者从以上的论述,自然看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中国人姓名拼写应当按照原来姓前名后的次序。这与一些专家观点不同,也不符合所谓“国际惯例”,但我有充分的理由：第一,这样做是可行的。已经有了很好的先例：Sun Yet-sen(孙逸仙),Mao Tse-tung(毛泽东)(这些双名之间的短划,是英语出版物里的常见用法)。这些姓名的写法已被全世界接受,人家好像从来不(或者极少)用Y.S.Sun,T.T.Mao等别种拼写。只要我们自己坚持下去,并且广为宣传,一定是行得通的。第二,在发表论文,出版书籍等场合,一般都要注明作者居留地和(或)所在单位。编辑看到你是在北京,知道你是中国人,便有足够的根据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处理姓名的排序。当然,这里不包括海外的华人。他们入乡随俗,甚至取了西方的教名,那是他们的自由。第三,姓前名后更便于编人名索引,按全称的首字母排序就行了。上面说过的Leonardo da Vinci等等古代人名,早就是这样处理了,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麻烦,为什么到了我们中国人头上就会生出麻烦来呢？第四,把人名中的姓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的方法,屡见于国内出版的外语书刊,但在国外碍难通用。姓前名后中间加逗号的办法,国际上实际上只用于西方人名的索引或词典,我们拿来用在正文当中则易引起误会。直接按照我国习惯,写成Mao Tse-tung或Mao Ze'dong等等,就可以避免那些毛病。这并非“将中国人的习惯和汉语的传统用法强加给别的语种”,因为我们并不是要改变外语里面对他们自己国家里的人名写法,而只是“名从主人”,即任何语种都要尊重被称呼人的传统习惯。国外出版的英文版《国际名人录》(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1997-1998,61 ed.Europe Publication Limited),其中的海外华人姓名按西方习惯排序,如：MA,Yo Yo(马友友),而中国人姓名则完全按照搬汉语拼音的次序,如：MA DAYOU(马大猷),MA HONG(马洪)等。由此可见,实际上在国外,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人的姓名,采用了接近于本文所建议的拼写方法;并且,这可不是任何人“强加”给他们的。为什么一些外国人都觉得行得通并且已经这样实行了,而我们却反而不敢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民族传统呢？     

应先查明情况 研究问题所在

中国人姓名的英译早年就有一些惯用的规范格式，现在更有了明文规定。按理说，只需照办就行了。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分歧和混乱还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究竟采用姓前名后还是名前姓后。不少人认为，用英文写文章主要是给洋人看，这就应该按照(或者照顾)他们的习惯，把姓放在后面，以避免姓名混淆。相反意见则认为，我们译洋人姓名时，都遵从他们的习惯，写成名前姓后。因此，中国人姓名译成英文时，就应按照我们的规矩，姓前名后。这样才符合对等、公平的原则。如果说有些洋人可能不了解我们的情况，那就应该告诉他们。一次、两次、多次下来，他们迟早总会清楚的。我国领导人的姓名在各国英文报刊上出现时全都按姓前名后的次序排列，且执行得很好，为什么一些人偏要把自己的英文姓名排成名前姓后呢？这的确值得认真研究。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情况。在几十年乃至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英译姓名就有姓前名后和名前姓后两种，但不是随意乱用。知识界和商界等人士一般都是名前姓后，而国家领导人和特别知名人士则是姓前名后，如孙逸仙、宋庆龄、蒋介石。像宋子文这一层次的人则多是名前姓后。另外还有一些人也采用姓前名后。例如洋人办教会学校中的中国学生，他们的英文姓名是把中文姓名按威妥玛拼写法转写成的。姓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名如有两个字就分开写，第一个字母都用大写。上述不同类型的人的英译姓名书写格式为什么虽不一致，但却似乎又有些内在规律？如果仔细琢磨，相信能悟出一些原因。
其次，看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的人用本国文字书写时，也是姓前名后。据说匈牙利人也是姓前名后。值得探讨的是，他们的英译姓名究竟是姓前名后，还是名前姓后，或者也像我们那样，不太统一？还有，翻译时会遇到什么困难，怎样解决？
从笔者接触过的日本知识界和企业界人士的名片来看，他们的英文姓名好像全都是名前姓后(汉字写的日文姓名则是姓前名后)。购买飞机票填写的表则是先写罗马拼音的姓，再写名的第一个字母。韩国人的情况好像也同日本人的类似。我不知道他们国家领导人和特别知名人士的英译名是怎样写的。不过，曾见到过东京火车站前广场中的一座大铜像，下面有日文和英文写的那个人的姓名，都是姓前名后。多年前，《China Daily》曾刊载我国外交部长黄华与日本外相樱内义雄在联合国会谈的消息。黄华(Huang Hua)是姓前名后，而樱内义雄却印作Yoshio(义雄)Sakurauchi(樱内)，顺序倒过来了。2002年5月31日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电视直播节目中，金大中和郑梦准的拼音译名都是姓前名后，而小泉纯一郎却是Junichiro(纯一郎)Koizumi(小泉)，名前姓后。
下面稍稍扩大一下讨论的内容，通过一些具体例子看看各国人名、地名、国名、机构名等是由谁来定的。A国的人名、地名、国家、机构名等译成B国文字时，译名究竟是由A国定，还是由B国定。笔者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①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文译作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日文则译作米国。②“毛泽东”日文写作“毛沢東”；我们写日本人的姓名时，则按我们的简体汉字来写。③日本城市横滨，日文却是横浜。④南非南端的Cape of Good Hope，中文是好望角，日文是喜望峰。⑤Greenland译作格陵兰；Iceland译作冰岛，而不是爱斯兰。⑥日内瓦的英文是Geneva，法文是Genève，德文是Genf。⑦意大利城市Milano，英文把o去掉，变成Milan，中文也把o的发音去掉，译作米兰。意大利人则既不把北京译作Beijing，也不译作Peking，而译作Pechino。⑧ 法国首都Paris，英文和法文的拼写一样，但法文s不发音，英文却读出s音。我们也不发s音，译作巴黎。⑨美、加两国边境的Lake Superior，我们音译为苏必利尔湖，俄文却按superior的词义译为Верхнее озеро。⑩日本按罗马拼音为Nippon或Nihon，但英文却是Japan。仅从上述例子就可以看出，A国的人名、地名、国名等译成外文时，主要由B国来定。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一些机构和单位名称，翻译时仍保留A国写法，只是读音按B国。例如日本的外务省，译成中文时，仍写外务省(按中文念)，不写外交部。我们的外交部，日文也写外交部(按日文念)，不写外务省。这也许是因为有像厚生省那样的部，职能与我国卫生部又不完全一样，译成卫生部不妥，所以保留厚生省的写法。
最后再来探讨一下中国人的英译姓名一律采用姓前名后的可行性。国家领导人和特别知名人士的问题估计不大。至于一般人，如果读者(特别是洋人)能判定文章所介绍的某个人是中国人，而且还知道中国人姓前名后的规矩，那么大概不会出错。但如果读者从前后文不能确认那个人是否为中国人，就会有问题。再者，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有些还入了外国籍，成了外国人)，以及早年留学归来的专家，大多有自己起的英译名，且多是名前姓后。这样，各种类型的人碰在一起，就很容易混淆。如果再有日本人、韩国人，那就更容易乱了。总之，一律采用姓前名后的办法在具体执行中会遇到问题。相反，一律采用名前姓后大概也不行。有人主张中国人的姓全都写成大写。这是考虑到姓前名后容易产生姓名混淆。不过，这个办法也不见得好。试想，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等)的人的姓全用大小写，惟独中国人用全大写，岂不很不协调？该怎么办？我认为应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查明有关情况，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具体执行方案，才能较好地解决问题。     

富人与穷人

他为什么是富人我们常常听到各种人发财致富的故事,也看到周围有人不断成功,但自己去干,却远不是别人那样潇洒。我们还常常羡慕老板们的气派和颐指气使,孰不知,这种“众人之上”的位置不是谁都可以坐的。生意人的情感多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其本质是六亲不认的,所以自古就有“亲兄弟,明算账”,“生意场上无父子”的说法。无商不奸,商人的奸也是逼出来的。人     

中国人名英译理据讨论

《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的公布,对规范、统一中国人汉语拼音姓名的书写格式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人的汉语拼音姓名已被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承认和接受,已成为国际的通用做法。用规范的现代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地名不仅是中国人名英译的统一标准,也是国际通用标准,全世界都遵守这一行文准则,中国译员更应带头遵照执行,以维护国家与民族尊严。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人名、地名复杂,有很多特殊的称呼,因各种原因而产生不同的译法,如专名、通名、单名、简称和历史沿用名,还有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和各种例外,翻译时都值得注意。为了进一步规范华人姓名译名,消除长期混淆不清的状况,澄清中国人名英译理据是非常重要的。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美国及世界的绝大部分新闻媒体就一直使用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法,更不用说港、澳、新加坡等华人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教授林克说：“书写语言的方式体现了人的精神和行为,包括政治行为,这深深根置于中国文化之中。”(美国《洛杉矶报》2000-02-09)可见中华文化和汉语言所具有的广泛的民族凝聚力。历史上,英语中还未产生任何如此规范的、并广泛使用的中国人名、地名的拼写系统。(还可参见“中华姓氏音读表”“专有名词拼音对照表”《远东汉英大词典》梁实秋,1995：1655-1722)1.鉴于华人姓氏英(外)译状况长期混乱,要规范华人姓、名拼写的目标任重而道远。一般来说,中国人名的拼法是姓在前,名在后。姓与名分写或用连字符连接。姓与名开头都大写。但华人的姓与名与西方姓与名的顺序排列有冲突,如金惠康在国内办理护照时用规范的现代汉语拼音拼写姓名是Jin(-)Huikang,但在美国申请社会保险号时和在美国银行申请银行账号时,就得写成Huikang Jin。出了论文、专著被别人引用时,按英文引用惯例就被写成了Jin,Huikang。现在国内刊物又要求写成JIN Huikang。在买(国内、外)机票时还被写成Jin/Huikang。笔者有一次去做名片,取的时候打字员告诉我,我的英文名译得不地道,应该像香港人那样做,她已给改成了Jin Hu i-Kang。我当时快气昏了头,我教英语20年,还不知道怎样正确地拼写我本人的英文姓名！我的名字就被动地有了以上几种拼法,可见中国姓名外译之混乱,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如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后,因其留学期间所获的文凭及学术论文署名等原因,也只好沿用美(英)式拼法,明知故犯。如北大英文教授申丹的英文名就写成Dan Sheng。1963年我进中学,我的英文老师就将我的名字按威妥玛式(Wade system)拼写成Qin Hui-Kang。因为在这个粗劣,带有殖民色彩的系统中,金、秦、晋都拼成Qin。有位香港教授还给我说“代、戴”姓,在Wade system中应写成Die,其意乃大忌,因而香港人要加上一个不发音的辅音h,写成了Dieh以避邪。这成了香港姓名英译的一大特色。另外,过去香港居民出生时一般都要取汉、英双名或是英译姓氏,并正式在户籍上登记。大陆目前没有类似《姓名法》的法律条款,没有要求中国居民在户籍上注册登记英文姓、名。但凡在国际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都要同时使用英译名,以便国际文献检索。中国人名的汉语拼音拼写按西方文献惯例缩写时,也很容易造成混淆。如Jin Huikang缩写成Jin,H.,就整整少了一个汉字的信息,这会造成大量的重名现象。因为只有26个字母(从A到Z,而实际上汉语拼音没有V,也没有I、U打头的汉字,只能缩写成23个字母而已),全国有多少姓金的人呢？现已知中国李姓人氏已逾亿,也只能缩写成23个字母符号,岂不笑话？这便是中文人名英译在国内、国际背景中的实际运作情况。笔者提议由我国有关部门出面来建议国际社会使用汉语姓名拼音全称作为索引,这样在检索中国人所写的文章时,可以避免人为的、不必要的混淆和混乱。2.汉语是声调语言,汉语每一音节读音有四声调,每一声调又有同音、异(同)意、异(同)形的字,因而华人名、姓回译就很令译者困惑不已。如Wang姓,回译成汉语就不知是“王”还是“汪”。还有汉语的同形、同义、异读字。如山东的单县,拼为Danxian County;古代中华匈奴君主单于又读成Chan Yu;但现名单长翱读成Shan Chang'ao。不仅同一字的姓的拼写不同,容易混读的双名之间也采用了隔音符号,以避免误读,这又是汉语拼音的一大特色。由于在英语中不标注汉语拼音词的声调,汉语拼音借词书写时也不使用声调符号、连字符以及省字符,所造成的混淆也有待进一步澄清和解决。还有汉语的同音、同义、异写的姓名。如“哲、喆”之类,回译时更是令人头疼不已,更不用说其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数的不规范的拼法了。如中国历史人物的姓名,孔子—Confucius,孙中山—Sun Yat-sen 等都沿用旧拼写。还有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的特殊拼法,如中华蒙古族英才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独有的姓、名也需要用英语来表达和介绍给外界。由于各民族的人文历史不同,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历史上很多名人的姓名早已进入英语,所以要仔细,不能马虎或是想当然地翻译。由于很多华人遵循“生不改姓”的原则,如老一代的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华人的英文名,还继续沿用 Wade system 拼法的英文名,有些还是采用粤语等方言发音拼写。加上我国实行一国两制,港、台、澳地区还部分地沿用旧的Wade system。因历史上的这些原因,在华人中仍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姓名英文拼写。虽然情况有所改观,看来这种姓名拼写的混乱情况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综上所述,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制定类似《姓名法》的强制性标准来进一步规范统一中国人名拼写,以解决上面所谈的那些问题。中国人姓名不仅有汉语拼音,也有特殊的少数民族姓名拼写;不仅有单名,也有双名,还有单、复姓之别;姓名读音也有异读和方言发音所引起的混乱,在立法时都应加以考虑,这样才能进一步规范中国人名拼写、以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和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     

华人姓名外语译法应规范化

中国的文字改革,对汉语“书同文、语同音”起了积极作用,但对华人姓名的外文译法却带来了不良影响。下面仅就汉语拼写华人姓名对国际交流带来的不良影响,和对华人姓名译为外文的建议发表点个人管见,供有关方面参考。一、汉语拼音拼写华人姓名给国际交流带来的不良影响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规定：“汉语姓名分姓氏和名字两部分,姓氏和名字分写。名字如为双音,应连写”。按此规定,国际著名菌物[真菌]学家,我国菌物学奠基人戴芳澜应拼写为：Dai Fanglan,简写为Dai F.或F.Dai(以下均以此名为例进行讨论)。但是,在1949年以前,戴教授在国内外用英文发表的许多学术论文,其署名都用的是英语拼法：Fan-Lan Tai,或F.L.Tai(或Tai,F.L.)。如此一来,汉语拼音给汉名英译(其他外语也类同)造成了一些混乱,大大影响了国际交流。经常出现的问题举例如下：(1)Dai Fanglan(汉语拼音)与Tai,Fan-Lan或Fan-Lan Tai(英语拼音)可能被认为是两个人,造成同人异名现象。(2)姓与名颠倒使用：汉语姓名习惯用法是姓在前名在后(Dai Fanglan),而英语则恰相反,是名在前姓在后(Fan-Lan Tai),因此说英语时,常会将Fanglan误认为是姓,从而造成了姓名颠倒的混乱现象(同人异姓)。(3)缩写时造成的混乱：Dai Fanglan缩写为Dai F.;Fan-Lan Tai(=Tai,Fan-Lan)则缩写为F.L.Tai(=Tai,F.L.)。前者减少了一个汉字信息,造成了大量的重名现象。如按这种汉语拼音姓名的缩写办法,不管是单名或双名,都只缩成一个拼音字母,总共也只能有26个名字(从A-Z),全国戴姓何止26人。已知全国李姓人口逾亿,也只能缩写成26个名字,岂不是大笑话吗？！1982年,我们创办中国《真菌学报》(Acta Mycologica Sinica)(此刊可用汉语和英语两种文字发表论文)时,便意识到汉语拼音将对其汉名英译拼写带来麻烦,当时便采取了下列措施：①姓的字母全大写,②双名两音之间加一短横,如戴芳澜拼写为TAI Fan-lan。后来有人嫌姓氏字母全部大写在文中太突出、欠美观,又改为两种不同的大写：。1994年,科学出版社整顿期刊、统一规格,强制执行汉语拼音原则,将双名两音之间的“短横”去掉,姓也不大写,戴芳澜被拼写为Dai Fanglan。1997年后,《菌物系统》上华人作者的署名曾出现了下列多种情况：TAI Fanlan,TAI Fan-Lan,TAI Fan-lan,Tai Fan-Lan,Tai Fan-lan和Tai Fanlan等;造成这种杂乱无章、令人头疼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华人姓名汉语拼音的缺陷所致。大家虽已感到这种拼写法不合理或有缺点,但又无所适从或统一规范,只好按自己的认识、想法和经验来拼写,因而出现了上述那种繁杂局面,大大影响了作者和论著的分类、引证检索和统计问题等。所以,华人姓名的英译问题是当今亟待统一和规范化的重要问题。特此再次呼吁,请有关管理部门切实在调研的基础上,拿出可行的、较科学的、规范化的意见,不要再让这种杂乱状态继续下去了。二、对华人姓名译为外文的建议1.制定《姓名法》：(1)中国的《姓名法》应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姓名,都必须规范化。(2)汉族的姓氏有单姓和复姓(如司马、欧阳、诸葛)之分,其名字也有单名和双名之别,有的双名的第一个字(少数为第二个字)是代表该族的“行派”。所以用双名,不仅可减少“异人同名”问题,还可以获悉该人在其族氏中“辈份”的信息。如汉族中的孔、孟两姓,自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由孔丘和孟轲分别给自己族氏所定的“行派”,迄今仍统一遵循,“同名异人”的现象可能不太严重。据说北京市就有120多个余永年,沈阳市有2500多个刘淑珍。再扩大到全国就会更多。如缩写成单名,就更是惊人,所以不应提倡用单名。(3)在《姓名法》中,可以用附录的形式为华人姓名译成各种外文(如英、法、德、意、西班牙、葡萄牙等)制定统一的原则和规定。2.华文姓名译为外文的原则：(1)如欲将汉名译为某种语种,必须遵循该语种的语法结构和习惯用法。(2)切忌将中国人的习惯和汉语的传统用法强加给其他语种。(3)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应以该会议所规定的会议语言为准,进行华人姓名的拼写,以利学术交流和国际接轨。3.对华人姓名英译的建议：(1)姓氏首字大写,放在名字之后;如要将姓放在名字之前,姓后应加逗号。(2)双名中两个字的首字母大写,两字之间加一短横分开(见(1));名字缩写时,双名中各保留其大写的首字母,其后各加一缩写点。(3)拼音和音标应统一：如“沈”姓,英语和汉语均拼为Shen,但有的广东人则将其拼为Shum或Sham。又如“何”姓,我就见到有三种拼法：Hou、Ho、He。用国际音标,还是韦氏音标,或其他什么音标都应统一。以上汉名英译和简写的形式,与当今在美国、英国、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使用汉字姓名英译的拼法和形式基本一致,有利于整个华人圈使用英译名的统一。为了从速将华人姓名英译规范化,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本人不揣冒昧,提出管见,仅供参考。     

备受推崇的进化论

查尔斯·达尔文未必能料到,他的进化论会在中国受到如此厚爱。一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了进化论在中国有多么流行：71．8％的中国公众如今还认可“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这个结论。这使得专家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大感惊讶。要知道,即使是在达尔文的故乡英国,情况也远非如此（半数英国人不信进化论）。     

中国哲学中的语言哲学问题：物质名词理论的商榷

(一)前言语言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领域,中国哲学家向来并不重视。不过,在先秦的时候,尤其是在战国中、后期,却出现过不少对语言问题作哲学思考的论著。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惠施、公孙龙的“坚白”、“同异”之辩,后期墨家的“墨辩”之论,荀子的“正名”之论,以及庄子后学对“言辩”问题的反思。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笼统地说,可以叫做     

关于中国人名的译法

1.现行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是较好的,只须稍加改进,进一步突出中国姓名的特点,以利于消除外国人对中国姓名的误解和误用。2.与外国姓名相比,中国姓名的特点,一是姓前名后;二是中国人口众多,仅当代姓名用量就达十多亿个,极易出现同姓同名,或同音姓名;三是姓少名多。不像外国,在某一场合中,常只用姓便可认定某人,而不必提其名,如牛顿、贝多芬、雨果、曼德拉等。外国人的名字则常限于某些现成的名字中选择,如约翰、伊莉莎白、伊凡、冈萨雷斯等常只用于亲友间,因而外国名字的重要性远逊于姓氏。中国十多亿人的姓只有“百家姓”“千家姓”,同姓者动辄上千万,而名字则可用尽上亿个汉字或其双名组合。因此中国人名必须姓、名同用,而且名的重要性甚至在姓氏之上。3.中国姓前名后的特点,应不应该保持？能不能保持？姓前名后的民族也不止中国一家。日本、朝鲜、越南等都是姓前名后,甚至匈牙利也保存至今,在外译时也都没有改变。我们应该珍视并坚持这个文化传统。其实,世界上还有更特殊的命名法,如西班牙、葡萄牙的姓名常用三个词,而且姓在第二个词;阿拉伯和非洲人的名字有时多达四五个。西欧报刊在处理时,对西、葡姓名常三并举,或只用其姓,却没有颠倒顺序的;对多字姓名,则只采用其姓(如蒙博托)或爵位称号(如赛义德王子)。这说明,他们能够适应各民族的姓名特点,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只要我们认真执行一套规范的译名法,外国人也是能够正确理解和处理中国姓名的。4.在中国姓名的拼音外译中要突出名字的地位,办法是：(1)双名的两个字要用分隔号隔开。(2)这两个字都要用大写字母开头。现行译名方案中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双名的两个字拼写在一起常分不清。不仅外国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会搞糊涂,如名为“衍安”,按现行规定应译为“Yanan”,但可读为“雅南”。甚至可以造成单、双名不分。如“Xian”可以是“希安”,也可能是单名“咸”;单名“川”(Chuan)同双名“楚安”相同。因此,双名名字的拼音应予分隔,并各以大写字母开头。如要缩写,也要采用两个大写字母,缺一不可。5.其他建议(1)姓的拼音,仍按现行,用大写字母开头,不要全改成大写字母。那样,姓的地位过于突出。(2)姓氏后面不应加逗点,那样容易把一个姓名当做两个人。(3)我国自己的书刊首次译出中国人名时,要拼出完整的姓名,不要用缩写字母。(4)u和ü要分清,正式采用字母“ü”。现在书刊上常以u代ü,造成“吕”“陆”不分。如认为ü打字不便,可否以“yu”代之。6.例外处理：由于历史等情况,应该容许一些非标准译名存在,如：(1)少数世界知名人士已被广泛使用的译名如孙中山(Sun Yat-sen孙逸仙)。(2)少数民族特有的姓名(地名)不必经汉字转译,应按各民族语言的特点,采用以拉丁字母拼音为基础的拼译方案,以适应对西方交流的需要。(3)华裔外籍人士、华侨以及其他已正式采用西方名字的同胞,如某位张乔治先生,译名为George Zhang,已在外国正式应用,应当视同外国人名,不再更动,只在外译中时予以汉化。(4)有些学者在过去的著作中已采用了其他拼音方案署名的,应可允许与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姓名并存,可在第一次提及时在括号中加注旧拼音署名。     

应以西方人习惯为准

本人有幸在台湾看到了《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有关中文姓名英译的讨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以为汉语拼音如果只是一套拼音工具,则根本不应该与名字中的英文习惯之大小写混在一起。也就是说拼音只是就每一个汉字有其拼法,这与该字是用在什么场合无关。至于写英文名字是为了外人看,就应该用外人之习惯。如一段文字内牵涉到一批外人和中国人,譬如“This committee consists of Bill Clinton and Guang-Qi Xu(徐光启)”,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名写做另一套,成了“This committee consists of Bill Clinton and Xu,Guang-Qi” 或者“This committee consists of Bill Clinton and Guang-Qi XU”,前者容易让人误为三人,后者似乎不必把中文名字之写法特殊化,否则一串人名中如果有美国人、中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是不是要每个名字都要按他本国的写法？更不要忘了,如果这位Guang-Qi Xu是一位美国人,他为什么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写法,那岂不是订了一个自绝于中国以外华人的制度？又譬如,许多华人现在都有英文名字,他们经常会将英文名字一起写出,这时更不能将姓放在前面。例如“This name is Thomas Guang-Qi Xu”,难道我们要写成Thomas Xu,Guang-Qi或是Xu,Thomas Guang-Qi。台湾的写法与国际上多数的写法一样,即名在前,姓在后。如果名是两个字,则有连写,也有分开写,例如Guang-Qi或Guang Qi。因为其实是一个名,并非如西方人是middle initial,如Bill M.Clinton。所以笔者认为连成一字较合理。英文名字是让西方人便于认识我们,定一个不方便他人的方法不妥,如果全世界100个国家都有各自一套英文姓名写法,混在一起写会是什么状况？有谁会完全看懂。     

部分作者意见摘要

由于本刊版面所限,不能将所有作者文章刊出。下面是部分作者意见: 尹斌庸(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1.姓和名的问题。姓和名分写,首母大写,这条基本原则不变。有人主张在名的两音节之间加短横,似不可取。姓在前,名在后,不宜改变。(至少在国内不能改变。)为了区别哪是姓,哪是名,可采用已在国际上流行的办法,即姓全部大写。例：WANG Jianguo(声调符号可以省去)或WANG Jianguo2.姓名的缩写。这是一个新问题。一般来说,姓不缩写,名可以缩。有以下几种建议：WANG J.(缺点是单名、双名分不清)WANG Jg.(北拉采用,有缺点)WANG J.G.(此法似可取)潘云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赞同姓氏全用大写字母表示,双音名中两个音的首字母大写,中间隔开一个字间距。这样一来,它们就决不会连拼成一个字,也不必用连字符了。尤其在缩写的情况下,连字符更显得多余、累赘。书写时,姓氏可置名前,也可置名后。因为全大写的是姓氏,首字母大写、后字母小写的是名字,足以区别开,所以,即使姓置名前,姓之后也不必用逗号。我国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有它先进、优越的地方。Q和X这两个字母在英文中是多余的、重复的(Q等Ku,X等于Ks)。汉语拼音字母中把Q和X用来表示汉语中特有的,而英语中难以拼准确或者要用复合字母来表示的音。“Qi”表示的“奇”在英语中拼成“Chi”,与卷舌音“赤”混淆。“Xi”表示的“希”在英语中拼成“Shi”,与卷舌音“师”混淆。但是,英美人未必知道它们在汉语拼音法中的读音,有时就需要用括号来注释。对于我国很多学者早期使用其他拼法,后改用汉语拼音法拼写姓名的,可在其汉语拼音拼法后用括号注明原来的拼写法。崔宁(中国日报)：根据《中国日报》文风标准,我们将中文姓名汉语拼音方式定为：基本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如“李惠平”拼为：Li Huiping。如果是美籍华人,按照本人习惯,如“陈香梅”为：Anna Chennault;“李政道”为：Tsung-dao Lee。港台地区的人名,尊重当地人的习惯,如“张学友”为：Jacky Chung;“李登辉”为：Lee Teng-hui等。匡佩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关于中国人的人名的译法遵循以下法则：1.人名均用汉语拼音。上到国家领袖,下到普通老百姓,人名一律用汉语拼音。姓拼一个词,名字拼成一个词,首字母大写。例如,毛泽东,拼成 Mao Zedong; 周恩来,拼成Zhou Enlai。遇到双名中第二个字以a、o、e开头时用“'”分隔。如林西安,拼成Lin Xi'an。2.只有三个中国人的人名仍旧按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拼法。他们是孙中山,Sun Yat-sen; 蒋介石,Jiang Kai-shek;宋庆龄,Soong Ching Ling。3.人名为双姓时,如诸葛亮、尉迟恭等,双姓连写,首字母大写,即 Zhuge Liang,Weichi Gong等。4.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人名是根据广东话的发音来拼写,无一定规律。例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Tung Chee Hwa)、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Ho Hua-Wah)、台湾的陈水扁(Chen Shui-bian) 等,他们的名字在翻译时需要一个一个查,绝对不能随便乱拼。5.西藏的人名有固定的拼法,例如达赖喇嘛 (Dalai Lama)、 班禅额爾德尼 確吉坚赞 (Bainqen Erdini Qoigyi Gyaincain) 等。西藏的地名也有固定拼法的,例如拉萨 (Lhasa)、那曲 (Nagqu)、 日喀则 (Xigaze)等。当翻译时碰到西藏人名或地名时,译者应打电话到民族出版社询问。6.有些少数民族人名也需要到民族出版社询问。例如吐爾逊 阿塔吾拉(维吾尔族,Tursun Atawulla)、成吉思汗 (蒙古族,Genghis Khan)等都需要向民族出版社有关部门请教。     

关于space等词的汉文规范名问题

我国有关航天技术的汉文名词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空间、太空、宇宙、航天、宇航等,是从西文space、cosmos、astronautics、cosmonautics等意译而来。我认为空间和太空是通俗应用的名词,而作为学科名词应为航天,是从航海(navigation)、航空(aeronautics)发展而来的。但从我国现已习惯的用法,空间飞行器是指大气层外的飞行器,而航天飞行器是指从地面飞向空间的所有飞行器,这样,航天技术也就包含了空间技术。宇航这个名词应继续保留,因为有些单位如“中国宇航学会”已用了这个名词。* 杨嘉墀院士是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顾问;航天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试谈古生物拉丁文属种名的汉译

古生物的分类与命名,与现代生物一样,采用瑞典生物学大师卡尔·冯·林奈所创立的“双名法”,即一个物种的名称由三部分构成：属名(名词)＋种名(形容词)＋创种人姓(名词),所有这些,都用拉丁文表示,作为国际通用的标准。解放前,我国的古生物文献一律以拉丁文“双名法”命名,写出拉丁文名,中外古生物学者及一般地质工作者都能认识,都有所遵循。解放以后,开始提倡在用拉丁文名的同时,也译成汉文名与之并列使用。这对于向广大中、初级地质工作者普及古生物知识,使之便于记忆、掌握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当中,往往也失之偏颇或随心所欲、随意简化,造成译名不准确、不统一,反而引起混乱。更有甚者,在一段时间内,片面追求中国命名原则,违反了国际统一的命名法规,因而定的名称得不到国际承认,只能作废而重新厘订。汉译名称也有背离原文者,必须重译。下面笔者仅就感受最深的几点,发表不成熟的意见。古生物属种的拉丁文名称,不少是由形态特征而来的,这一般应按拉丁文原意翻译。例如：腕足动物的一个属“Lingula”,按拉丁字意译为“舌形贝”,这是最正规的译法,有的文献上也译为“海豆芽”,这是用形态相近的事物来比喻,而且已使用广泛,为广大地质古生物工作者所接受。再如：三叶虫的一个属“Drepanura”,按拉丁字应译为“矛尾虫”,但也有形象比喻的译法,叫“蝙蝠虫”,因这种化石形态特殊,很美观,且作为以前《中国古生物志》系列丛书的封面图案。这个名字因而约定俗成,为大家所公认。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建议,今后译拉丁文属种名还是尽量按原意直译或转译为好,以免造成混乱。古生物属种拉丁文名称中,也有相当多的是由人名、地名来命名的。对此,笔者有如下三点看法：第一,必须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有很多人名、地名,不管来自哪里,它一成为拉丁文属种名则按拉丁语发音。目前较通用的是德式发音。但译成汉语时,绝不能一律按拉丁语发音(德式发音)译,而应该追溯其所纪念的人或地方是属于哪国,是如何发音的。例如,化石中有一个属Dunbarula,原译“顿巴”,显然是按拉丁语发音译的。可是追根溯源,它是纪念美国耶鲁大学的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C.O.Dunbar教授。我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黄汲清、杨遵仪留美时,都与此人相识,他们读此人的姓名当不会读错,他们都指出此人的姓发音为“丹巴”(dnba：)而不是“顿巴”(dunba：)。所以应该改译“Dunbar－ula”为“丹巴”。又如比利时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L.G.de Koninck,也为很多人所纪念,相应地,在四射珊瑚化石中有“Koninckophyllum”,旧译为“康宁克珊瑚”,腕足动物化石中有“Koninckella”,旧译“康宁克贝”,菊石化石中有“Koninckites”,旧译“康尼菊石”或“康尼克菊石”。然而,众所周知,比利时通用的是法文,“Koninck”的发音应当是“柯南”(in发en的音,n后之ck不发音)。所以,以上三个属名相应地要改为“柯南珊瑚”、“柯南贝”、“柯南菊石”。第二,以人名命名的属种,汉译时应译出所有的音,不应只译第一个音然后加上“氏”。譬如在腹足动物化石中有个属叫“Murchisonia”是纪念英国大地质学家Murchison(“志留纪”的创立者)的。这个属名汉译不应叫“莫氏螺”,而应该叫“莫企逊螺”。首先,叫“莫氏”并不科学,人家并不姓“莫”,“莫企逊”才是他的姓。其次,这样一简化,将来遇到很多属名,开头一个音节叫“莫”的也许还很多,都译成“莫氏螺”又如何区别呢？同样道理,腕足动物中的属名“Richthofenia”不应译为“李氏贝”,而应叫“李希霍芬贝”,双壳动物中的“Claraia”属不应译为“克氏蛤”,而应译为“克拉拉蛤”。第三、以人名命名的属种,应严格按原意翻译,不应随心所欲地译成其它名字,否则读者一看中文与拉丁文对不上,感到莫名其妙。例如：解放初期,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任渭北煤田地质队队长时,与另一地质学家谌义睿一起出差到陕西耀县,李发现一大硅化木,运回南京交著名古植物学家斯行健研究,斯鉴定为新种,定名为“Dadoxylon leei Sze”,译为“李氏台木”,此标本现在南京珠江路江苏省地质矿产局博物馆门前长期展出,名牌上写的是“李氏台木”,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中国各门类化石”系列工具书之一的《中国中生代植物》一书,却将这个种名译成了“耀县台木”,这大概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愿“突出个人”,也许更由于李春昱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人们尤其不敢提他。但这样一来,读者一看明明是“leei”,却译成“耀县”,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总之,“忠实原文”、“名从主人”这些原则是不应当随意背离的。     

修改汉语姓名英译现行规定刻不容缓

我国姓名英译现行规定的要点是：用汉语拼音作为英译,当名字为双音时,二音之间不用过去常用的短横线隔开,名字缩写时只用一个首字母。例如,我国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英译,按现行规定为Xu Guangqi,而不是过去常用的Xu Guang－Qi。其缩写式为Xu G.,而非Xu G.－Q.。不难看出,这种规定有两个严重弊病。其一是取消双音名中间的对开和缩写时只保留一个首字母,等于损失了一个汉字信息,将导致大量不同姓名的英译缩写式相同。其二是取消双音中的对开之后,难以区分两个拼音字中何者为姓,何者为名。尤其是某些人按我国习惯把姓放在名前,而另一些人却仿效西方习惯把姓放在名后的情况下,中国人还能从姓为单音而名一般为双音来区别姓和名,但没有这种概念的外国人则根本搞不清那字是姓,那字是名,闹出了许多笑话。而当遇到单名时,连中国人也无能为力了。英译姓名现行规定的上述弊病,会在现实中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举一实例,来看看外国人编的文献中出现中国人姓名时的混乱情况。最近出版的国际天文学会会议录(IAU Transaction,Reports on Astronomy,Vol,22A,1994,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Dordrecht,the Netherlands)第74页,载有国际天文学会第10委员会(Commission 10)关于最近三年太阳物理研究进展报告中列出的参考文献,其中引用了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因而出现这些中国学者的姓名。如：Wang J.,Wang H.,Zhang H.等,都可以在我国太阳物理研究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群中至少找到二位对应人。例如Wang J.可能是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汪景琇,也可以是北京天文台的另一位研究员王家龙;Wang H.可能是目前在美国大熊湖天文台工作的中国学者王海民博士,也可以是北京天文台的王华宁博士;而Zhang H.可能是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张洪起,也可能是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和棋。若从全国范围来找这些缩写英译姓名的对应人,其数目就是成千上万了。对于这些缩写英译姓名,即使是中国同行看到,大都也难以判断是指那一位,因为上述这些学者都是研究太阳物理,并具备发表国际水平论文的能力。而外国同行看到这些缩写姓名,则更是搞不清是谁。更有意思的是参考文献中的Linxiang W.其实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授吴林襄,显然是由于这份报告作者把Wu Linxiang中的Wu误认为名,把Linxiang误认为姓的结果。除了外国人编辑出版的文献出现中国人姓名的混乱外,中国人编辑外文文献时也同样十分头痛。笔者于1992年参与编辑“亚太地区天文教育会议文集”(英文)时,看到了中国学者提供的论文中,署名方式简直是五花八门。虽然有颇多的论文作者署名时把姓放在名字前,但也有不少作者把姓放在名字之后。有些作者由于意识到现行英译姓名规定的严重缺陷,为了避免姓名在英译后损失信息,坚持在双音名字中间加对开。有的作者虽然按规定不加对开,但又怕别人分不清名和姓,而把姓用全大写字母。把姓放在名字前的作者中,有些人在姓与名之间加逗点,表明前者为姓,后者为名;而另一些人却按规定不加逗点。当笔者着手编辑文集目录时,面对如此多样化的署名形式,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若用统一的署名格式来编辑目录,将出现目录中署名与论文中署名不一致的情况。否则就只能让目录中的署名形式呈五花八门。显然,出现这种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作者看出现行规定的缺陷而改变写法造成的,因此这是现行规定不合理带来的直接后果。可以设想,现行姓名英译规定的不合理性将会在很多领域带来混乱。例如在对中国人的论文或引文的分类和统计中,将发生把实际上不同作者误认为同一作者,以及把同一作者因其署名形式变异而误认为不同作者,从而造成分类和统计错误。如果有一位外国编辑,想对上面提到的“亚太地区天文教育会议文集”进行论文分类或统计,或其它涉及论文作者的分析处理,看到多种多样的中国人署名形式,他一定会十分糊涂,甚至恼火。那么中国人的姓名英译,到底采用那种形式最为合理呢？笔者认为,根据上述情况,合理的选择应包括两个原则：(1)汉字姓名的英译绝对不能损失任何信息。鉴于中国人姓名音节太少,大多数人连名带姓只有三个音节,单名单姓者只有二个音节,少数双名复姓者也只有四个音节,因此这一点尤其重要。否则必将在英译缩写后产生大量假同姓名人。(2)英译姓名应一眼就能区分出姓和名,即使是外国人看后也绝对不会误解。从这两个原则出发,最佳英译方案可规定为：(i)姓的拼音字母应全部大写,姓放在名之后;(ii)若要把姓放在名之前,应在姓之后加一逗点;(iii)双名中两个音节的首字母大写,其它字母小写,二音之间用对开相连;(iv)名字缩写时,双名中二音各保留一个首字母,其后各加一圆点,并用对开相连。例如,按这样的规定,我国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英译姓名应为Shou－Jing GUO或GUO,Shou－Jing。它们的缩写分别为S.－J.GUO和GUO,S.－J.。姓的拼音用全大写,以及双名中二音只首字母大写和用对开相连,这三个特点是识别姓和名的三保险。把姓放在名之后,以及当姓放在名前是必须在姓后加逗点,则与西方人的习惯一致,有助于他们识别姓和名。当不允许把姓全用大写的场合(如有些国际性期刊或会议对提交论文的署名有规定格式),则上例中只能写成Shou－Jing Guo或Guo,Shou－Jing。它们的缩写式分别为S.－J.Guo和Guo,S.－J.,也不会有什么误会。对于单名的人,情况也是如此。若姓的拼音全大写,名只首字母大写,则能分清姓和名。在不允许姓用全大写的场合,只要遵守姓放在名后,或姓在名前时其间应加逗点的规定,也不会产生误会。例如,我国汉代天文学家张衡的英译姓名应为Heng ZHANG或ZHANG,Heng。它们的缩写式分别为H.ZHANG和ZHANG,H.。姓不用全大写是即Heng Zhang和Zhang,Heng。它们的缩写式分别为H.Zhang和Zhang,H.。把姓放在名字之后,的确有悖于中国人的固有习惯。不过应当想到,其所以要把姓名英译,就是要给外国人看。换句话说,其读者主要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把姓放在名之后,既然有利于主要读者理解,我们也就大可不必感到不自在和耿耿于怀了。上面提到的方案与其它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的用法也基本一致。例如,韩国目前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案。从电视上可以看到韩国运动员服装上印制的姓名就是上述形式。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当然不是用大陆的汉字拼音。从台湾留学生的英译姓名看,他们用的还是魏托玛(Thomas F. Wade)汉字拉丁拼音系统;而在香港和新加坡,许多人是用广东音和闽南音拼写。但他们在双名中间加对开和姓放在名之后的结构形式,也与我们的上述方案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匈牙利人,有一习惯与中国人相似,即书写姓名时,把姓放在名字前,据说这一点也是一些学者推测匈牙利民族来自东方的论据之一。他们通常把姓中的所有字母大写,且放在名字前,名字中只有首字母大写。而当姓和名均为首字母大写,并且姓放在名前时,就在姓后加逗点,表示前面的是姓,后面的是名。因此,虽然他们的署名习惯与其它西方国家不同,但通过采用姓中全大写以及姓在名前时加逗点的方式,别人也不会产生误解。笔者提出的方案中,也吸收了这些优点。     

中文姓名英译的混乱亟待解决

一、现行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规定及问题197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以下简称拼音法),其中规定“汉语姓名分姓氏和名字两部分,姓氏和名字分写,名字如为双音,应连写”(摘自“中国人名地名汉语拼音拼写法”,文字改革出版社,1978年版,第308页)。按此规定,明代天文学家徐光启应拼写成Xu Guangqi,而非过去中国人姓名英译常用的Xu Guang-Qi。然而,由于我国的汉语拼音字母与英语字母的字形完全相同,以及国家并未公布中国人姓名英译法(以下简称英译法),结果全国上下都把上述拼音法视为中国人姓名英译法规则。例如,我国外交部签发的出国护照中,文字说明为英语,而人名则用拼音法拼写。权威英语报刊如China Daily和Beijing Review等,凡遇中国人名,均用拼音法拼写。各种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英文写作的论文或论文摘要中的中国作者的姓名英译,也是用拼音法拼写。可见这种用拼音法代替英译法的做法,是得到官方默认的。不幸的是用汉语拼音法当作人名英译法的做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造成国际文献中出现中国人姓名的极大混乱。其原因就在于拼音法的规定有两个严重弊病。其一是由于名字中的双音连写,取消了过去名字英译时双音之间加短横,按英语习惯姓名缩写后,Xu Guangqi变成了Xu G.,而非过去的Xu G.-Q.,整整损失了一个汉字信息,造成大量假同名人。其二是取消双名中间的短横,同时又规定姓的拼音放在名字之前,外国人就分不清Xu Guangqi中哪个字是姓,哪个字是名。西方人往往按照他们的习惯,把后面的Guangqi认作姓,而把Xu认作名,因此闹出笑话。笔者就多次接到国外同行来信,把Yuanzhang认作笔者的姓氏。很清楚,造成混乱的逻辑过程是：国家公布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但又未公布中国人名英译法——全国上下都把拼音法当作姓名英译法——外国人按他们的习惯来理解中国人的拼音姓名并缩写——造成国际文献中出现中国人姓名的混乱(姓与名互换和产生大量假同名人)。笔者1974年初次在报上看到公布的姓名拼音法时,就曾与几位同事议论过,认为这一下所有人都会把它当作姓名英译法,从而由于双名中取消横划,必将混淆姓和名,并且缩写时造成大量假同名人。看来当时拼音法的制定者未能意识到发布拼音法会造成这些后果,实在令人遗憾。二、国际文献中的中国天文学家姓名的混乱实例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就可看出目前国际文献中出现中国天文学家姓名的混乱情况。1994年出版的国际天文学会会议录(IAU Transaction,Reports on Astronomy,vol.22A,1994,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Dordrecht,The Netherland)第79页,载有国际天文学会第10委员会关于最近三年国际太阳物理研究进展的报告,其中的参考文献引用了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在出现这些中国学者的姓名时,难以令读者确定是指哪一位。例如Wang J.可能是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汪景琇,也可能是北京天文台的另一位研究员王家龙;而Wang H.可能是目前在美国工作的王海民博士,也可以是北京天文台的王华宇博士;Zhang H.可能是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张洪起,也可能是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和祺;Lin Y.可能是笔者林元章,但也可理解为是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的林严观。若从全国范围来找这些缩写英译姓名的对应人,其数目就更是成千上万。即使是中国读者看到这些缩写姓名,都难以确定是指的哪一位,何况对外国读者。更有意思的是其中的Linxiang W.其实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吴林襄教授,显然是该报告的作者把Wu Linxiang的Wu误认为是名,而把Linxiang误认为是姓造成的。另一例是笔者曾于1992年参与编辑“亚太地区天文教育会议论文集”(Teaching of Astronomy in Asian-Pacific Region,1992)时遇到的混乱和束手无策。中国学者为文集提供的论文中的署名方式是五花八门的。虽然有颇多作者按拼音法规定,把姓放在名字之前,但也有不少作者按西方习惯把姓放在名字之后。有些作者意识到拼音法的缺陷,为了避免姓名在缩写后而损失信息,坚持在双音名字中间加横划。有的作者虽按拼音法规定不加横划,但又怕别人分不清姓和名,而把姓全用大写字母。把姓放在名字前的作者中,有些人在姓与名之间加逗点,表示前者是姓后者是名,而另一些人却按拼音法规定不在姓后加逗点。当笔者着手编辑文集目录时,面对如此多样化的署名方式,感到束手无策。显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作者意识到拼音法规定的缺陷而自行改变写法造成的,是拼音法作为英译法产生混乱的直接后果。用汉语拼音法作为英译法也会在很多其他领域带来混乱。例如在对中国人的论文或引文的分类和统计中,将会发生把实际上不同的作者误认为同一作者,或者把同一作者因署名变异而误认为不同的作者,从而造成分类和统计错误。三、对中国人姓名英译的建议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中国人姓名的英译应当遵从两个基本原则：即不能损失汉字信息,和能够明确区分姓和名。根据这两个原则,建议中国人姓名的英译可规定为：(1)姓氏通常用全大写字母,放在名字之后;(2)若要把姓放在名字之前,姓后应加逗点;(3)双音名中两个音节的首字母大写,两音节之间用横划分隔;(4)名字缩写时,双名中两个音节各保留大写首字母,其后各加一圆点,再用短横相连。按此规定,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英译应为Shou-Jing GUO或GUO,Shou-Jing,其缩写为S.-J.GUO或GUO,S.-J.。上述规定的主要特点有：(1)姓氏全大写并放在名字之后,以及双名中间保留横划(连字符),是区分姓和名的三保险。(2)名字按英语习惯缩写时,双名中两个音节各保留一个大写的首字母,这样不损失汉字信息,使缩写后的假同名人数大为减少。(3)这样规定与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人名英译后的形式一致。据了解广大知识界对目前的混乱状况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仍然把拼音法当作英译法使用,但必须修改规定,制止混乱。其二是按英语习惯另外制定中国人姓名英译法,由国家权威部门公布实行。这个问题已存在多年,随着开放的深入必将日益严重,现在是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林元章研究员是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安心法与祛病方

有一副古老的楹联，上联是“无求便是安心法”，下联是“不饱真为却病方”，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对联。“无求便是安心法”，点出了精神卫生对健康的重要性。一个人不要无限地追求贪图私利和安逸，而是尽量节制情感，清心寡欲，就能遇事从容不迫，有稳定而乐观的情绪，就能心平气和、安然养性，即所谓“安定病人心，疾病去七分”。反之，终日好高骛远，任性使气，长做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一味无限的苛求，就可能导致七情过度，伤及五脏，因而得病。所以，巴甫洛夫也说：“一切顽固沉重的忧悒和焦虑，足以给各种疾病大开方便之门。”“不饱真为却病…     

武夷山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东南部福建省西北的崇安县境内。相传远古时候,武夷山的幔亭峰上住着一位姓彭的长寿老翁,人们尊称他彭祖,隐于此山,生有二子,长曰“武”,次曰“夷”,二人开山挖河,疏干洪水,后人为纪念他们,就把此山称为“武夷山”。后来连闽赣边界的大山脉也统称为武夷山脉。又传,此地为古代闽越族,其首领名武夷君,此山为古越人的栖息之地而得名。自然保护区是武夷山脉的最高地段,总面积56527平方米,是世界同纬度带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为95.3%。区内大量完整无损、多种多样的林带,是…     

再谈汉语姓名外译问题

《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了笔者等人吁请解决中文姓名外译混乱的4篇文章之后,在2002年第2期又集中发表了10多篇有关论文,反映了不同领域的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使中文姓名外译问题得到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讨论。看了这些文章之后,笔者受到很大启发,而感受最深,或者说认为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点,与大家进一步交流。一、汉语拼音是规范中国人姓名外译的基础许多文章的作者都认为197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拼写法”(以下简称“拼音法”)基本上是科学、合理和容易接受的。它在规范中国人姓名外译时有很强的约束力,并已为国内各方面,和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在文化建设和国际交流方面已经作出很大贡献,因此它是规范中国人姓名外译的无可争议的依据。但是在拼音法推行了30年之后,人们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它也的确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使它无法完全和彻底消除中国人姓名外译中的混乱现象。笔者认为其最大的缺陷就是规定“名字如为双音,应连写”。这一规定除了导致名字缩写时损失一个汉字信息外,还有其他弊病(参阅下述第二、三节),因此必须修改。赵文利先生在他论文的最后一段话,说得非常中肯,笔者认为值得在这里引述^[1]：“文字(包括拼音)总是在使用中发展的,完全停留在约定俗成一个方面上是不行的。想一下子就制定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完美方案也是不现实的,还需要权威机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推行一些新规定,来规范和发展语言的拼法,即区别每个汉字的拉丁字母转写方案。法国语言在其发展史上,其权威机构法兰西学院就为了规范其语言的拼写甚至读音,强行颁布过众多规定。几百年的事实证明,虽然要经过一个过程,但社会公众还是可以接受和习惯的。这一点是否值得我们借鉴。”二、外国人姓重要,中国人名重要杨光中先生的论文中指出了中国人姓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名字远比姓氏重要^[2]。该文谈到外国人的名字常限于某些现成的名字中选择,如约翰、伊莉莎白等,而姓氏则较多样化,如牛顿、贝多芬等,差别较大。这样,在某一特定场合,只用姓即可认定某人,因此外人名字的重要性远不如姓氏。反之,十多亿中国人的姓只有“百家姓”、“千家姓”,同姓者动辄上千万。而名字则可用尽上亿个汉字或其双字组合,同名者较少。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区分不同人主要靠名字,而非姓氏,中国人名字的重要性远在姓氏之上。笔者认为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在制定中国人姓名外译方案时,必须要体现这一观念。我们不仅要避免损失名字中的任何信息,而且还要设法突出名字中的信息。因此双音名连写的规定就不可取,因它轻视名字信息,导致缩写时损失名字信息,这完全违背了上述中国人名字远比姓氏重要的观点。三、修改双名连写的规定势在必行从十多篇已发表的论文看来,双名连写引发的问题最多,带来的后果最严重,这一点已形成共识。双音名连写除了缩写时将会损失一个汉字信息外,还有杨光中先生文中指出的^[2],它还将造成分不清双音的分隔在何处。例如“衍安”和“雅南”的连写都是Yanan。它甚至分不清是单名或双名,例如“希安”和“咸”都是Xian,“楚安”和“川”都是Chuan。虽然可以用分隔号“,”来解决上述问题,但若不连写,而用分写,如Ya-Nan(雅南)、Yan-An(衍安),Chu-An(楚安)和Chuan(川),岂不更为彻底。至于不连写是用一横划为Ya-Nan,或是完全分写如Ya Nan,笔者倾向于用横划,因为是两个字共同组成名字与姓氏搭配。姓名中出现横划是拉丁语系人名中常见的现象,而且又有助于读者判断其可能为中国人,有什么不好。笔者也主张双名中两个音节的首字母均为大写,表示两个字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这样既体现了前述应突出中国人名字信息的观点,也符合英语复合词的构成习惯(如Alnmina-Silica)^[3]。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写法,由于强调了名字中两个字的地位同等,使外国人对它们进行缩写时一定会把Ya-Nan缩成Y.-N.或Y.N.。而若写成Ya-nan,则很可能被缩写成Y.,不大可能缩写成Y.-n.或Y.n.。四、尽快着手制定区别同音字的方案鉴于汉语中的同音字(包括同调和异调)太多,制定区别同音字的拼写方案是消除假同名人数量的重要手段。涉及十多亿人的姓名拼写中若不考虑区别同音字的拼写方法,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假同名人,只有建立每个汉字的单一拼写方案,才能使假同名人减少至最低限度,以及降低由拼音姓名回译汉语姓名的难度。因此笔者赞同赵文利先生在文中建议的^[1],作为第一步,可先制定区分汉语姓名中四声调的拼音方案。要制定出科学和切实可行的区别同音字拼写方案肯定有相当难度,但是现在就应着手探索。从汉语姓名同音字开始的探索,必将为将来制定全面的汉字同音不同拼写方案积累有益的经验。五、“民族尊严”与“国际接轨”发表在《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和2002年第2期的共16篇文章中,除了4篇未明确表态外,其余12篇是主张姓在名前和主张姓在名后的各占6篇,旗鼓相当。主张姓在名前者提到的理由有名从主人、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以及这么做也并未出现什么问题,因而无须屈从外国人的习惯,认为只要坚持下去,外国人是会慢慢接受的。主张姓在名后者则举出许多与外国人交往中因姓在名前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包括在国外访问时要不厌其繁地向外国人解释自己的姓名;参加国际会议时在代表名录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以及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论文作者索引误排,导致引文检索和论文统计错误等。看了这些说理之后,倒使笔者悟出似乎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是当中国人自己外译,并把中国人的姓名按姓在名前处理时,往往会是一路绿灯。因为中国人这样做,外国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中国人怎么写和说(广播),外国人只是看和听,时间久了,也会慢慢习惯,当然也是行得通的。不过根据赵文利先生的文中所述^[1],中国科学院在其编印的英文简讯“CAS Newsletter”上将中国人姓名按姓在名后处理,效果也很好。另一种情况是只要涉及与外国人的直接交往,就完全是两码事。在国外访问、参加国际会议或向国外刊物投稿等,若把姓放在名前,就会不断碰到红灯,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因为这些场合遇到的是不同领域和层次的外国人,且多为初次接触,不能指望他们都了解中国人的姓名习惯顺序,因此学者大多主张“投到国外学报的论文还是入乡随俗,按该学报文种的习惯为好”^[4]和“切忌将中国人的习惯和汉语的传统用法强加给其他语种”。^[5]依笔者看,姓在名前或名后的问题基本上是技术性问题,不宜与民族化甚至政治化挂钩。实际上,传统上同样是姓在名前的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欧洲国家如匈牙利,在国际交往中,都是采取名前姓后的方式。日本和韩国学者的英语名片都是名前姓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日本和韩国球员运动服上的拉丁语姓名都是名字的缩写字母之后接姓氏全大写。近年来中国运动员服装上的外文姓名也是这样。有的文章中提到国家领导人都是姓前名后。不过在很多事情上国家领导人都是例外,不具普遍性。至于拉丁语系的匈牙利,情况也是如此。作为例子,笔者在这里引用国际性重要天文学期刊《Solar Physics》(太阳物理学)1980年第67卷317～338页上发表的匈牙利天文学家一篇论文的署名为L.DEZS,LIDIA GESZTELYI,L.KONDS,AGNES KOVCS,and S.ROSTS。其中有三位作者的名字只用一个缩写字母,其余二位作者的名字则全写(大概是怕缩写后与别人重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署名中有些字母上方有标音符(如和),不过在有些场合这些标音符未标出。但所有5位作者均为名前姓后(笔者曾在匈牙利科学院太阳物理天文台认识他们)。其实这些事与民族尊严也挂不上钩。鉴于这些情况,笔者倾向于主张与国际接轨,在中国人姓名外译时,应该随国际主流,把姓放在名字之后。 ① 林元章研究员是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也谈中国人姓名外译问题

《科技术语研究》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关于中国人名外译规范的讨论对我很有启发,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在此,我也想就这一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一点看法。一、关于拼写规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李乐毅、王铁琨两位老师在《着力规范中国人名的拼写标准》(《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1.24)一文中指出,1958年发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目前已从我国(拼写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国家标准发展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也早在1982年就通过决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在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门名词和其他词语的国际标准。 事实上,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姓名在对外文件中都是按照拼音法拼写的,在国际上已广为接受。因此我赞同李、王两位老师的观点,即《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拼写规范之基础。但是,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现行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以下简称《拼音法》)确实有一些弊病,主要是对复姓和双名的规定欠妥。《拼音法》规定复姓和双名均连写,中间不加短横。这样做有两个弊端：一是Xian到底是“希安”还是“贤”就成了问题。在地名中,这种情况是在两个字的拼音间加一个隔音符号“’”,在姓名中这样做,应该也是可以的,但这样解决不了第二个问题。二是在国际文献中缩写时,容易损失一个汉字的信息。如Huang Changqi,缩写时就变成了Huang Ch.,无形中使重名现象增多,检索起来也增加了难度。我认为,复姓和双名(甚至多名)中的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了同等重要的信息,因此,应在中间加横杠,并将每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均大写。这样比较直观,在缩写时便于取舍,外国人也容易发音。二、关于顺序问题我同意中山大学关洪老师“名从主人”的观点,即任何语种都要尊重被称呼人的传统习惯。 事实上,我们在将外国人的姓名译成中文时就遵循了这一原则,如John Smith译为“约翰·史密斯”。现在大概没有人会按中文的顺序把约翰当成姓,把史密斯当成名了。姓名不仅仅是一个交际工具,它还体现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尊严。如果谁叫我Changqi Huang,我会觉得很别扭,不像是自己的名字。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每一种文化都应得到理解与尊重,而不是趋同于一种文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符不符合外文的规范,因为这种规范只能约束其本国公民;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并大力推行,使国外的媒体及民众了解并接受我们的做法。国外的媒体上把我国主席江泽民的姓名都译为“Jiang Zemin”,大概很少有外国人会将他称为“Mr.Zemin”吧？为了使姓和名易于辨别,可以将姓全部用大写字母,如HUANG Chang-Qi。这样在英文中虽然显得有点特别,但我们在翻译外国人名时,不也创造性地在名和姓之间加了一个“·”吗？这样就不至于出现外国人分不清Wang Li 是Ms.Wang 还是Ms.Li的问题了。至于在姓和名之间加一个逗号的建议,我觉得不可取,这样在句子中容易与标点符号混淆,引起误解。三、关于起英文名的问题名字的一大作用就是方便人际交流。如果名字太拗口,对方叫不出或记不住,影响了交流,就失去了部分意义。因此,许多海外华人以及国内在外企工作的中国人都给自己起一个易记的英文名字,方便日常的交流。这种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许多来中国的外国人也给自己起了地道的中文姓名,如“大山”。但在涉及到识别个人身份的场合,如出版物上的署名或文章中的引用时,仍应以本人护照上的拼音姓名为准,以避免混乱。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名片上,香港一些人的做法也许可资借鉴。他们在其中文姓名的拼写之后注上自己的英文名字,中间用逗号隔开。如我的一个香港朋友“邓文嫦”,其名片上印着“Tang Man Seung,Sherman”。这样与外国朋友交往时,可以使用Sherman这个容易读与记的名字,同时也不丢失其中文姓名的信息。对于已入外籍的华人,则应尊重他们“入乡随俗”的习惯拼法。希望以后新的《姓名法》或类似的规范实施后,能够逐渐对他们产生影响,使所有华人的姓名外译规范化。四、其他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许多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与命名的习俗。如维吾尔族人就只有名,没有姓。少数民族人名外译时,是按照其民族语言的发音拼写,还是按照其汉语姓名的拼音拼写,需要与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学家及有关人士进行探讨,在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一个较为一致的规范。这对于少数民族人民的对外交往也必将起到推动作用。还有一些常见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姓名,原来的惯用拼法已广为流传,如宋庆龄(Soong Ching Ling),宜保留其原拼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如现在的“宋庆龄基金会”仍译为“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这样的个例可以予以整理并作为《姓名法》或类似规范性文件的附录。另外,在长期从事翻译的过程中,常常令我头疼的一个问题是一些专有名词,尤其是人名和机构名称的回译。将中国人的字母拼音回译为中文,或将外国人的中文译名回译到外文,都是颇费周折的事情。因此,从一个翻译工作者的角度,我想提一个建议,在正式的出版物中,将人名、机构名等专有名词的原文放在译文之后,以括弧括起来,以免出现因回译不正确而误导读者。* 指《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及《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1997年的有关文章。     

一国两字与一国两词

引言1993年底,海峡两岸的电子显微学者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举办海峡两岸电子显微学研讨会。这个会的特点,就是发表论文和讨论,是以台湾国语、大陆普通话和英语三种语言进行。我多年来关心中文科技写作(包含口头报告),面对这样的会场,自然格外注意。我在会中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我新近的电子显微学成果,另一篇讨论海峡两岸科技用语的分歧。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都收在论文集里。由于篇幅的限制,论文集里收的相当简略。会后我把会上口头宣读的材料加进去,又添加了一些材料,写成这一篇。本文不能算学术著作。只是个人多年思考实践之后,凝聚成的一些初浅的意见。在这里提供有兴趣的同行参考,也请批评指教。汉字的正(繁)体简体问题,是个由来以久的题目。除了字体之外,今天台湾海峡两岸还有学术名词的差异的问题。由于长时间的隔绝和文化政治上的差别,台湾同大陆日常用语有相当大的差异。政治名词的分歧是不能强求统一的。一般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异,如果是由民俗文化的差异而来,正可以丰富中文(汉文,华文)词汇,不是坏事。古往今来,南北各地,夫妻彼此的称呼,以及对第三者称呼自己的配偶,不下百十种：丈夫、妻子、太太、夫人、良人、夫君、贤妻、娘子、老婆、老公、哥、妹、当家的、烧锅的、那口子、头家、牵手的、他爹、某、爱人……。这种分歧,丰富了语言文字,不能简化,不能统一。同样地,在台湾交女朋友,在大陆搞对象;一边儿克难生产,另一边儿土法炼钢;在这头脚踏实地,在那头两条腿走路;在这里的机关里,有了成绩好加薪,在那里的单位上,出了活儿能长工资;台湾人没事儿臭盖,四川人摆龙门阵,广东人煲粥,江北人嚼蛆,北京人侃大山……如果有人要把这样多姿多彩的语言文字统一,岂非绝灭固有文化,成为千古罪人？但是,科技上的名词,没有必要这样多姿多彩。一物多名,除了增加困扰,别无好处。不会推进科技发展,只会添加交流时的困难。电子显微镜方面常用的名词,就有很多两边完全不同的,例如：光阑(孔径)、衬度(对比)、衍射(绕射)、倒易点阵(逆格子)等等。同电镜有关的,就更多了,例如：硅(矽)、固体物理(固态物理)、外延生长(磊晶)、离子注入(离子布植)等等。由于使用频繁,这些名词的不统一,造成了交流时的不便。而且,名词的不统一,比字体的不统一还麻烦：第一,字体虽异,读音则同。不妨害口传。而名词不统一时,无论说写都难沟通。第二,中文字(汉字)一个个自成单元。除了极少几个例外,正(繁)体字同简体字是一一对应的。很容易用电脑(计算机)来自动转换。然而,中文词没有通用的记号将其联成一体,因此不容易自动辨认。名词还能因为改变词类而改变形式,又可以化简。例如,“正焦”可以看成“正好聚焦”的简称,但是也不妨自成一词。“透镜”加了形容词,多半可以简化为“镜”,例如：“磁镜”“中间镜”。“分子束外延生长”在句子里可以拆开,写成“用分子束外延法生长出来的晶体”。我们可以将离子布植于晶体,但是不能将液体布植于容器,只能注入容器。所以,自动转换的可能出错的地方就太多了。我在打另一篇论文的时候,用拼音输入法连续输入“晶向与晶格常数”等几个字。我的电脑自动选词,将“向与”选成了“项羽”。要不是发现后作了改正,真无颜见江东父老了！这种现象是不是问题呢？我们先要问什么才是问题。一般来说,能立刻解决的麻烦就不成为问题;会自己消失的也不成为问题。会成问题的有两种：一种是严重影响到社会,但是一般人一时察觉不到,只有少数有远见的人忧心。例如,四五十年前中国的人口。还有一种,就是人人痛心疾首,天天受害,却没有人能解决的。例如目前台北的交通。中文科技术语的不统一,应该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而我们都知道,如果第一类的问题不拿到台面上来解决,它不会自动消失,反而迟早会转而成为第二类问题。中文科技名词的不统一,主要原因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从外文翻译来的。只有用中文创造的东西,才不必翻译。文革期间,我们看到洋记者为了翻译“政治挂帅”“蹲点”“打砸抢”“上山下乡”“和尚打伞”“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而伤透脑筋。如今都不谈那一套了,结果不论是民生用品还是高科技,常用的名词几乎都是外来的,科技上用的术语,尤为突出。“金”“银”“铜”“铁”“锡”是极少数的例外。科技的国际语是英语。我们在必须使用中文的时候,将科技术语翻译成中文,有绝对的必要。中文没有字母,不能像日本人那样用假名音译外来语。更不能像用拉丁字母的国家一样,不翻译,直接引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外文字。中国人不可能直接引用外文。不是技术上不能,而是大部分人不会接受。就算接受了,不通洋文的中国人又当如何去念那些洋字呢？照汉语拼音的规则吗？那么silicon这个字就没法念了。顶多求其近似,照silicong念,就成了“斯利从”。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怕大部分人不能忍受。外国人名地名的音译不统一,也是个伤脑筋的问题。Schrdinger的译名,就有好多种。在科技上,目前很多人采取不译的对策,无论口传笔写,都照抄原文。但是碰到名人,古人,还是用译名的居多,例如牛顿,爱因斯坦。至于谁用原文,谁用译文,又是漫无标准的。Schrdinger够不够有名,够不够古？过去有人建议,选一套汉字,用来翻译外文的发音。例如,凡s音都翻成“斯”,不用“史”“思”“士”,等等。凡t就用“特”,不用“德”“得”“忒”。这个办法类似日本人用假名来拼西方文字,碰到稀奇古怪的洋文发音时,传真度不是很高,但是已经能减少很多麻烦了。可惜,没有通行。翻译一向讲求信达雅。其实,更重要的是用。不在翻得好不好,不在翻得对不对,而在翻好了大家用不用。“可口可乐”是人人同意的绝妙好译。但是不绝妙的如“汉堡”,也照样横行中土。没有人认为把吃的东西叫“汉堡”会没有销路。反之,如果他们不翻译,直接用hamburger来攻城掠地,恐怕是不成的。就我所知,不翻译而能风行的只有半个词：“卡拉OK”。最值得注意的是,科技上不用翻译词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译得不好。这一点比较特别：在民生用品上,一种产品没有销路是因为不好,太贵。而翻译的科技名词之不行,却不是因为不好,而是因为用原文比较习惯。于是,到了非用不可的时候,就有九流十家出山。何不用原文(多半是英文)？口头上用英文名词的现象,已经是很普遍的了。但是,即使是这些口头上惯于使用“混合语”的人,写文章,写书的时候也不会写成“混合文”。可见用纯中文写的科技文书还是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让语义太分离。那么,用纯中国话来讲科技,也有存在的价值。只可惜我们写书的人,讲起自己书里的事情,居然不用自己在书里用的中文名词。西化以来,中国文化所剩不多,汉字是其中之一。只要我们用汉字,就要能用它来表达所有要表达的,包括高科技。不能用“反正大家懂英文”来搪塞。挪威只有四百万人口,但是挪威文的书报出版业,极其发达。我曾问过挪威朋友,他们的出版商怎么在这么小的市场里赚钱。朋友说政府有补贴,为的是保存挪威语文,保存固有文化。他还告诉我,冰岛的人口更少,只有挪威的十分之一。因此冰岛政府要花更大比例的经费来保存母语。只要是值得保存,花点钱是必要的。同理,我们要不要用中文来传达科技信息,也全看我们认为这重要不重要。钱,是次要的因子。我们也不能以为科技名词是少数科技专家才用得到的,因此让这些专家去伤脑筋,用原文没什么关系。许多科技名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用到：电镜上的“光阑(孔径)”,傻瓜照相机上也有。我们用来做成像(象)模拟的“计算机(电脑)”,同家庭主妇用来写信记帐的,没有两样。所用的名词,毫无二致。“辞达而已矣”是个很好的原则。但并不是说不要讲求文词的美。“混合语”绝少美感。即使“达”也不可取。不一致的科技术语,使得“达”都成问题。翻译科技名词,写科技论文,同写任何文章一样,要讲求美感。美从何来？从作者的人文修养来。从前的科学家也受过相当的人文教育,John Wesley Powell探险大峡谷时,为很多显著的山头取了名字。其中有好几个是用古代圣人的名字命名,科罗拉多河侵蚀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有叫“佛殿”,有叫“所罗亚斯德庙”,也有“孔夫子庙”,“孟夫子庙”。十九世纪耶鲁大学教育出来的地质学家有这般雅兴实属不易。当今的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少思古幽情,看到高耸的山头,多半只会想到玛丹娜。因此,要做好翻译工作,不能全靠科技工作者,要有语文专家的参与。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家多多的用中文名词。这方面大陆占相当的优势：地广,人多,比较“土”。希望在未来的两岸电子显微镜交流会上,我们也许还是正(繁)体简体,各取所好,维持“一国两字”的局面,却不要再有“一国两词”的现象。中国人喜欢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只是今天的中国人,许多已经是穿西装、打领带、吃汉堡、喝可乐、住洋房、坐洋车、唱卡拉OK的人。如果把汉字也扔了,只怕等21世纪姗姗到来,要委身成为中国人的世纪时,她左顾右盼,却找不到中国人了。     

中国人名拼写名前姓后好

近年来,中国人名的拼法出现了各行其是的混乱状态,就此笔者提出两点建议：① 把姓写在后边,名写在前面,且姓全部字母大写;②应当尽快制定区分同音字(姓和名)的方案。举例说明笔者的第一个建议。如：张晶莹,写成：Jingying ZHANG;王林,写成：Lin WANG;欧阳军峰,写成：Junfeng OUYANG;增加了丈夫姓的,与本人姓之间加连字符：范徐丽泰,写Litai FAN-XU; 又起了英文名的人,可以把英文名写在中文名位置或其英文名后再写上中文名：汤姆·邓：Tom DENG,或Tom Ming DENG (原中文名邓铭)等等。姓名的作用是称呼。中国人的姓在前,是民族历史文化形成的特征。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贯彻名从主人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从维护民族尊严的角度出发的,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自主权。但这一姓前名后的习惯,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或民族的名前姓后的习惯相反,在国际交往、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中,外国人屡屡把我国人的姓名倒排或误称,并由此给检索我国人名或在人际交往中带来诸多不便,影响着中外交流的进行和效率。笔者1982年曾到法国进修。在进修班首日的课程上,女教师不了解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的排序,也可能是她看不出中国人名拼写的特点(中国人在英文中区分汉语拼音的姓氏人名是很容易的),而在她向学生提问题时却偏偏选中了我,于是她突然直呼笔者的名,不禁使笔者心中一惊！……因为,即使在国内,也是很少有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直呼我的名的,更何况是个外国年轻异姓。结果,竟忘了刚刚老师提的是什么问题……把笔者弄得很狼狈。惊悸之余,我又暗暗明白了,不怪人家女教师,而是我们自己的名字拼写习惯与多数民族不一样,“责任”还在我们自己！其实,在我国科技人员参加国际会议时,在与会代表名录中我们往往都很难一次找到自己的名字,因为人家常常根据多数人的习惯,把你的名当做了姓,又把姓排到名里去了,这算不算自找麻烦呢？在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的今天,我们的这一习惯,能不能重新反思,也在国际上“随一回大流” 呢？其实,硬性规定姓前名后,麻烦的还是中国人自己！于外国人并无太大干系,他们一般也并未有歧视中国人的心理或恶意。名字是你自己定的,谁让你跟大家习惯不一样呢,能怪人家不事先了解中国人名字特点再读么？因此,笔者建议国家权威机构规定：依照国际习惯,名在前,姓在后,即本文开头所提出的第一点建议。这样既与国际大潮流接轨,又与台港澳习惯的拼写方式一致。在这一建议中,还要补充：虽然拼写名在前,但在读念的时候,还是可以先读姓,也可以先读名,后读姓。因为,姓是全大写的,可以很方便地在看到名字的两部分时感觉到姓与名的份量和区别。尤其是重要的人物,如国家领导人或中国名人等,可不倒读以示尊重。这是否可以作为中国人名拼法的一个新的特点加以重申。对于笔者,即使人家先名后姓地称呼自己,被叫得多了也已经习惯。其实,根据实际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已经在其编印的英文简讯《CAS Newsletter》上试行将中国人名按上述方式拼写,效果很好。如：路甬祥,早已拼作Yongxiang LU; 陈景润,拼作Jingrun CHEN;吴文俊,拼为Wenjun WU……但不可一概而论,对国际知名海外华裔著名科学家或历史人物,则需保持其已经惯用的传统拼法,不能按汉语拼音写,以防止造成误解。如：丁肇中,仍写Samuel C.C.Ting;杨振宁,拼为Chen-Ning Yang;孔子,仍应拼为 Confucius,不能拼为 Zi KONG或Fuzi KONG等等。在中国人名拼写中,还有一个难以解决又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这是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时未能解决的问题。用这个方案拼写中国人名已经使用了近半个世纪,并得到国际组织的承认,但同音词问题,似不应搁置不进。任何文字和拼写规则都是在应用中发展的,国家语委应当进一步着手解决同音词(字)的区分问题,至少应先从人名拼写着手,逐步实现每个汉字的拼法的单一性。笔者认为,区分同音字问题,可首先从区分汉语四声调开始,第二步再研究区分同音同调字。其实,区分四声已经在地名拼写规范中有了先例。如：山西和陕西,就将陕西的“陕”字(第三声)用复写元音的方法做了区分,即：山西Shanxi,陕西Shaanxi。语言专家周有光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一些区分四声的方法。如可以把四声字,在拼音末尾加一无声字母(如h),那么,新：xin,信：xinh;云：yun,运：yunh。总之,看来办法还是有的,至少可以先区分中国人的同音异调姓,如：王和汪,金和靳,范和樊,阎与晏,温与闻,姜与蒋,唐与汤,徐与许……中国姓氏是很有限的,要区分有限的姓氏同调问题,似并不十分困难,只是我们对这方面的需要是否迫切的问题,同时需要权威部门下决心出面制定规则。固然有关部门在这方面采取步骤是应该谨慎的,但目前汉语拼音在应用了近50年的基础上,也应有所改进和发展。文字(包括拼音)总是在使用中发展的,完全停留在约定俗成一个方面上是不行的。想一下子就制定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完美方案也是不现实的,还需要权威机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推行一些新规定,来规范和发展语言的拼法,即区别每个汉字的拉丁字母转写方案。法国语言在其发展史上,其权威机构法兰西学院就为了规范其语言的拼写甚至读音,强行颁布过众多规定,几百年的事实证明,虽然要经过一个过程,但社会公众还是可以接受和习惯的。这一点,是否值得我们借鉴。